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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记 | 我与《古诗源》的缘分

▲《古诗源》清雍正三年原刊本书影

我与《古诗源》之缘

文 | 袁啸波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虽然侥幸躲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却没有躲过书荒。上学时除了看连环画,就是红色书籍,中外名著都看不到。连《唐诗三百首》也只偶然从母亲同事那里借阅过几天,其他书就更别提了。

我第一次读到《古诗源》,是1981年在母校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二楼的阅览室里。接连好几天,读得津津有味,还抄录了一些精彩的诗句。后来在旧书店买了一本旧版《古诗源》,经常翻看,让我对古典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古诗源》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沈德潜选评  袁啸波校点 

 2023年6月 

毕业参加工作以后,我开始在上海福州路古籍书店内销柜台购买老的线装古书。那时候古书的价格和新书差不多。我每周都会去古籍书店,遇见内容心仪、价格不高的古书,我都会买下。有一次,我在古籍书店看到一套清代刻本《古诗源》,还是写刻本,4册2元,我高兴地买下。序末署“康熙”年号,我以为就是康熙刻本。后来根据纸张和字形,知道是清后期翻刻本。这套书的封面经过重装,灰色。第一册和第四册封面上都有收藏者清秀的毛笔题字。

第一册封面题跋写于抗战时期,大意是:我于某一天在重庆某街一个冷摊上见到此书,索价4角,遂买下。从此日日与我相伴。有好几回响起空袭警报时,我都怀揣着这套书躲进防空洞,靠读诗来打发时间。

这个题跋我读后很受感动。常言道:欲灭其国,先灭其文化。只要文化在,这个国家便不会灭亡。在这里,《古诗源》不正可以象征我们的传统文化吗?

第四册封面题跋写于抗战胜利后,大意是:好友某某,将赴美利坚留学,我把这套书赠送给你,作为纪念。等你留学归来,把书带回国,但愿书儿见到故人后,不要骄傲得看不起我啊!呵呵。

▲《古诗源》清雍正三年原刊本书影

留学者显然是回国了,也把这套留过洋的《古诗源》带了回来,但原主人是否又见到了它?就不清楚了。两人后来的命运如何?也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华文化已经融进了他俩的血脉,会伴随他们终身。

这套《古诗源》我后来转让给朋友了,但对它的印象已深深烙印在心中,难以忘怀。

前年底,同事计划将《古诗源》纳入“国学典藏”丛书出版,邀请我来整理,我未加思索便欣然答应。找底本费了一番周折,一开始我购买了一套线装影印本,号称康熙竹啸轩原刊本。不久,在我社资料室找到一部清刊本,经仔细对比,方知此本才是原刊真身。《古诗源》书前有序,落款是“康熙己亥夏五,长洲沈德潜书于南徐之见山楼”,有不少人便以为它是康熙刻本,我以前也持此观点。直到我读到沈德潜撰《归愚自订年谱》,才知道《古诗源》始编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月,完成于康熙五十八年(己亥,1719)上半年,雍正三年(1725)岁末刻竣。从完稿到刊刻完毕,中间相隔6年。按照古人的刻书速度,《古诗源》这点字数,一两年内就能完工。之所以拖了这么久,主要是因为那几年沈德潜在刻自己的《诗稿》《古文稿》和《时文稿》,延缓了《古诗源》的出版时间。


为了尽可能吸收现代人的研究成果,我购买了近几十年来出版的9种《古诗源》版本。在仔细比对诸本后,我惊讶地发现,这些版本的原文均非出自原刊本,而无一例外都出自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本。此本则源自1936年出版的《四部备要》(以下简称“备要本”)本。参校备要本后我发现它订正了原刊本的不少错误,但以今天的古籍整理标准来衡量,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兹择要简述如下。

一者径改底本原文而不出校勘记,导致读者无法知晓原刊本真面目。有些整理者明明没有见过原刊本,却在前言中声称以原刊本为底本整理,误导了读者。更有甚者,某整理者宣称以原刊本参校,然而其诸多校记谓某字原刊本误,据别本改正,我查原刊本实不误。显然该整理者也未真正核对过原刊本。

▲《古诗源》清雍正三年原刊本书影

二者对异文的处理失于轻率。古书在流传过程中,同一篇目的诗文,各个版本在文字上会存在各种差异,称为异文,这是很常见的事,我们不能说哪个对哪个错。慎重的做法应该是保留与通行本不同的异文,如觉得不妥,可以出校记,但不能径改底本原文且不出校记。300多年前沈德潜看到的古书版本,和我们今天看到的经过许多专家校勘过的版本肯定大不一样。假如都要按今天的标准来统一,显然十分不妥。因此,这次整理《古诗源》,除了底本明显讹误作订正外,我一般都保留异文。当然,要分辨是异文还是文句讹误,要做大量文献调查;判定为异文,必须找到文献来源。除了浏览各家别集外,《文选》《玉台新咏》《乐府诗集》《古诗纪》《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等总集都是反复要查的书。

三者文字误植。备要本排印时校对粗疏,造成不少讹误,文学古籍刊行社本据备要本重排时虽然略有改正,但又出现新的排印错误。后来诸本均沿袭之,基本未改。如卷一《风俗通》“县宫漫漫,怨死者半”,“县宫”为“县官”之误;卷七陆机《拟明月皎夜光》“昊天肃明月”,“明月”为“明明”之误;卷十三庾肩吾《经陈思王墓》“雁与云俱阵,涉将蓬共惊”,“涉”为“沙”之误,等等。


另外还有底本错讹漏校、避讳字未改等问题,这里就不一一展开说了。

《古诗源》整理工作是在疫情期间完成的,虽然一度因封控失去了行动自由,但与前述那位读书人躲空袭钻防空洞相比,我要幸运多了。小小一部书,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却大大超乎我原来的想象,但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把这本书整理得更趋准确、完善,也不枉了我与《古诗源》的一段尘缘。(作者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

编辑 | 冯惠丽

设计  

图片  

审核 | 王雪霞 张维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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