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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应书友们“延伸阅读”的提议，专门带大家看看这册收录了范仲淹所有诗文的《范仲淹全集》！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原江苏古籍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薛正兴先生历时多年，精心研究，参校众本，订讹补阙，推出了这部内容丰富、资料齐全、整理精当、方便阅读、印制精美的《范仲淹全集》。
首先说内容之丰富。这是由范氏本身在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等方面的地位所决定的。范仲淹从政多年，主张革新政治，变法图强，仕途上三起三落；曾领兵西北，抵御西夏，巩固边防；曾为官多地，清正廉明，兴利除弊，重视教育，等等。其奏议、书信、策论、表文等，记录了范氏从事政治、军事及各种社会活动的心路历程，从多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范仲淹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其诗词文赋，多有像《岳阳楼记》《江上渔者》那样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富有文学鉴赏价值和审美意义。另一方面，整理者对范氏作品深入的研究，也大大丰富了本书的内容。作者认真研读范仲淹的文章，深入探讨范氏的精神，所作前言44页有数万言，其中分析范氏“先忧后乐”思想，“有着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那就是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参《前言》第 20—40 页），揭示范氏精神彪炳千秋的内在原因，有着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整理者以范氏诗文为内证，考证范仲淹的出生地、出生日（参第 756 页校记）、范仲淹幼年读书之地（参第 868 页校记）及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时的老师（参第 1016 页校记）等，丰富了《全集》的内容，亦为此整理本增添了不少学术价值。
其次说资料之齐全。新版《范仲淹全集》，是根据范仲淹十九世孙范能浚编集、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范氏家塾岁寒堂刻《范文正公忠宣公全集》中的《范文正公全集》整理校点的。该本收集篇目最多，编次更为合理，校勘较为精善，“视元明旧本尤备”，是学界公认的善本。新整理本以此为基准，就保证了内容的完整。上册的《范文正公文集》二十集，以存世最早的《古逸丛书三编》之五的北宋本为底本，又保证了内容的近真。全书又主要参校了元天历元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覆元刻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道光十年范氏家塾岁寒堂翻刻重刊本、清宣统二年范氏家塾岁寒堂重刻本、《丛书集成初编》据《正谊堂全书》排印本等版本（参《前言》第 41 页），凡重要异文或史事失实者，均进行考订校正，并在校勘记中加以辨析说明。为了方便读者了解与研究范仲淹及其著作，整理者参考前人的成果，新增三个附录，一是《范文正公集逸文》，二是《范文正公集续集》，三是《范文正公集著录和序跋》，为范仲淹研究增补了不少新的资料。如收入《丛书集成初编》的据《正谊堂全书》排印的《范文正公文集》，卷八附录《义庄规矩》有明范惟一《刻义庄家规叙》一文，向来为范仲淹著作版本研究者所忽略，本全集附录三即收入此文。
再其次说整理之精当。清代古籍整理的成就之所以超越前代，学者多以为关键在于清代“小学”的巨大发展，并将此运用于古籍整理。薛正兴先生师从洪诚先生和徐复先生等语言学大师，并且担任江苏古籍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多年，为《汉语大词典》分卷主编，主编有《李伯元全集》《刘熙载文集》《江苏地方文献丛书》等，个人整理《太湖备考》《百城烟水》《太平广记钞》《春秋衡库》等古代典籍。可以说，整理者既有深厚的学术素养、严谨踏实的治学作风，又掌握有关的方法，具有丰富的经验。笔者从事古籍出版工作近二十年，切身感受到编辑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学习和提高的过程。薛正兴先生校理《范仲淹全集》，实属行家里手。新整理本参考众多版本及相关文献，校正讹文数以百计。如《天骥呈才赋》：“矫矫焉鲸跃乎沧海，昂昂焉鹤出乎烦笼。”关于“烦笼”二字，薛正兴先生出校说：“四库本作'籓笼’，宣统本作'樊笼’。无烦改字。”指出字形问题。并进一步论证说：“烦笼，佛家语，意思是烦恼之牢笼，例《法苑珠林》卷四一：'烦笼幽闭，难成出离。’《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弥勒，汝久居圣位，已出烦笼，三僧只劫修行，百万生中精进。’可证。”（第 445 页）元代陈基《范氏复祖茔记》：“廷方即日具资粮屝屦，不远数千里致其父之命。”屝，各本均误作“扉”。作者按文意订正之。虽无版本之证，然其说实为理校之可信者。扉，指门扇，于义未安。屝，指草鞋。《左传》僖公四年：“若出陈郑之间，共其资粮屝屦之资，其可也。”杜预注：“屝，草屦。”可参证。刻本中此二字常有相讹例。整理者在校订本书讹误之际，还时常校正他书之误。如订正“王祐”为“王祜”之误，顺带指出“《宋史》卷二六九'王祐’，亦误”。（第 299 页）订正“田画”为“田昼” 之讹，顺带指出“中华书局 1980 年版《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第 797 页：'田画，《宋史》31 册 345 卷 10959页。’'田画’亦当改为'田昼’。”此类校记，实有益于读者举一反三。
最后谈谈阅读之方便。整理古籍的目的，是为了便于人们更好地阅读与研究古代文献，从而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播；从中汲取精华，作为现代文明建设的营养。故在形式上既要保留一些传统的方式，又要有利于现代阅读与研究。薛正兴先生在整理本书时，除做了分段、增加新式标点、校勘等古籍整理工作以外，还在专名号、字形的规范化等方面颇下了一些功夫，显示出一定的特色。专名号用以标示人名、地名、国名、族名、朝代名、年号、庙号、谥号、封号、建筑、寺庙等等专有名词。因专名号要标于有关字词之旁，排版麻烦，容易出错，所以现代的一般出版物大多不用专名号；但古籍中的种种专名往往不易辨识，容易造成混乱，为读者方便计，在标点古籍时最好还是标上专名号。而加上专名号的工作，可以说是古籍整理中一项比较繁琐而难度较大的工作。专名线既不能长，也不能短，还不能断。稍有不慎，就会出错，一些素称典范的图书也难免有误。如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李斯列传》：“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2550 页13 行） “必有乔松之寿”的“乔松”，指王子乔、赤松子，二人都是传说中的仙人，不是泛指，当分别加专名线。可见加专名线之难。而《范仲淹全集》中众多的人名、人的字号、职官名称、地名、年号等等，非常复杂，整理者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方便了阅读。至于对异体字、简繁字、新旧字形等的规范处理，也是古籍整理中非常复杂的问题，整理者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相信读者展卷后当有体会，这里不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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