疫情在悄无声息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回首我的阅读生活，清晰可见的变化有两个，一是实体书店逛得少了，买书多在网上，且奉行“少而精”的原则，非必要不下单。二是以往爱听的名家讲座活动多从线下转到线上，使我开启了“云端听讲”模式。唯有读书一如既往热情不减，旧书主要围绕自己感兴趣的专题来读，新书则跟着各类榜单推荐的好书一路读过去。
读书是很个人化的事情，值得推荐的好书自然也有不少，但要说到2021年最让我心动的一本书，却是姗姗来迟，2021年9月由世纪文景出版，美国汉学家倪健（Christopher M.B.Nugent）教授的专著《有诗自唐来：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
之所以心动于这部书，首先是因为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唐诗，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化经典，经过千百年来无数人的口诵笔传，影响了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我们从孩童时代就学唐诗背唐诗考唐诗，成年之后发个微信朋友圈还喜欢秀两句唐诗咏物抒怀，可以说唐诗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脉之中，与我们相伴成长。可是，环顾手边那些关于唐诗的书，多半是对诗句的读解和鉴赏，还有一些是与诗人有关的历史故事。如果我们不是习惯了接受现成的标准答案，而是善于寻根溯源式的追问，那么，很多书读了就会感到不解渴，就会很自然地想知道，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最初是如何写成的？我们今天脱口而出的句子与彼时长安城中妇孺皆知的那些是否有区别？是怎样的社会文化因素促成了诗歌形式与文本内容的多重变迁？这些，正是倪健试图用自己的研究去逐一回答的问题，也是此书最令我心动的地方。正是这些问题催生出一项很有意义也极有意思的研究。正如倪健所言，中国古诗研究一向习惯的做法，就是根据个别字词的使用来衡量作品的成就，而他所做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阐明诗歌在唐代的物质生命，包括最开始的口头吟诵或书面表达在内的漫长曲折的传播路径。在他看来，唐诗不只是吟风弄月或观海听涛，文学属性之外，也是“具备特别物理特性的物体”，有时体现为纸上的墨迹，有时呈现为稍纵即逝的空气中的声音震动，都能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知识。换句话说，阅读一首写在寺庙墙壁上的诗，或是在酒馆听人吟唱一首诗，其中都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尤其是当它们不同于我们当下捧读的现代排印版本时，通过比较对照，更能发现在唐代人们如何创作、传播和接受一首诗。《全唐诗》收录近五万首诗歌，要从这浩如烟海的唐诗中找到具备独特条件的研究对象并非易事。倪健凭借他的敏锐眼光，自信找到了最恰当的一首诗来诠释“敦煌诗歌写本中的文本变动”，这个样本就是唐代诗人韦庄的长篇叙事诗《秦妇吟》。根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证，这首诗写于公元886年，用文学语言记录了黄巢起义时长安城陷落的史实。但由于其中两句诗“内库烧为锦灰堆，天街踏尽公卿骨”得罪了当朝官员，韦庄在晚年讳言此诗，甚至在弟弟韦霭给他编定《浣花集》时不予收录，使这部作品失传千年之久，直到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秦妇吟》的手抄写本，这首诗才重见天日。倪健的研究犹如私家侦探在分析一件重要的物证，他的目光久久停留在这8份敦煌写本之上，从抄写者的用笔习惯、涂改情况甚至墨迹的浓淡，到手卷所用纸张的尺寸大小、便携程度以及构成材质，详细对比了不同写本之间的差异和变动，并据此归纳出11种不同类型的诗歌变体，反复验证关于这些变化产生原因的种种推测，尽可能还原出一首唐诗如何在作者、抄写者和读者之间完成传播的完整过程。唐诗世界的魅力不仅来自那些生动有趣的传奇故事，有时爱情故事也是颇具浪漫色彩。一位士兵无意间发现自己穿的兵服上绣了一首小诗，内容是感叹边疆生活的困苦，诗句中流露出来世再见的愿望，继续追问下去，得知这些兵服系深居皇宫的宫女缝制，于是不了了之。但此事不知怎的传入唐玄宗的耳中，在他的过问下，绣诗的宫女被找到了，皇帝亲自做媒，将她许配给那位找到她诗作的士兵。倪健由此生发感慨：“只有通过书面文本的媒介，这位女子的诗才能在文本内容得以保密的情况下找到一个遥远的读者。”在这部书的结论部分，倪健写下他的研究心得：“唐诗是顽强的；它在叛乱和革命中幸存，从早已消失的口齿传到写本，传到印刷的纸业，甚至传到电子的零一编码。”是的，唐诗历经千年仍旧熠熠生辉，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活力，对文化自信又多了一份发自内心的认同感。读罢此书，当我们再次诵读一首唐诗时，心中应当充盈着对文化的尊崇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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