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阳卧读录(二)
作者:周立民
杨栋:《锦鸡集》
(中华文化出版社2018年9月版)
会议休息时,杨栋老师说:送你一个“女人”和一本书。我以为是穿花棉袄的山西小妞,谁知道是爱唱歌的摩登女郎。书就是这本《锦鸡集》,收他鸡年的小说和散文。杨栋爱孙犁,印的集子开本不大、封面素雅,也有孙犁之风。不过,杨栋好像比孙犁写得还多,前几年我就收到他厚厚的八大卷文集。正好,开会时章海宁先生送一枚萧红诞辰107周年纪念明信片,我就以纸为刀,裁开了这本毛边的《锦鸡集》。
集中有篇《回乡记》很有意思,写他回沁源梨和村老家的事情。这篇作品有两种话语在搏斗,一种是那些“大词儿”,乡村振兴,发展旅游,引进产业,精准扶贫,生活怎么样,文末作者的诗里还有:“白墙红瓦小别墅,门前开遍太阳花。”一面是“闲话”,是从村人口里说来的闲言碎语,它似乎迎合着大词儿,却不断地在解构它。
比如,老会计宝山叔说:“他们引进产业,引不来大机关、大企业、大老板,引来了个养老院,尽是养的些痴子傻子聋子拐子,满村走的些残疾人。唉。”他怀念历史上驻过太岳中学的时代,学生们天不亮就起来跑步,“夸夸夸,夸夸夸,哪像现在黑塌火熄的样子。”作者是满嘴报纸社论的大词儿:“现在上面要搞乡村振兴,咱村还会兴旺起来的。”对方则说得实在:“没钱办不成事……”(第95页)到庆川弟弟家,作者在高唱“要想富,先修路”,可是庆川说种点山药蛋都卖不出去,“去年我家就只收入了两千来块钱。让人咋样活?”(第95页)就这样作者送给庆川的一幅书法作品还是“晴耕雨读”呢。
或许,整本集子里都是这样分裂的话语,我在不适应中适应,在适应中看到了当代写作的缝隙,不,是巨大的鸿沟,倘若跨不过去,写作者就摔倒在这沟里了。
东莞图书馆主办:《易读》
(2018年第3期)
在我收到的民刊中,《易读》是印制最漂亮的一种,细长条的开本,内文全四色印刷,设计也典雅,每期还有一个精美小书签。遗憾的是,刊发的文章多选摘和转载。最近大概在提高原创率,我读到的这期对旅美散文家刘荒田的采访就是刊物自己做的。
刘先生谈到,到美国以后养成的读书习惯:坐车读书。我也有此爱好,不能说是爱好啦,习惯而已。特别是坐地铁和坐高铁时。我也买了很多小开本的书,它们更适合车上读,坐几次车就读完一本。最无奈,是读到精彩处,车到站了,这好比深夜读书,油干灯灭,书页昏暗字迹看不到了,可是,头脑中的内容却依然亮着,那种不甘比喝了醋还难受。记得有一次,我实在不忍合上书,就坐在站台的椅子上,看完了那一章才出站。
高铁上可以读长一点的作品,自从发现从上海到北京的高铁,可以读完一部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后,我到北京几乎都坐火车了。不过,千万别坐在哪个爱闹的小兔崽子旁边,还有那些不讲究的看手机电视剧的,也不戴耳机,就那么外放。那个时候,我真恨没买一袋胡椒面撒他一脸。
曾纪鑫:《凭海说书》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8年8月版)
头一篇《书外有书》,说过去认为书是读和用,对于版本、印数、装帧等向不关注,后来参加了全国读书年会后,明白书实用价值之外还有审美等价值,开始关注毛边本、签名本等。看来,年会是灵丹妙药啊,不过,希望不是以毒攻毒,矫枉过正。
先说前面,读书不讲究版本,那是穿衣服不讲面料、款式。我曾经去参观藏书暴发户,书多还真是多,但是多是滥书,就是他不大明白,哪怕是当代出版的书也是有版本讲究的。我也曾见某学者写文章称引经典作品,用的是草台班子出版社地摊本,此公虽然口若悬河,总让我摆脱不了他“未入门”的印象。各行各业都是有门槛和行规的,这个不能不当回事,读书了解一点版本之类的知识,也是进门的资本。
然而,另一个极端是版本狂、签名狂、题词狂,把读书当作娱乐界的追星,一哄而上,还有人在炒作签名本,这未免有些过分。尤其是,连坐着的那个人是唱什么歌的都不知道,还疯狂地凑上前去要签名,这让读书的风雅沦为行为艺术的疯狂。
我也经常请人签名,一是这都是自己的师友,是情谊的记录。二是这是我喜欢的书,敬佩的作者,甚至对我产生影响的书,这是心灵的纪念。总之,要跟我有些关系,这样,即便不是什么海内文豪的,我也觉得情义无价,照样珍惜。
周音莹主编:《暨阳书缘》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8月版)
这是2017年在诸暨召开的第十五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文集,第一部分“民间书声”保留了不少民刊史料。第二部分“年会记录”,则是参会者从不同角度的私人记录。有人提到我的所谓“独特”的主持,如韦力先生说:“周先生的主持颇具特色,在主持人席上宣布让大家随意上台发言,他不点名也不点评,只是坐在主席台的侧旁翻看手中的资料。”“这样的开会方式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但接下来的井然有序却让我对周立民的主持方式刮目相看。”(第72、73页)既然是打着“民间”的招牌,自由灵活一点嘛。就怕我们官腔和追逐官腔惯了,反倒不会说自己的话了。不过,有时候也不能中了“民间”的蛊。张炜在《也说李白与杜甫》(中华书局2014年7月版)中说:当今社会有这样两种人,做稳了“倡优”和想做“倡优”而不得者。不得者动辄大举标榜“民间”,那也是扭曲的“倡优”心态。(第334页)这话值得深思。
需要深思的还有办了十五六届的民间读书年会,它的方向和内容究竟应该是什么?如果只是读书人的卡拉OK,那么领着小妹直奔歌厅就完了。如果是政府搞全民阅读的花瓶,那你还不如去社区图书馆当志愿者呢。
子聪:《闲话开卷》
(文汇出版社2018年8月版)
前几天,董宁文兄问我是否拿到第七辑“开卷书坊”,我说社长大人说要寄,我还没有收到。都是忙人,无所谓了。宁文大概觉得有所谓,很快就把《开卷闲话》寄来了,正是读书年会开会的前几天。
我有些心急,翻啊翻啊,总算翻过五个人的序,才看到目录。(真是抱歉,我知道写序是个苦差事,但是,还是无情地忽略了它们)忘了《闲话》出到第几本了,本卷是2016年5月至2018年2月的记事,虽说近在眼前,也已成为历史,如今重读,别有一番滋味。
比如写到2016年7月28日午后1时39分陆谷孙先生的去世。我印象很深,那天,在家写字。看到消息,外面下着瓢泼大雨,天也突然暗了下来。我坐在书房的小沙发上呆了许久。我与陆先生没有交往,最多只是在校园里对面走过又不敢打扰他,但是读过他的书,尊敬他,便觉得这样一个人怎么就走了呢?这其实是个傻问题,但是,我又能做什么……看宁文的记录,又引起我的回忆,那天黑云疾雨的画面在我的脑海清晰如昨。由此,看这些更觉得《闲话》拉拉杂杂却意义非凡。又如屠岸先生去世前写了一篇谈舒芜的文章,《闲话》中几次记下屠岸此文的想法,大有献给历史的证词的意味,这是很重要的文献。
“开卷书坊”,每年一辑,能够长盛不衰,董宁文的坚持很重要,所收的每本书质量、特色更重要,这也是它在同类读物中出类拔萃的关键。今年上海书展期间,一天下午,我用导航找到了在铜仁路小区里的一个画廊,那么多人聚在一个小屋子里,仿佛当年热血青年秘密聚会。我讲了几句闲话,后来澎湃新闻发了一个稿子,用了一段,我自己看着都莫名其妙。还是自己改一改吧:
宁文一套套编书,我认为他是在营造一种氛围,读书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氛围。在这个时代里,知识分子相互间的这种氛围非常非常重要,它会让人不孤单,让人获得面对黑暗的勇气,又能让这些汇成一股力量影响和感染更多的人。在今天,知识分子要有基本共识,要携起手来,而不是哼哼唧唧高傲矜持。也许正是在今天,站着说话的人太多,而埋头做事的,这么多年只有董宁文这样的少数。“开卷书坊”无形中承担着让大家聚合起来的功能,包括每年上海书展大家有一次短暂的相聚,也是相互鼓励,也是寻求力量,它的意义超越了丛书本身。
(2018年9月19—20日于地铁上)
周立民先生:于1973年出生辽宁,于2007年进入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特聘教授。
文案编辑:情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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