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晋江虽地处东南沿海,没有中原地区古老的文化底蕴,也没有江浙文人盛名的才情,但晋江仍出现了相当一些大才子、大学问家,他们的一些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从唐宋到明清,晋江文人的一些重要的著作,在文史发展史上写下了深刻而辉煌的篇章。
唐代时,已经有一些晋江文人在全国开始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是欧阳詹(公元755—800年),贞元八年(792年),欧阳詹首登龙虎榜,被称为“温陵甲第破天荒”,他开八闽文教的先河,其声誉响及江淮,进而扩展到京师。他的《欧阳四门集》是当时的重要著作,特别是在文艺理论方面,他的《自明诚论》突破了当时文坛的习惯主张,超越时代,倡导求“真”的意境,富有创造性。正如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李贻孙为《欧阳四门集》所写的序中所说的:“君之文新无所袭,才未尝困。精于理,故言多周详;切于情,故叙事重复,宜司当代文柄,以变风雅。”欧阳詹的主张可谓文新、理精、情切。当年,他与贾稜、韩愈等同登龙虎金榜,贾第一,欧阳第二,韩愈第三。他与韩愈同是古文运动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韩愈称他的文章“切深,喜反复,善自道”。如果不是欧阳詹早去世二十四年,他大有可能与韩愈齐名,其影响也不会亚于韩愈。
欧阳詹
宋代时,嘉祐年间的宰相,晋江人曾公亮(999—1048年),也是大著作家,他除了参加编撰《新唐书》外,还著有重要的史书《英宗实录》和《元日唱和诗》《勋德集》《演皇帝所传风后握奇阵图》等。特别是他奉宋仁皇帝之命编撰的《武经总要》,是我国最重要的兵器史著作之一。他编此书历时四年(1040—1044年),较全面地总结前人关于研制火药、火器的经验。
《武经总要》
《武经总要》全书共四十卷,分前后两集。在第十一和十二卷中,记录了引火球、蒺藜火药、毒药烟球三种火药配方。这是世界上最早关于火药制造配方的记载,为我国第一批军用火器的发明和制造作了理论总结。《武经总要》还记载了我国制成的第一批军用火器。如火球类和火箭类的引火球、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烟球、毒药烟球等。《武经总要》为中国和世界的火器发展史和军事技术发展史,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成为世界上许多研究兵器的史学家的珍贵资料。
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对《武经总要》作了高度的评价:“《武经总要》提及的火药配方,较所有其他文明国家的记录为早。欧洲第一次提及火药时间是在1327年,或是1285年之间,总之,是在1044年很久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公亮的记载要早得多。日本兵器史家马成甫先行在他所著的《火炮的起源及其流传》一书中,在经过对世界各国有关方面资料的对比鉴定后认为,《武经总要》的记录,充分证明了中国是世界最早发明火药和首先使用火药的国家。
北宋时,还有一位晋江人是著名的史学家,他叫吕夏卿,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进士,历经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他曾任史馆检修同起居注,协助欧阳修和宋祁编纂《新唐书》,在仁宗皇祐元年(1048)被任命为编修唐书史官转秘书丞。《新唐书》编纂前后历经十七年,更换十余人,只有吕夏卿和范镇二人自始至终担任编纂工作。
吕夏卿
吕夏卿主笔编撰《新唐书》“四表”中的“三表”:《宰相年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相较于全书二百五十卷来说,“三表”共计九卷,其卷数比例确实不大,但所占篇幅却很多,几乎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因此,时人均称吕夏卿在编纂《新唐书》中功劳最大。而且,吕夏卿所修的《新唐书》世系诸表,也是书中纪、志、表、传四个部分中最好的部分之一。
在编纂《新唐书》过程中,欧阳修推荐吕夏卿前往西京内、中、省、寺、留司、御史台及鸾和诸档案库,检校唐、五代以来的奏牍案簿,吕夏卿抓紧机会,广泛搜集天下碑刻和历代氏族谱志,辑成《唐文献考》《古今世系表》和《唐兵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吕夏卿通过参与编撰《新唐书》,写成了《唐书直笔》。该书被认为是北宋“义例之学”的代表,它以《春秋》褒贬书法为指导,通过“例”来见“义”。主张兼采《春秋》三传,既借鉴《左传》对《春秋》“例”的阐发,又取法《公羊传》与《谷梁传》注疏《春秋》时所体现出的“微言大义”。对宗传理念的重视,使其笔法强调“例”的规范。与《新唐书》在整体上笔法粗犷、忽视细节、书法不够谨严相比,《唐书直笔》的书法在一定的程度上避免以个人好恶取舍史料、史料删减严重等弱点。这种严谨的书写历史的精神也体现在《新唐书》吕夏卿所编纂“三表”部分,与本纪部分的书法有所不同,所以,《宋史》称赞吕夏卿:“学长于史,贯穿唐史,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折中整比,取其精华;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云。”
宋绍兴年间,晋江还出了一位很有名的地方志学家,他就是梁克家(1127~1187年)。他是绍兴三十年(1160年)状元,曾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的梁克家,他著有《中兴会要》200卷、《梁文靖集》和《诗文奏议外制》等。而他在史学方面最大的贡献是编纂了《三山志》。此书是福建省现存年代最早的地方志,入编清代《四库全书》。梁克家在福州任上写成此书。他积极搜集当地人文、物事、风俗、掌故,编纂成这一地方史名著。福州曾在唐天宝元年(742年)名为长乐郡,所以,《三山志》又名《长乐志》,原书40卷,后人增订2卷,现为42卷,分为地理、公廨、版籍、财赋、兵防、秩官、人物、寺观、土俗九大类。各类之下又条分细目,体宏记博。记载了当时福州所辖闽县、侯官、怀安、长乐、福清、连江、罗源、长溪、古田、宁德等12县的历史、自然、社会、人文各方面情况。作者曾说该书是想“上穷千载创建之始,中阅累朝兴革之由。”
梁克家
《三山志》所记载的五代闽国史实,弥补了正史中记载的不足,是研究五代闽国历史的珍贵资料。陈衍在《福建通志》称《三山志》说:“考究福建省会掌故者,要必以是者称首选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该书是“其志主于记录掌故,而不在夸耀乡贤,侈陈名胜,固亦核实之道,自成志乘之一体,未可以常例绳之。”如今读来,还能感觉到该书采摭丰富,体例详备,精简古雅,文笔流畅。
宋绍兴年间,还有一位晋江人后移居永春的学问家,叫陈知柔。他是绍兴十二年(1142年)进士,曾任建州、漳州教授和贺州知州。陈知柔遍游名山大川,吟咏怡情。朱熹任同安主簿时,曾两度拜访陈知柔,两人结为忘年知交,携手同游名山胜景。陈知柔去世时,朱熹还专为他写祭文。陈知柔著有《易本旨》《易大传》《易图》《春秋义例》《古学并图》《诗声谱》《论语后传》《诗话》《梅青传》《诗骚古赋》《杂著》等。他是泉州深入研究易学比较早并有好几本易学专著问世的著名学者,陈知柔与朱熹的易学讨论对《周易》以后在闽南的研究、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陈知柔也是闽学初创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易本旨》、《易大传》、《易图》等是明清闽南易学研究者喜欢读的名著。
南宋时,晋江人曾慥,更是一位大学问家,他曾任户部员外郎、擢大府正卿,号至游子。他晚年学养生,潜心至道,相信道教神仙之说。他广泛采集前辈所录神仙事迹,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编纂成《集神仙传》(简称《集仙传》),这部书是继刘向《列仙传》、葛洪《神仙传》、沈汾《续仙传》之后的重要的神仙传记。在《集仙传》中,他将得于碑碣的前代神仙事迹编于卷首,将那些年代不可考的神仙事迹列于其次,将那些见于宋朝的神仙事迹列于第三,而将那些不知其姓名者皆附于卷末。他将神仙分为轻举仙(以炼形、气、神而成仙)、尸解仙(以坐脱立亡而成仙)、火解仙(因植有宿根而成仙)住世仙(因炼丹而功成仙就)和缘分仙(遇至人不假修为而成仙)等几种。
在仙道研究方面,曾慥的最大成就是编成宏大的《道枢》。他从众多道学书中,选录大量修道养生的资料,编撰成书,形成划时代的巨著《道枢》。此书有四十二卷,共一百零八篇。他辑录原文,加以串写,定以篇名,又在每篇名下,以四言四句,提示其主要内容,表现选编者自己的观点。如《玄轴》篇的提要是:“心劳神疲,与道背驰,冥心湛然,乃道之几。”点明了安心养神是道教修炼的主旨。又如《内德》篇的提要是:“三业七情,既澄其源,五神守脏,三一永存。”点明佛道结合的修养追求。而在《坐忘下》、《容成》、《周天》、《水火》、《坎离》、《火候》、《甲庚》、《昆仑》、《服气》、《呼吸》、《修真》、《真一》、《五行》、《众妙》、《入药镜》等十五篇中,均用“至游子曰”的形式,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
比如,在《众妙》篇中,写着:“至游子曰:吾有性命之宗,世未之知也,上纳于气,下勿泄于精,于是运之与玉池之渊相合,久而斯为丹矣,斯吾之性命也。”曾慥编《道枢》并不是简单的选录前人的资料,而是及时明确地表明自己的体会和观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道枢》评价说:“大旨主于清心寡欲,而归于坎离配合,以保长生,且力辟容成御女之术,言颇近正。”《道枢》是一部容量巨大、保留了南宋以前道教内丹养生学丰富资料的道教名著,同时也是一部表现曾慥道学研究心得的重要著作。后来,明代的《正统道藏》和清代的《道藏辑要》,皆收录该书。
除《道枢》外,曾慥的另一部重要的著作是《类说》,他从二百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中,选编辑录出“可以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的可贵资料,编为宏宏大观的《类说》五十卷。该书卷一为《穆天子传》、《汉武帝内传》、《赵后外传》、《杨妃外传》、《列女传》等。卷二为《高士传》、《逸士传》、《名臣传》等。卷三为《列仙传》、《神仙传》、《续仙传》、《高道传》等。卷四到卷十二为杂记、游记、集异记,如《西京杂记》、《庐山记》、《述异记》等。卷十三到卷十九是谈艺录、休闲录、见闻录,如《琵琶录》、《茶》、《乐府杂录》、《见闻杂录》、《卷游杂录》等。卷二十为《传灯录》。卷二十一为王朝遗事,如《开元天宝遗事》、《大唐遗事》等。卷二十二到卷二十四为博物、异志,如《博物志》、《博异志》等。卷二十五到卷三十六是第三册,为史书、子书、世说、传奇,如《国史补》、《淮南子》、《世说》、《传奇》等。卷三十七为各种经书,如《内经》、《山海经》、《相马经》、《相鹤经》等。卷三十八为《孔子家语》、《韩诗外传》。卷三十九为兵书,如《孙子》、《尉繚子》、《武经七书》等。卷四十到卷四十八为杂编、闲览、录遗,如《杜阳杂编》、《遯齐閑览》、《岭表录遗》、《齐民要术》等。卷四十九到五十为地理、杂说,如《地里新书》、《佛书杂说》等。卷五十一是谈诗,如《古乐府》、《津阳门诗》等。卷五十二到卷五十五为闲谈、清话,如《秘阁闲谈》、《玉壶清话》、《大酒清话》等。卷五十六到五十七为各种诗话,如《古今诗话》、《欧公诗话》、《西清诗话》等。卷五十八到五十九谈书画墨砚等,如《书品》、《画品》、《墨藪》、《砚谱》等。第卷五十为《拾遗总录》。
有人把这部《类书》看成是丛书之祖,确实是有道理的,它开创了分类集成各种著作之先河。曾慥的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此外,他还著有《高斋漫录》一卷,“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迹,以至文评诗话,诙谐嘲笑之属,随所见闻,咸登记录”,同时还编有《乐府雅词》三卷、《宋百家诗选》五十卷、《通鉴补遗》一百篇等。
除此之外,宋代晋江人的著作还有不少,如王安石罢相后代为执政的吕惠卿(1032—1111年)著有《新史吏部式》《县法》《弓试》等。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进士、曾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的蔡确(1037—1093年),著有《元丰司农敕令式》《礼文》等。代梁克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的曾怀(1100-1172年),著有《梁克家文集》《梁克家奏议》等。
曾从龙遗迹状元井
宁宗朝知枢密院的曾从龙,有《奏议》《诗文集》等。乾德四年(966年)进士、曾任龙图阁直学士的陈从易著有《西清奏议》二卷、《中书制稿》五卷、《泉山集》二十卷,同时还以知制诰的身份参与修撰《册府元龟》的工作,这是一部大型的类书,前后经过九年才完成,全书对宋前史籍的辑佚和校勘工作很有价值。《四库全书总目》对《册府元龟》一书有较高的评价“考订明晰,亦多可资览古之助。……能甄综贯串,使数千年事无不紊理秩然也。”
另外,永春人徒居晋江的庄夏,淳熙八年辛丑(1181年)进士,他曾任宗正少卿兼国史编修官、权直学士院兼太子侍读,他著有《礼记解》、《国史大事记》十帙、《典故备志》五帙及《遗文》十二卷诸书。宝庆二年(1226年)进士,曾任迁刑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的洪天锡著有《经筵讲义》、《通礼辑略》、《味言发墨》、《阳岩文集》、《洪文毅奏议》等。南宋隆兴元年进士,曾任礼部尚书、签书枢密院事的傅伯寿(1138—1223年)是《高宗实录》500 卷、《孝宗实录》500 卷、《光宗实录》100 卷的主撰者之一。
总之,宋时晋江人的著作,已在相当一些方面达到了全国文化历史研究的前列,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到了明清两代,由于更多由晋江人撰写的有影响的文史著作的出现,其影响更大、更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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