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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建国 | 王小盾老师为我布置的三份作业

王小盾,笔名王昆吾,在复旦大学随王运熙教授攻读硕士学位,在扬州师范学院随任半塘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现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出版有《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等专著多部。今年正值王小盾教授执教三十五周年,《高处摩翎集:王昆吾先生执教三十五周年纪念》为王小盾教授执教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由“勤奋录”和“承学录”两部分组成。今天分享一篇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潘建国所写的求学期间与导师王小盾教授相处的点点滴滴,希望能为后学带来些许启迪。






1991年初夏,我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考取了本校文学研究所王小盾老师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那时文学研究所刚刚经历风波,有些沉寂,但依然群英荟萃,相对年长的学者有孙逊教授、郑克鲁教授、朱乃长教授、刘初棠教授、李时人教授等。小盾老师才刚不惑,按现在的说法是一枚“青椒”。文学所的老师是专职研究员,不给本科生开课,所以,我们对文学所的老师一般都不太熟悉。我已想不起第一次拜谒王老师的情形了,也许是在他师大家属区十二宿舍的家里,也许是在文学所的阅览室里,但见面的时间很早,大概是沾了本校的光,录取通知一出来,我就去拜见。王老师衣着朴素,不戴眼镜,笑起来有些拘谨,也不是那么健谈,和我想象中的学者略为不同。但是,谈到读书,说起学术,他的眼睛里顿时精光四射,英气勃发,语言也变得流畅起来,而且极为书面化,富有逻辑性,感觉记录下来就是一篇不用修改的文章。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当时我正沉迷于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眼前的小盾老师,仿佛就是一位怀有绝世武功却又深藏不露的少侠,类似《倚天屠龙记》中曾在光明顶孤身对决六大门派高手的英雄张无忌。

1994年硕士毕业时摄于上海师范大学,右一站立者为潘建国

第一份作业

《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人对鸟的分类》

这次拜见的成果,是王老师给我“开小灶”布置了一份入学前的暑假作业,即查找资料撰写《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人对鸟的分类》。说实话,当时我听到这个题目,完全懵了,不明白老师为何要我这个中文系的学生去研究这个生物系的题目。根本不知所措,也无从下手。

王老师提示我从查找古代字书开始。循着他的指示,我整个暑假都泡在师大图书馆,翻检《说文解字》《释名》《尔雅》《方言》等书,勾出全部与鸟有关的汉字及释义,然后再去读《诗经》《楚辞》及汉赋所涉鸟名和字义,还通检了《考古》《文物》以及汉画像石资料,寻找鸟类的早期图像资料。最后,我如期完成了作业,核心观点是认为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人按照尾巴的长短,将鸟分为两大类,大致利用两个偏旁部首加以区分,即长尾巴鸟多使用“鳥”,短尾巴鸟多使用“隹”。这个结论现在看起来不免幼稚可笑,我也忘了王老师是如何评价的。

不过,这份作业的完成过程,创造了诸多我的平生第一次:第一次进行了真正带有研究性质的学习,第一次系统翻检汉代字书,第一次接触考古文物资料,第一次全程体会学术研究从枯燥彷徨到发现兴奋的种种滋味。我也逐渐明白了老师的良苦用心:即用一种相对有趣的方式,教我熟悉各种汉代字书,修炼汉唐文史研究的基本功。

王老师这种鼓励学生带着学术问题阅读基本典籍的教学方法,无疑是行之有效的,多年以后我成了导师,也一直努力在研究生教学中尝试王老师的这种方法。顺便说一句,当时王老师之所以想到给我布置这份作业,或许与他正在研究“四灵”文化有关,所有早期文字图像中的动物及其文化意义,皆在他的关注范围之内,王老师给我师兄叶昶(他是师门的首位研究生)就布置了考察“鸱龟曳衔”的作业。而通过布置与自己最新研究课题有一定关联性的作业,将年轻稚嫩的学生迅速带入某一学术领域的前沿阵地,取法乎上,耕读其中,最后所得自亦多可喜,我觉得这未尝不是王老师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秘法之一。

九月正式入学后,我才发现王老师原来只有两名正式的学生,就是叶昶师兄和我,上课方式也是私塾式的,大多在王老师十二宿舍的家里,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特别的福利,就是经常趁机赖在王老师家里蹭饭,王师母烧的家常菜好吃极了,饭前饭后与当时还在读小学的王老师女儿王肖遥聊天,也是一件赏心乐事,听她讲述许多天才的观察,指认天空中目力可见的许多星星的天文亮度,惊叹之余,乃深信王老师所说儿童的天才创意与人类童年时代的文明创造具有某种深刻的可比性和关联性,真是精辟之语。

偶尔有几次读书聊天晚了,研究生宿舍楼已锁门,我们就睡在王老师家的书房里,有一次午夜梦回,竟然见到王老师来为我们盖被子,顿觉暖意盈怀,有些泪目,虽然黑暗中无人知晓,但内心的波澜起伏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老师和学问的敬重、依恋与虔诚之情,许多年后回想起来仍是那么强烈清晰。

王老师给我们开过许多专题性课程,印象比较深的有《史记》这门课,老师提前宣布了考试方式,是闭卷考试,题型有两种,一是填空题,列出若干成语典故,请填写出自哪篇世家哪篇列传;二是翻译题,王老师提供《史记》若干片段的白话文,要求回译为原文,越接近《史记》原文得分越高。

应付这门考试,除了反复阅读《史记》之外,没有任何取巧的方法,我和叶师兄一边读,一边像科举考试贴题那样,相互考校,玩到后面倒也不亦乐乎。当时,王老师正在撰写《火历论衡》,对于早期天文学兴趣浓厚,曾许诺要为我俩开讲《史记天官书》课程,这可真是要读“天书”了,我和叶师兄心内惴惴,相对无语,幸好后来王老师学术兴趣转移了,我们才算“逃过一劫”。

还有一门关于汉藏语系的课程,王老师竟请大名鼎鼎的语言学家潘悟云老师亲来讲授,他自己也和我们一起听课做笔记,潘老师那时刚调入上师大工作,住房还没安顿好,就借居在研究生宿舍楼里,课后我们常去他的宿舍请教聊天,朝夕相处,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遗憾的是,我所学的汉藏语系上古音系知识,因后来专业方向的转变,几乎没有用武之地,久而久之,已差不多还给了潘老师。

潘悟云

第二份作业

编写古代器物大辞典条目

大概在研一下学期,王老师给我布置了第二份作业。那时王老师正与学界友人共同主持一个集体项目,编撰一部大型的古代器物大辞典,命我编写其中“书册”部分的条目,涉及书写材料和书籍版刻方面的大量术语,对于我来说不啻是要去开辟一个全新的领域。

当时通读了所能借到的全部相关学术论著,从清人叶德辉《书林清话》到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马衡《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钱存训《纸和印刷》、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等等。

我先从书中勾选出与“书册”有关的术语词条,再参酌诸家,加以释义,并尽力提供最早的书证。那个时候没有电子检索手段,除了参考论著及工具书之外,就得自己翻查原始典籍,这花费了不少时间,但也熟悉了史料检索的方法与途径。“书册”部分的词条后来大约有千余条,总字数超过五十万,叶师兄负责编撰有关“旗帜”的词条,总字数似乎超过百万,如果按照出版社的稿酬标准,我俩的稿酬都超过万元,其他专业的研究生们煞是羡慕,背后常戏称我俩为“万元户”,这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一小部分富裕人士的专称。

不过,直到研究生毕业,这部大辞典也没出版,迄今为止我也不知道它是否出版了,“万元户”自然是没能当成,但这份作业给我带来的收获和影响,却是巨大深远的。自此我对古籍版本以及中西印刷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逛旧肆淘古书。那时是个穷学生,囊中羞涩,只能购买几毛钱一册的《四部丛刊》零种或几块钱一册的坊刻残本,读研期间最为“豪气”的一次购书,是在上海文庙周末书市上花了一百五十元购买了清康熙刻本《施注苏诗》,它是晚清文人王韬的旧藏,藏印累累,当时一百五十元,大概相当于三个月的伙食费,书款中有一百元还是我的女友也是现在的爱人资助的。

后来,无论走到世界何方,古书店和图书馆都是我最想观览的“景点”,对于东西方“书册”制度,也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研究心得。不仅如此,我的文学研究较为注重文献,带有实证风格,已出版的几本小书也大多是关于小说书目版本文献之类的。而追寻这一切开始之开始,实际上就是三十年前王老师给我布置的第二份作业。

王小盾

第三份作业

一份关于“论议”的资料长编

我读研那几年,正值厚积薄发的王老师进入学术成果发表的井喷期,他的多部著作先后出版,其中包括他与任老合编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1990)以及独著的《汉唐音乐文化论集》(1991)、《唐代酒令艺术:关于敦煌舞谱、早期文人词及其文化背景的研究》(1993)等书。

在拜读老师著作的过程中,我接触到唐人郭湜《高力士外传》的一则记载,叙高力士陪玄宗流亡蜀中,“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此处,“讲经”“转变”“说话”三种伎艺活动,借助学界的研究,大致有所了解,但排在第二位的“论议”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活动,如何也能“冀悦圣情”?我向王老师请教,王老师就顺势给我布置了第三份作业,即编写一份关于“论议”的资料长编,划定的范围是动态的,由唐代开始向上追溯,直至找到“论议”活动的源头为止。书海茫茫,我该从哪里进入呢?

正在这个时候,狂热购书的王老师,竟然机缘巧合以较低的价格购进了两套《丛书集成初编》,一套放在他的研究室,一套放在我和叶师兄的寝室,供我俩使用。于是,我准备将《初编》中唐代及唐前的全部书籍,先翻一遍,这个决定实际上是有些盲目的,但当时年轻气盛,加之《初编》就在手边,翻阅方便,也就不管不顾地实施了;与此同时,截止唐代的诸家正史、隋唐类书、唐人笔记、唐人别集、佛道典籍等,也列入了长编的搜检范围。通常是白天我去图书馆看书,晚上在宿舍检读《初编》,如此日复一日的工作,大概持续了近一年,关于“论议”的资料长编还真的越来越长了,王老师鼓励我将它作为毕业论文选题。

我听从了老师建议,又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撰写,19944月,终于完成了硕士论文初稿《敦煌论议研究》,论文系统考察了汉唐时期“论议”伎艺的起源、仪轨变迁、表演底本及其与相关伎艺的关系诸问题。记得那天定稿,是在王老师位于上师大第一教学楼内的研究室,老师帮我逐页检查修改,师徒两人挑灯夜战,终于定稿打印,谁知才打印了三分之一,打印纸竟用完了,看着我一脸不甘的神情,王老师说:“小潘,你在这儿等着,我回家去取纸。这篇论文,你写得很认真,值得我回去一次。”当时,已是凌晨一点多,夏夜深沉,整个校园除了昏黄的路灯,几乎漆黑一片。我独自坐在电脑前,听着老师的脚步声,踢踢踏踏,在教学楼漫长阴暗的走廊内逐渐远去,又再次响起,逐渐走近,老旧的针式打印机重又叽叽喳喳,欢快地打印出了厚厚一叠论文稿,捧读在手,沉甸甸,喜滋滋,而油墨香味无疑成了世界上最美好的滋味。那一夜,那声响,那味道,那光影,那一切,都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心间,永难磨灭。

右起:王小盾教授、叶长海教授、陈允吉教授、陈尚君教授、李时人教授、潘建国,19946月摄于上海师范大学

硕士毕业后,我留在上师大中文系工作,1995年跟随孙逊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开始转入中国古代小说。差不多与之同时,王老师被借调到扬州大学担任博士生导师,工作重心也从上海转移到了扬州。大概1997年寒假,我和爱人去扬大探望王老师王师母,他们和博士生周广荣、马银琴等人同住在任老生前居住的平房中,墙上挂着一帧任老精神矍铄的照片,那神情似乎在鼓动着屋内诸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扬子江,跨过太平洋。当晚,王师母留我们住在周广荣、马银琴(他俩回老家了)的房间内,小盾老师还带我去扬大家属区拜访了当时也是“青椒”的戴伟华兄。

王小盾与导师任半塘先生合影

2004年,我离开上海前往北大做博士后,2006年出站留任北大中文系,此后只有寒暑假才会回到南方,加之学术研究方向与王老师相隔甚远,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我时常想起在上师大追随王老师读书买书的幸福时光,想起老师布置给我的这三份作业,正是它们导引着我踏上学术研究的正轨,慢慢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一名学者。

而当我也成了导师,也开始带硕士生博士生的时候,我常常扪心自问:一名老师能够传递给学生什么?最需要传递的又是什么?每次看到年已古稀的小盾老师,仍然一头乌发,仍然精神抖擞,仍然上下求索,仍然保持着蓬勃旺盛的学术创造力,我都难抑心中感动,也似乎从中领悟到了问题的答案:对于书籍的迷恋,对于学术的虔诚,对于未知的探寻,还有理所当然地将读书研究视为人生要义的朴素情怀,这些都远比具体的课程知识更为珍贵,更能令人在任何艰困幽暗时刻都不会失去内心的欢愉和力量。

·本文选自《高处摩翎集:王昆吾先生执教三十五周年纪念》,作者潘建国。

《高处摩翎集:王昆吾先生执教三十五周年纪念》

马银琴 编

ISBN978-7-5506-3801-3

定价:480.00元

【内容简介】本书为王小盾教授执教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由“勤奋录”和“承学录”两部分组成。《勤奋录》收录门下弟子37篇学术论文,分“理论探索”“跨学科关联研究”“传统文学与文 学史问题研究”“音乐文学与文献学研究”“宗教文化与文学艺术研究”“域外汉文学研究”六个部分,展示了王小盾教授指导下的学生在不同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代表性成果。《承学录》所收录的则是部分弟子在求学期间接受学术训练的心路历程回顾,附以彩印图片,具有启迪后学的意义。

组稿:凤凰君

排版:小由

统筹:凤凰君

图源网络,如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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