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阳卧读录(二)
作者：周立民
杨栋：《锦鸡集》
（中华文化出版社2018年9月版）
会议休息时，杨栋老师说：送你一个“女人”和一本书。我以为是穿花棉袄的山西小妞，谁知道是爱唱歌的摩登女郎。书就是这本《锦鸡集》，收他鸡年的小说和散文。杨栋爱孙犁，印的集子开本不大、封面素雅，也有孙犁之风。不过，杨栋好像比孙犁写得还多，前几年我就收到他厚厚的八大卷文集。正好，开会时章海宁先生送一枚萧红诞辰107周年纪念明信片，我就以纸为刀，裁开了这本毛边的《锦鸡集》。
集中有篇《回乡记》很有意思，写他回沁源梨和村老家的事情。这篇作品有两种话语在搏斗，一种是那些“大词儿”，乡村振兴，发展旅游，引进产业，精准扶贫，生活怎么样，文末作者的诗里还有：“白墙红瓦小别墅，门前开遍太阳花。”一面是“闲话”，是从村人口里说来的闲言碎语，它似乎迎合着大词儿，却不断地在解构它。
比如，老会计宝山叔说：“他们引进产业，引不来大机关、大企业、大老板，引来了个养老院，尽是养的些痴子傻子聋子拐子，满村走的些残疾人。唉。”他怀念历史上驻过太岳中学的时代，学生们天不亮就起来跑步，“夸夸夸，夸夸夸，哪像现在黑塌火熄的样子。”作者是满嘴报纸社论的大词儿：“现在上面要搞乡村振兴，咱村还会兴旺起来的。”对方则说得实在：“没钱办不成事……”（第95页）到庆川弟弟家，作者在高唱“要想富，先修路”，可是庆川说种点山药蛋都卖不出去，“去年我家就只收入了两千来块钱。让人咋样活？”（第95页）就这样作者送给庆川的一幅书法作品还是“晴耕雨读”呢。
或许，整本集子里都是这样分裂的话语，我在不适应中适应，在适应中看到了当代写作的缝隙，不，是巨大的鸿沟，倘若跨不过去，写作者就摔倒在这沟里了。
东莞图书馆主办：《易读》
（2018年第3期）
在我收到的民刊中，《易读》是印制最漂亮的一种，细长条的开本，内文全四色印刷，设计也典雅，每期还有一个精美小书签。遗憾的是，刊发的文章多选摘和转载。最近大概在提高原创率，我读到的这期对旅美散文家刘荒田的采访就是刊物自己做的。
刘先生谈到，到美国以后养成的读书习惯：坐车读书。我也有此爱好，不能说是爱好啦，习惯而已。特别是坐地铁和坐高铁时。我也买了很多小开本的书，它们更适合车上读，坐几次车就读完一本。最无奈，是读到精彩处，车到站了，这好比深夜读书，油干灯灭，书页昏暗字迹看不到了，可是，头脑中的内容却依然亮着，那种不甘比喝了醋还难受。记得有一次，我实在不忍合上书，就坐在站台的椅子上，看完了那一章才出站。
高铁上可以读长一点的作品，自从发现从上海到北京的高铁，可以读完一部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后，我到北京几乎都坐火车了。不过，千万别坐在哪个爱闹的小兔崽子旁边，还有那些不讲究的看手机电视剧的，也不戴耳机，就那么外放。那个时候，我真恨没买一袋胡椒面撒他一脸。
曾纪鑫：《凭海说书》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8年8月版）
头一篇《书外有书》，说过去认为书是读和用，对于版本、印数、装帧等向不关注，后来参加了全国读书年会后，明白书实用价值之外还有审美等价值，开始关注毛边本、签名本等。看来，年会是灵丹妙药啊，不过，希望不是以毒攻毒，矫枉过正。
先说前面，读书不讲究版本，那是穿衣服不讲面料、款式。我曾经去参观藏书暴发户，书多还真是多，但是多是滥书，就是他不大明白，哪怕是当代出版的书也是有版本讲究的。我也曾见某学者写文章称引经典作品，用的是草台班子出版社地摊本，此公虽然口若悬河，总让我摆脱不了他“未入门”的印象。各行各业都是有门槛和行规的，这个不能不当回事，读书了解一点版本之类的知识，也是进门的资本。
然而，另一个极端是版本狂、签名狂、题词狂，把读书当作娱乐界的追星，一哄而上，还有人在炒作签名本，这未免有些过分。尤其是，连坐着的那个人是唱什么歌的都不知道，还疯狂地凑上前去要签名，这让读书的风雅沦为行为艺术的疯狂。
我也经常请人签名，一是这都是自己的师友，是情谊的记录。二是这是我喜欢的书，敬佩的作者，甚至对我产生影响的书，这是心灵的纪念。总之，要跟我有些关系，这样，即便不是什么海内文豪的，我也觉得情义无价，照样珍惜。
周音莹主编：《暨阳书缘》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8月版）
这是2017年在诸暨召开的第十五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文集，第一部分“民间书声”保留了不少民刊史料。第二部分“年会记录”，则是参会者从不同角度的私人记录。有人提到我的所谓“独特”的主持，如韦力先生说：“周先生的主持颇具特色，在主持人席上宣布让大家随意上台发言，他不点名也不点评，只是坐在主席台的侧旁翻看手中的资料。”“这样的开会方式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但接下来的井然有序却让我对周立民的主持方式刮目相看。”（第72、73页）既然是打着“民间”的招牌，自由灵活一点嘛。就怕我们官腔和追逐官腔惯了，反倒不会说自己的话了。不过，有时候也不能中了“民间”的蛊。张炜在《也说李白与杜甫》（中华书局2014年7月版）中说：当今社会有这样两种人，做稳了“倡优”和想做“倡优”而不得者。不得者动辄大举标榜“民间”，那也是扭曲的“倡优”心态。（第334页）这话值得深思。
需要深思的还有办了十五六届的民间读书年会，它的方向和内容究竟应该是什么？如果只是读书人的卡拉OK，那么领着小妹直奔歌厅就完了。如果是政府搞全民阅读的花瓶，那你还不如去社区图书馆当志愿者呢。
子聪：《闲话开卷》
（文汇出版社2018年8月版）
前几天，董宁文兄问我是否拿到第七辑“开卷书坊”，我说社长大人说要寄，我还没有收到。都是忙人，无所谓了。宁文大概觉得有所谓，很快就把《开卷闲话》寄来了，正是读书年会开会的前几天。
我有些心急，翻啊翻啊，总算翻过五个人的序，才看到目录。（真是抱歉，我知道写序是个苦差事，但是，还是无情地忽略了它们）忘了《闲话》出到第几本了，本卷是2016年5月至2018年2月的记事，虽说近在眼前，也已成为历史，如今重读，别有一番滋味。
比如写到2016年7月28日午后1时39分陆谷孙先生的去世。我印象很深，那天，在家写字。看到消息，外面下着瓢泼大雨，天也突然暗了下来。我坐在书房的小沙发上呆了许久。我与陆先生没有交往，最多只是在校园里对面走过又不敢打扰他，但是读过他的书，尊敬他，便觉得这样一个人怎么就走了呢？这其实是个傻问题，但是，我又能做什么……看宁文的记录，又引起我的回忆，那天黑云疾雨的画面在我的脑海清晰如昨。由此，看这些更觉得《闲话》拉拉杂杂却意义非凡。又如屠岸先生去世前写了一篇谈舒芜的文章，《闲话》中几次记下屠岸此文的想法，大有献给历史的证词的意味，这是很重要的文献。
“开卷书坊”，每年一辑，能够长盛不衰，董宁文的坚持很重要，所收的每本书质量、特色更重要，这也是它在同类读物中出类拔萃的关键。今年上海书展期间，一天下午，我用导航找到了在铜仁路小区里的一个画廊，那么多人聚在一个小屋子里，仿佛当年热血青年秘密聚会。我讲了几句闲话，后来澎湃新闻发了一个稿子，用了一段，我自己看着都莫名其妙。还是自己改一改吧：
宁文一套套编书，我认为他是在营造一种氛围，读书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氛围。在这个时代里，知识分子相互间的这种氛围非常非常重要，它会让人不孤单，让人获得面对黑暗的勇气，又能让这些汇成一股力量影响和感染更多的人。在今天，知识分子要有基本共识，要携起手来，而不是哼哼唧唧高傲矜持。也许正是在今天，站着说话的人太多，而埋头做事的，这么多年只有董宁文这样的少数。“开卷书坊”无形中承担着让大家聚合起来的功能，包括每年上海书展大家有一次短暂的相聚，也是相互鼓励，也是寻求力量，它的意义超越了丛书本身。
（2018年9月19—20日于地铁上）
周立民先生：于1973年出生辽宁，于2007年进入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特聘教授。
文案编辑：情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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