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 |《唐刺史考全编（增订本）》序

傅璇琮先生

郁贤皓先生二百二十万字大著《唐刺史考》撰成于1985年2月，1987年2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与中华书局香港分局同时出版国内版和国际版。在这之后，郁先生仍孜孜不倦地继续对此进行研究，经十年的苦索细研，又将其书修订增补出版，名为《唐刺史考全编》。这十年间，郁贤皓先生确实搜集了不少新资料，特别是新出土、新编印的唐碑墓志，而于遍稽典籍的同时，又加细心排比，辗转考订，新考出两千多个刺史的任职年代及有关情况，订正了原书中一百多条疏误，资料更充实，考索更细密。因此这一《全编》，实际已是一部新著，而对读者来说，则研读、使用更为方便，确有眉目一新之感。

《唐刺史考》（全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唐刺史考》一书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面世以后，即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除中国大陆外，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美国，都有学者撰文为之介绍，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在众多评论中，一般都称赞这是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大型唐代文史工具书。当然，说这部书是工具书，也是基本符合全书内容的，而且近二十年来，随着传统人文学科全方位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和利用较多的和有用的知识数据，这样，有关文史方面的各类工具书就应运而生。应当说，这些年来，人们对编制工具书的观念也已有极大的改变，很多人都认识到，编制工具书，特别是专业性较强的工具书，不单纯是技术工作，而且需要一定的研究基础，在工作进行过程中是必须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的。我们的一些前辈学者和在本学科中作出突出成就的当代学者（如郁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就常常自己动手编制工具书，促使自己的研究更加精细，更符合科学规范。陈垣先生早年作过《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后又编《释氏疑年录》。他编《释氏疑年录》，引书数百种，费多年时间，对自晋至清初二千八百名僧人的生卒年作了记载、考索，并提供所据的材料线索。这样一位有淹博学识和精湛修养的史学家，不惮于烦琐细碎来作工具书，这实际上是为后世作成一种极为宝贵的可供文史研究持续发展的基础工程。

我认为，郁贤皓先生的《唐刺史考》，其学术意义还不止于工具书。我敢于说，这部书是有极丰富的学术创新含义的，很值得我们从学术史和文史研究总体发展上来作一番回顾和探索。我对唐刺史的建置沿革缺乏研究，对唐代文史未有全面掌握，且限于序言体例，也不能像论文那样全面铺开来谈，这里仅就自己所接触到的，谈谈个人的一些想法。

 

《唐刺史考》荣获1987年度中国图书奖荣誉奖

中国历史学是世界上罕见的绝佳学术领域，它不但数量众多，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于相比，而且体裁繁富，几乎包罗历史写作的各种形式。即以传统的正史为例，如《史记》，就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汉书》则基本继承《史记》的体例，设本纪、表、志、列传。可以注意的是，这两部中国早期经典式的史书，都设有表，《史记》有十篇，《汉书》有八篇。表是中国史书中很有特色的设置，它大体以时间（年代）为经，以人物（主要是职官）为纬，把某一段较长时期的众多人物以表格的形式列置出来，有其他部分所不能代替的作用，这就是人物多，文字省，极大地优越于本纪和列传，而且显示出时间顺序与地域分布的整体清晰面貌。这是一种中国早期就产生的颇具民族特色的史学构思。正如唐代极有识见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所说，这一创设，“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寸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史通》外篇《杂说》上）。

可惜的是，自《后汉书》起，好几代史书，都未设表。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高峰期，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北宋的欧阳修、宋祁编撰《新唐书》，重新设立表，自此以后，宋、辽、金、元、明各史都列有表，成为史书撰写的必备体制。这是很有见识，也极可研讨的史书修撰经验。

《新唐书》设有《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这几个表的设立，是结合当时的历史实际情况的，而且撰写者确也花费相当功夫，如《宰相世系表》的撰者吕夏卿，就“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谱学”（《宋史·吕夏卿传》）。南宋洪迈也说《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谱牒”（《容斋随笔》卷六）。可见编撰这几种表，是以数量极多而且极为难得的史料作依据的。正因为如此，也由于这几种表难免尚有疏误之处，就引发了清代众多的新表及考证之作，成为清代及近现代史学中一块丰郁的园地。

《唐刺史考》海外版，香港中华书局1987年版

但是也应该看到，自清中叶以来唐史人物表研考，多偏于中朝，如沈炳震《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劳格、赵钺《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徐松《登科记考》，以及近现代史学家岑仲勉两种翰林学士厅壁记校补，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等。只有吴廷燮《唐方镇年表》，把范围延伸至各地方镇节度。但唐代方镇并不能涵盖唐代历史全部（唐玄宗前节镇未设），且此书资料搜罗不全，所记多有误漏。在这种情况下，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郁贤皓先生的《唐刺史考》，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突破。

首先，这部书所列州刺史（郡太守），起自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迄于唐哀帝天佑四年（907）。唐代州郡设置也是包笼全国的，太宗时王子魏王李泰的《括地志》，把全国分为十道，三百六十州，中唐时杜佑的《通典》，则分十五道，三百二十八郡。把包含全部唐代历史的近三百年、笼盖全部疆域的三百几十个州郡的地方行政长官，尽可能考出其大部分人名，并列出其任职年代及有关行迹，这实在是大大扩展了唐史人物研究的范围。这种全时全地的地方行政长官考索，前人从未做过（清代劳格曾作过杭州一地的刺史考），是一种学术领域的突破。这不但对于唐代作家研究，而且对于唐代地理、疆域、官制、军事，以及过去视为难点的少数民族地区行政设置等研究，都能提供系统而信实的史料依据。

其次，过去几种唐代人物表，其所取材料，大多限于通常所用的史书，以及常见的一些总集、类书等。这部《唐刺史考》，其收书范围之广，实使人惊叹，除上述几类文献外，还包含数十种唐人诗文别集，《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辩证》《通志·氏族略》等姓氏书，《朝野佥载》《唐国史补》《太平广记》等众多杂史、笔记、小说，《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宋元方志以及明清时期各重要方志等地理志、地方志，《金石录》《宝刻丛编》等碑碣墓志及题跋资料，《续高僧传》《宋高僧传》等佛藏典籍，特别可贵的是，除了过去已有的墓志拓片外，还尽可能搜罗和利用近二十年来新出土的墓志碑传资料。应当说，这几乎是齐全的唐史史料。这是已有的人物年表著作所不能做到的，也是史料搜辑、整理中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跃进。大约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有一次曾随同中华书局影印部陈乃乾先生去看望陈垣先生，当时我还不过二十几岁，谈话之中，陈援老见我虽是一个年轻编辑，但尚能在学问中有所求进，就对我说了一句：“搞我们这一行，要做学问，最要紧的，是竭泽而渔。”这话给我印象很深，也促使我在以后的治学中有所遵循。现在来看这部《唐刺史考》，搜集资料如此广泛，我觉得确可符合前辈学者“竭泽而渔”的高标准。这也是治学高品位、负责任的一种体现。

 

程千帆先生题签

我对这次新补的材料尤感兴趣，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可以具体看看这次新补新考材料的引人入胜之处。

在雍州、洛州、怀州卷增韦泰真（韦知道）。据前几年出版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六册《大唐故使持节怀州诸军事怀州刺史上柱国临都县开国男韦公（泰真）墓志铭并序》，考明光宅元年至垂拱元年韦泰真在洛州长史任，垂拱元年至二年为雍州长史，垂拱二年为怀州刺史，均补原编之缺。又参《千唐志·大唐前延王府户曹参军李君故妻京兆韦夫人墓志之铭并序》，考明原著录的韦知道即韦泰真，二者仕历相同，并可订正《新表四上》东眷韦氏的“真泰”应为“泰真”之误（按，这与中华书局最近出版的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所考同，可谓有真知灼见者能不谋而合）。

又原书只据《太平御览》于华州卷著录赵冬曦，据《册府元龟》于濮州卷著录其开元二十三年任，据《宝刻丛编》于虢州卷著录赵冬曦，据《太平寰宇记》于亳州卷著录开元二十六年任。今据所出土之《赵冬曦墓志》，考出赵氏自开元十九年起至天宝九载止，先后任合州、眉州、濮州、亳州、许州、宋州六州刺史，弘农（虢州）、荥阳（郑州）、华阴（华州）三郡太守。按赵冬曦于开元初曾坐事流岳州，与时亦在岳州的张说多有诗唱和，亦为盛唐时颇可注意的一位文学人物，从现在新考，其人之行迹则较为清楚。

又如原据《延佑四明志》在明州卷著录“应彪”，长庆三年任；又据白居易《杨子留后殷彪金州刺史……制》在金州卷著录“殷彪”，长庆元年任，作两个人处理。前些年从江苏镇江焦山碑林发现已残石刻有“长庆初拜金州刺史兼侍御史，又迁明州刺史”，考知此石刻实为殷彪墓志，这是郁贤皓先生在实地考察中首次发现的，由此证知《延佑四明志》之“应彪”乃“殷彪”讳改。同时据此志还考出殷彪约在元和十二年至十四年曾为申州刺史。另外，又据《解少卿墓志》（大和九年十一月八日）称：“元和岁，监察殷公领嘉禾煮海务……后殷公台迁省转，为牧为郎，亦在盐帅，改扬子留后……殷公作鄞江守……不料殷公薨于鄞川。”对照白居易所撰制词及《殷彪志》，考知《解少卿墓志》中的“殷公”即殷彪。

我曾说过，我们在考证唐代历史人物和唐代诗人时，一定要注意利用文物考古数据。这一点，陈寅恪先生早已指出，他总结王国维治学成就，概括为三点，第一点即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认为这一点与其他两点真正做到了，就“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近几十年来，出土的唐代文献材料非常丰富，谁能够真正用力于此，必然大有所获。读郁先生利用新出土文献，并据以补充、改正原著，确使人有新鲜之感，这样做，可以一洗仅引用若干旧注旧说而长篇发挥的那种陈陈相因的陋习。其实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成果，从文学研究角度来从事考古成果的分析研究，开辟一门文学考古学。如果这样做，则这部《唐刺史考全编》就能提供十分丰富的素材；这也说明郁贤皓先生能细心注意旁支学科的吸收、利用，及治学路子的开拓。

我自己做学问，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深感研究古典文学必须文史并治。我在为一位友人著作所作的序中曾说：“治史对于治文，是能起去浮返本的作用的。”我近年来常看到一些学者写到某个时代文学的文章，往往写得很有情致，词藻也很美，但文中所举的例子，有些却并非属于这一时代，读后不免使人感到遗憾。研究诗词，固然应深研作品本身，体味其艺术韵味，这是必须的，但不能忽略其时代和社会。有时赏析一首诗、一阕词，可以不顾周围环境，但要研究一个作家、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就不能孤立，必须有史的眼光和见识。我觉得，近二十年来我们唐代文学研究有一个值得肯定的好经验，就是不少研究者对唐史是深有功底的，在研究文学时，还同时对唐代史料作细致、深密的审核、考察。我敢说，这方面，我们唐代文学研究要比唐史研究，有较多的成果。目前唐史研究似乎偏重于大的方面，如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等，而不大注意文献数据以及具体人物事迹的考证，这比起一些前辈学者，如陈寅恪、岑仲勉、唐长孺、王仲荦等先生，似有很大的差距。比较起来，这些年来唐代文学研究倒是能与这些学者接轨的。郁先生是搞古典文学研究的，但他却立志于从事唐刺史考这一历史专题，而且作出使人信服的成就，这应该说也是我们唐代文学研究界可引为自豪的。

1994年，《全唐五代诗》六位主编在河南大学合影。左起：陈尚君、傅璇琮、周勋初、郁贤皓、吴企明、佟培基。

我与郁贤皓先生初次相见是1982年4月在西安举行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期间。但在这之前，我们已有文字之交，早在1980年即已开始通信，那时我对他的李白研究之创新见解就甚为钦佩。西安的那次唐代文学会议，在一次大会发言中，我特别提到了郁先生正在做的《唐刺史考》工作，并说这样的学术性很强的书稿，是最适合于中华书局出版的。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的这一表态引起与会者对郁先生这一研究课题的注意与重视。在这之后，我经常在信中问起他工作的进行情况。当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此书未在中华出。1987年夏，我接到郁先生所赠之书，立刻写了一封信，说：“得见大著，欣慰非常！”又说：“兄之此著，可谓传世之作，有功文史”，“弟意凡有志于唐代文史稍作深入者，《唐刺史考》实未能须臾离开也”。这是十几年前说的话，现在重新回顾，面对《全编》问世，感到这部书更是与我们“未能须臾离开也”。谨以此作为鄙序的结语。

《唐刺史考全编（增订本）》（全6册）

郁贤皓 著

2022年12月1版

ISBN978-7-5506-3794-8

定价：1280.00元

精装32开，繁体横排

内容简介：

刺史(太守、尹)是唐代重要的地方行政长官，也是唐代诗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职官名，在唐代制度史和文学史的研究领域，是文献阅读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本书在遍求各种文献典籍、出土石刻拓片的基础上，增订内容，修正讹误，参互排比，勾稽考订，汇编成书。本书以州为单位，以时代为经，人物为纬，考证唐代各州（郡、府）历任刺史（太守、尹），将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十五道328州郡刺史可考者，网罗殆尽，统于一编。并附有《州（郡、府）名索引》和《刺史名索引》，便于研究者使用。本书无论是体例的明晰性，资料的穷尽性，考证的缜密性，还是对唐代州郡长官搜辑的全面性，都堪称唐代职官研究的重要成果。

作者简介：

郁贤皓，1933年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现任古文献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李白研究会名誉会长，《辞海》编委兼分科主编，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等。长期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著有《李太白全集校注》《李白丛考》《唐刺史考》等。2021年，郁贤皓教授的《李太白全集校注》《李白全集注评》入选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评选的“首批向全国推荐经典古籍及其整理版本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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