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源词典的
徐文堪 黄河清
对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的研究，在汉语词汇史 、西学东渐史 、中日欧文化交流史和中国科技史等诸学术领域，都是极有意义的工作。最近十年以来，这方面的探索有了一定进展，但总的来说还比较薄弱，有待深入开展。另一方面，近年来各种类型的汉语词典的编纂和词典学（lexicography）研究都很活跃，但各类汉语词典对近现代汉语新词的词源都还缺乏详细的描述和说明。有鉴于此，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上海）合作，计划在现已搜集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一部中型的《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 (初编) 》，现在已经着手进行。
这部词典主要收录 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中期所出现的一部分汉语新词。其中有些词条，要上溯到明末清初传教士入华时代。这些词语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至今仍在使用，但也有一部分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了，不过仍有其历史价值。这一时期的新词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当时创造的 、代表新概念的词或短语；另一种是旧词增添新义的词。前者是词汇性新词，后者是语义性新词。本词典词目释义力求准确、简洁；对于语义性新词，先说明其原义，然后给出新义。例证是本词典的重要部分，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进行词源考证，因此必须尽可能给出早期书证，甚至是首见书证，并力求标出相应的年份。
不了解一个词语的发展历史，就不能全面 、准确地掌握其意义和用法。希望本词典能对从历史学、语言学和社会学角度阐述从外语译成汉语的学术用语的沿革和变化，也能作出应有的贡献。
语言词典的编纂，有赖于对词汇的深入研究。关于汉语词汇的发展历史，中国语言学的一代宗师吕叔湘 (1904 —1998) 先生曾经精辟地指出：
两千多年以来，从有书面记载的汉语历史看，汉语词汇各个时代发展很不平衡。有时几百年发展很快，有时又较慢。好像隋唐时代发展快，宋朝就慢些，晚近发展又快了。什么时候发展快，为什么快；什么时候发展慢，为什么慢，应该好好研究。其中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如佛教对汉语词汇发展的影响就很大，也需要专门研究。
吕先生所说的“晚近”，从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来看，我们以为可以指19世纪初至本世纪末。在这两百年中，特别是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经历急剧的变革，各种新事物、新概念层出不穷。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的深刻而巨大的变化推动汉语词汇不断更新 、发展，从而为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关于这一方 面的探索，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博士的专著《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1993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原著书名是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6 , 1993 。中译本由黄河清翻译，1997 年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由原著作者马西尼博士作过修订。
这本书的重点，是研究大量借词、译词、新词的引进与创造对于现代汉语词汇形成的影响。书中还附录了一个包含 500 个左右词目的词表，每个条目都给出了英语对应词和一些相关资料，包括词源以及分类等等。在此之前，高名凯和刘正先生出版了《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并与麦永乾、史有为先生一起编纂了《汉语外来词词典》，于 1984 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90年，岑麒祥先生编著的《汉语外来语词典》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91年，史有为先生的专书《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由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以上这些著作和词典，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本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的汉语外来词研究所达到的水平。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近年来一些日本和中国 、欧洲学者所倡导的中日欧语言文化交流的研究，如荒川清秀 、内田庆市 、沈国威 、高柏（Koos Kuiper）和周振鹤等诸位先生的论著。
例如：荒川清秀《近代日中学术用语の形成と 播──地理学用语を中心に》，白帝社，1997；内田庆市〈“西学东渐”与近代日中欧语言文化交流 ──以伊索寓言的译介为 例〉，《词库建设通讯》第20期，1999年，第1－9页；沈国威《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笠间书院，1994年；高柏〈经由日本进入汉语的荷兰语借词和译词〉（徐文堪译），《学术集林》卷 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204－243页；周振鹤《逸言殊语》，浙江摄影出版社，1998年。对近现代汉语新词研究的综合述评，可参看：沈国威〈新汉语研究に关すゐ思考〉，神户松荫女子学院大学国文学研究室编《文林》第32 号，1998年3月，第 37－61页。近年出版的引起广泛关注的专著还应提到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社，1994年。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于 1993 年创刊的《词库建设通讯》至今已出版 20 期，这是以探讨近现代汉语词汇为主要任务的专门刊物。关于近现代汉语词汇中从外语译成汉语的专业术语（学术用语）的产生 、沿革和变化，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工业大学共同从事的“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研究”（Studies i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Scientific Terminologies，简称 MCST）是迄今规模最大的研究项目，将对从历史学 、语言学和社会学等角度阐明现代汉语学术用语的发展历史作出重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之一曾长期从事《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作为一部大型的历史性语文词典，《汉语大词典》的编纂方针是“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理应对所收词语的词源尽可能作出详尽的描述。但是由于汉语古今著作浩如烟海，许多词语的源流一时难以弄清，《大词典》中还有相当部分的词语，特别是近现代汉语词语，没能做到源流分明，这是有待继续努力的。有鉴于此，1997-1998年，多位学者曾在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举行几次会谈。出席会谈的除了本文作者外，还有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的几位领导、美国费城宾州大学的梅维恒教授、上海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和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姚德怀先生。会谈的共识是：尽管编纂词源词典在许多方面还尚未成熟，但是，这还是一件值得尝试的工作，它可以填补目前的空白。于是，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合作，计划在现已搜集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一部中型的《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初编）》，现正着手进行，希望在 2000 年或 2001年内出版。需要稍作说明的是，我们使用“近现代汉语”这种说法，只是略指近现代历史时期，与中国语言学家所说的“近代汉语”、“现代汉语”这种语言史的概念有些不同。
关于“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请参阅蒋冀骋〈二十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载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 182－184 页。
追寻 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中期之前所出现的汉语新词的词源，往往要上溯到明末清初传教士入华时代。例如，“地球 ”、“南极”、“北极”、“赤道”等这些词，利玛窦（M . Ricci ）和艾儒略（G . Aleni ）在《坤舆万国全图》(1602年)与《职方外纪》（1623年）中先后使用过，并且沿用至今。当然，更多的当时的译名逐渐被后来产生的新译名所取代，而且有的现在已很难考索。下面想举出一个人名的例子略予说明。
《职方外纪》卷之二有一节讲到西班牙（以西把尼亚）：“国人极好学，有共学，在撒辣蔓加与亚而加辣二所，远近学者聚焉，高人辈出，著作甚富，而陡禄日亚与天文之学尤精。古一名贤曰多斯达笃者，居俾斯玻之位，著书最多，寿仅五旬有二，所著书籍就始生至卒计之，每日当得三十六章，每章二千余言，尽属奥理。后人绘彼像，两手各持一笔，章其勤敏也。”这里说的两所“共学”，指 Salamanca 和 Alcala 两所大学；“ 陡禄日亚 ”是神学（teologia）的译音；“俾斯玻 ”是主教（obispo）的译音。至于“多斯达笃”，谢方先生的校释本注曰：“人名，生平不详。”
其实，著名翻译家杨绛先生早已对此作了考释。杨绛先生翻译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时，在第二册第三章找到一位el Tostado，考出其人即阿维拉（Avila）主教堂阿朗索·李贝拉·台·马德里加尔（Don Alonso Ribera de Madrigal，1400──1455）。Tostado 则是他的绰号，意为“焦黄脸儿”，这是因为这位主教有吉普赛人的血统，面色焦黄，所以有此异称。这位著作等身的“多斯达笃 ”是汉文文献里最早出现的西班牙作家。
杨绛〈《堂吉诃德》译余琐掇〉，收入散文集《杂忆与杂写》，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208－210页。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明末清初各派教士所写的中外文著作和编制的地图 、词典等等资料价值极高，可惜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充分地予以利用。但是，只要有可能，我们在考察 19 世纪至 20 世纪出现的汉语新词的词源时，还是要尽量往上追溯。
我们所说的新词，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土生土长的，另一种是受外来影响产生的。本书的重点放在后者。以下所说的“新词”，也多属此类。
我们使用“新词”这一术语，而尽量少用“借词”“外来词”等术语，原因是关于汉语外来词语的归属和分类等问题，语言学界还存在较大的争议，而“新词”的涵盖面可以更广一些。香港《词库建设通讯》创刊后，曾围绕汉语外来词的名称展开讨论，提出了“汉 语外来概念词”、“汉语外来影响词”等名称。参阅：吴传飞〈论汉语外来词分类的层级 性〉，《语文建设》1999年第4期，第12-15页。关于现代汉语中的借词和译词的类型，参阅 Zdenka Novotna，“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Loanwords and Hybrid Words in Modern Chinese”，Archiv Orientalni.35(1967)，613-649；36(1968)，295-325；37( 1969)，48-75。
近现代产生的新词散见于各类文献，这些文献包括汉译《圣经》，英语课本和词汇集 、会话集，早期出版的各种英汉 、汉英词典，当时的报刊 、游记 、出使记 、条约集和文学作品等等。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对数量如此庞大的资料自然不可能一一穷尽，因此我们选择了一些新词比较集中的文献作为研究的基础，这些文献主要是：
一 、来华传教士撰写或翻译的西学书，以及这些人在中国创办的各种刊物；
二 、中国人写的使西日记 、西学著作，以及甲午战争前后由日文译成中文的各类书籍。
对这些语料，我们逐一仔细阅读，并予以摘录，输入计算机数据库，然后进行分析 、比较，确定词目，现已收词约 7,000 条。这些词语大部分现在仍在使用，也有一部分在当时出现过，现在已经不用了，但仍有其历史价值。
本词典收录的词语，主要有两种：一是当时创造的新词；二是在旧词的基础上添加了新义的词。前者是词汇性新词，后者是语义性新词。从所收词语的词类来看，以名词 、动词等居多。对于专科词（学术用语），近年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本词典也作了适当的收录；但对一般语词（日常用语）的探源工作还显得相当薄弱，因此我们特别希望能把一部分这类语词的产生 、发展和变化过程弄清楚。对于外国人名、地名，我们未予收录。
在研究这些汉语新词时，我们注意到：对于某些事物，开始时的命名并不是很恰当的，如 duckbill 曾被叫做“ 鸭嘴 ”，理哲（Richard Quanterman，1819－1895）在《地球说略》里说：“澳大利亚……有一物居水中名鸭嘴，嘴以首与足皆如鸭形，身似鼠而尾短，卵生而能哺以乳，亦异物也。”但这种动物实际上并不是禽类，而是哺乳动物，所以后来就在“ 鸭嘴 ”后面加了一个作为类名的“兽”字，变成“ 鸭嘴兽 ”（1903年已见此名），这就比较妥当了，并且沿用至今。对于“ 鸭嘴 ”这类“过渡词”，虽然现在已经不用了，但对它的历史作用应该予以肯定，因此，这类“过渡词”我们也酌予收列。对这类词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而且有时对某些学科（包括自然科学 、技术科学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演变也能提供一些旁证。
正如著名语言学家胡明扬先生指出的：“就现代汉语而言，什么是'词’一直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词’和小于'词’的'语素’的界限,'词’和大于'词’的'短语’的界限，在很多场合是谁也说不清楚的。”
胡明扬〈说“词语”〉，《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第3期，第 3－9页。
词典作为一种供读者查阅的实用的工具书，收录的条目自然大部分是“词”，但也不局限于“词”，小于词的字或语素 、大于词的词组和短语（包括专名 、术语 、惯用语等等），词典都可以适当收列。本书是一部探源的词典，我们也收录了少量短语和词组，如“语言文字”是个词组，其中的“语言”和“文字”两个词都是古已有之的
关于“语言”一词的古汉语例证，如《大戴礼记·五帝德》“吾欲以颜色取人，于灭明（儋台灭明）邪改之；吾欲以语言取人，于予（宰我）邪改之。”又如《汉书·西域传下· 乌孙国》：“昆莫年老，语言不通，公主悲 愁。”至于“文字”，按许慎〈《说文解字》 叙〉的说法，依类象形，即独体，为文；形声相益，即合体，为字。“文字 ”一词的古汉语例证，可以举出 《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再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夫文字者，坟籍根本。”
但在《职方外纪》中我们发现了连用的例证，而且其意义与现今所说的“语言文字”相近
《职方外纪》卷一：“耶稣纵天之能，不假学力，即通各国语言文字。”见谢方校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 53页。
这说明至迟在1623年，“语言”和“文字”这两个词已经组合在一起了，而且意义与现代汉语中的词组“语言文字”接近。收录这类词语，我们认为对于研究汉语词汇发展史是有用的。
鉴于本词典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词源考证，因此对词目的释义力求准确 、简洁，不作详细、繁复的诠释。对语义性新词，我们先给出其原义，然后说明新义。如“ 癌 ”这个条目，释文是：“原指痛、疽、疔、疮之类，后指恶性肿瘤。”
关于“癌”一词的源流和对其古今义的辨析，最近的论文有：史有为〈“ 癌”疑〉，《词库建设通讯》第18期(1998年9月），第6－14页。何华珍发表在《辞书研究》1998年1期上的文章〈“癌”字探源〉也可参考。
在释义过程中，主要参考了能反映当今汉语词典编纂水平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汉语大词典》和《辞海》等，也参阅了其他多种中外文工具书。为了说明语源，我们在有些词语中给出了外语对应词，并在正文后附“本词典中译词的中英文对照表”。对有些词条，如有必要，还给出拉丁学名。
例证是本词典的重要部分，我们尽可能给出早期例证，甚至是始见例证，并标示出相应的年代。这些例证在时间上都比《汉语大词典》相应条目中的例证要早，有的还弥补了《汉语大词典》某些条目没有例证的缺憾。下面是一些例子：
引用陈家麟《东槎闻见录》（1887年）的书证：“动物园在教育博物馆南，入门有小鱼池数方。”
依据的是香港圣经公会为纪念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牧师来华一百九十年而出版的影印本。见卷一第十三章，第30页正面。
引用《六合丛谈》（1857年）的书证：“近在法京巴黎斯，有鬻画苑。依西国拍卖之例，买画者各喝其价，昂者即得。”
《身见录》可说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欧洲游记，原稿夹在梵蒂冈图书馆藏板《名理探（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231）书中，大约在本世纪 30 年代走访罗马的史学家阎宗临 （1904－1978）先生将此书抄出，并加笺释，撰成《身见录校注》，先刊桂林《扫荡报》 “文史地副刊”第52－53期（1941年），后列入1948年编辑的《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复发表于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9年第2期。此外，方豪先生也将《身见录》全文抄入 其所著《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重印本，第855－862页中。参阅：荣新江《梵蒂冈所藏汉籍目录两种简介》，载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西 初识》（The First Stage of Encounter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郑州：大象出版社，1998年，139－144页。
引用叶钟进《英吉利国夷情记略》（1834年）的书证：“能出一奇物得专利三十年，他人学作有禁。”这里的“专利”可能仍是“专其利 ”的意思，但明显地与现代意义上所指的“法律保障创造发明者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创造发明而独自享有的利益”相联系，很可能是现代汉语中“专利”一词的源头。
为了说明一些词语的源流演变和相互关系，本词典设置了“正条”与“副条”。一般以现在仍在使用的习见的现代汉语词汇为主条，以现已不用的旧词为副条。如“动物园”也曾被称为“动物场 ”、“ 放生院 ”、“ 万生院 ”等，这几个词的产生年代相近，我们以“动物园”为正条，其他词目作副条，正条与副条注明相互参见。还有些指称同一事物的不同的词，如海洋中连接两块陆地的狭窄陆地，早期称为“微地”，后来称为“地峡”，时间间隔比较长，我们分别释义 、引证，不作正 、副条处理，但仍相互参见，以表明两者的关系。
为了表示例证的来源，我们逐条注明引书书名和页码。但为节省篇幅计，书名在正文中采用汉语拼音缩写形式。同时，在正文后附“引用文献”，详列作者、书名和版本。全书词目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遇有同音同调的字，按《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的次序排列。
关于近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据对《汉语外来词词典》的统计，数量有800 多个，其中绝大部分至今仍有旺盛的生命力。
王珏〈汉语中日语借词散论〉，载廖序东主编《汉语研究论集》，第一辑，北京：语文 出版社，1992年，220－233页。
但是，实际上这些词往往并不产生于日本。有学者指出
陈力为〈从英华辞典看汉语中的日语借词），载陈少峰主编《原学》第三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316－336页。
19 世纪出版了许多英华词典
关于 19 世纪的英华 、华英词典，请参阅：飞田良文 、宫田和子〈一九世纪の英华· 华英辞典目录〉，《国语研究 6 近代语の 研究》，明治书院，1997年。
这些词典和其他各种中文著作孕育了一批近代新词，这些词随着英华辞典和各类西学著述被引进到日本，并在使用中得到补充和完善，又经过英和辞典的过滤，然后传回我国。因此，通常所说的日语借词有好几种不同情况，不能简单化地予以处理。我们在释文中，对此也作了必要的说明，尽可能避免以讹传讹。
前面已经提及，有些新词，特别是日语借词在翻译创造时使用的是汉语古典文献中已有的词汇。遇到这种情况，出于溯源的需要，有时我们也引出见于汉文古籍的例证。如“革命”一词，来自日语（Kakumei），日语又来自英语revolution 。但在创制该词时，采用了《易经》革卦的用语：“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对此应该予以说明。又如“关系”一词
沈国威〈辞典的词源记述及词源辞典──《日本国语大辞典》的语志栏简介〉，《词库建设通讯》第18期，1998年，第1－10页。文中所引《鹤林玉露》“关系”例证与原书稍有出入。同书同卷还有一条例证，沈文未检出，引录如下：“某县有母诉其子者，此关系 风教，不可不施行。”
“关系”一词首见于宋代，如罗大经所作笔记《鹤林玉露》卷二：“此虽小事，然摧坏小官气节，关系却大。”意为给他人带来影响或后果。也指对有关事物的作用或影响，如陈亮《书职事题名后》：“题名小录，利害通涉始末，而习膳虽若碎烦，亦有关系。”这个词传入日本后，在江户末期语义发生了变化，1862年问世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就把它用作 relation 的译词，其后的主要意思是表示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这一演变过程，也可通过引用书证略予说明。此外，我们在释文中用加按语的形式补充了一些相关资料。如“斑马”条指出中国古代将斑马音译为“福鹿”、“福禄”，来自索马里语 faro；“魔鬼”的“魔”字原来译自梵语，是“摩罗”（mara）之省，等等。
本词典（初编）将从已建成的数据库中选出约 5,000 个条目，由本文作者之一负责编写，估计正文篇幅约 50 万字。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理事会主席姚德怀先生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提供了种种帮助和便利，并组成了一个由各国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以保证本书的学术质量。但是，由于此项工作尚属首次，我们深感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副条一般都有书证，有时反而是正条没有书证，（这是由于正条的书证还没有找到。）在这种情况下，正条只是起了一个引导副条的作用。又如，正条词目以及部分副条词目都配有相应的外文单词，但这些外文单词一般多为英语，其实有些词目可能源自其他语言，而我们一时难以确定，只能以英语单词配之。另外，限于人力物力，我们的工作未能充分电脑化，这是以后有待进一步提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初编》完成后，我们将继续努力，积极扩充资料，进一步开展研究，我们也希望与各地的学者合作，共同努力，以期对近现代汉语的词源探索作出一点贡献。我们相信，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正如朱原先生所说：“不但有助于语言本身的理解和运用，而且是语言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可以为我国近代史和中外关系史提供重要的佐证。”
朱原〈外来语和词典〉，《词库建设通讯》第17期，1998年，第 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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