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中是乾隆时期重臣，官至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馆开馆，于敏中也于此年开始担任《四库全书》正总裁，直至乾隆四十四年去世，前后在馆共计六年。在担任正总裁期间，于敏中勤于公事，对纂修四库全书付出甚多。其以“实际”总裁的身份，直接促成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完成。在《四库全书》纂修之初，于敏中曾四次随乾隆帝前往承德避暑山庄。然这期间正是《四库全书》体例草创、人员召集、工作筹备等事情多杂之时，于敏中采取书信遥控的方式，密授机宜。书信的接受者是在四库全书馆任总纂官的陆锡熊，通过于敏中给陆锡熊的信札，我们可以窥探纂修《四库全书》时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于敏中画像
于敏中三次过问一部古书的分类问题，将修书之初先定体例事宜，于无形中传达给四库馆臣。《四库全书》体大思精，以经、史、子、集四部容括中国古籍，然四部虽简约，将每一部书正确归类却并不简单。有些古籍难能一时确定其归属，《少仪外传》一书即是如此。此书究竟该归于何部，馆臣观点不一，于敏中为此给陆锡熊写了三封书信。从信中可知，此书先入子部，后改入经部小学类，又仿《韩诗外传》体例，再将其由经部小学类归入经部诗类。但这并不是最终结果，今天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将《少仪外传》归于子部儒家类的。为何如此归类，现已无从知晓，但于敏中手札透露的信息说明，此书的归类是经过陆锡熊、纪晓岚等四库馆臣多次磋商的结果。于敏中在此期间所表现出的执著、用心与谦逊，使得馆中办书之人不敢怠惰。于敏中对馆中细节之事多有过问，如狠抓错字、讹字，如对校勘所用笔的颜色的提议。四库馆进呈的书籍，屡经乾隆指出错误，于敏中对此十分担心，他在给陆锡熊的信中说，《永乐大典》辑佚书错谬甚多，已被皇帝指责，“若再经指斥，即削色矣”。他嘱咐陆锡熊要分校官细心校对，不可留错误痕迹，要“慎之又慎”。他本人也常抽览进呈书籍，信中多次指出校呈之书中的错字、讹字，甚为细心。这样看来，乾隆之所以十分信任于敏中，与其办事认真不无关系。在校勘书籍时，分校官要将书中有疑之处夹签，供总裁大人阅定。于敏中授意陆锡熊，可以在进呈之书中直接涂改，不必另外夹签，但要书写工整。对于涂乙所用笔的颜色，于敏中这样说，“红笔究不宜用，或以紫色何如”？细如此类的事情，于敏中还做了很多。馆中人员复杂，矛盾在所难免，于敏中授意陆锡熊诸人要心怀包容，以其他方式弥补不足。同样担任正总裁的刘统勋认为《永乐大典》里的散篇不值得裒辑，很不乐意去做。于敏中将此事写信告知了陆锡熊，并让其“秘之”。他认为《永乐大典》既然已经开始办理，就不能半途而废。他早已预料到有些纂修官并不愿意做，于是便嘱托陆锡熊不要因这些小事得罪他们，选择精细耐劳的人去做就可以了。可见，于敏中的用人之策十分成熟。誊录一事是《四库全书》办理初期极为复杂的事情，因无经验可循，致使誊录中出现了贿买、顶名、代抄、偷工、怠工等很多问题，尤其是无故添加人员一事。对此，于敏中强调这并非好事，但因四库馆体系庞大，关系复杂，他也无可奈何，只能采取包容的态度，但他会将事情掌握在可控范围内。于敏中办事讲求效率，督导馆员办书要因时制宜，办事要粗略、细致并举。他奉乾隆谕旨撰修《热河志》一书，因此书卷帙繁富，在纂修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如纂修官修书不得法，要实地考察热河行宫的间架方向，这一点引起于敏中的不满。他训斥道，“旧纂之书未有繁琐及此，何必为此费力不讨好之事”，倘若如此办理，书“告成之日遥遥”。他随后又进行了详细解释，并告诫手下纂修官“若欲节外生枝，徒自苦而无益，切勿误办也”。遇到大部头著作要刊刻时，于敏中授意陆锡熊可以采取化繁为简的策略。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帙太繁，抄录太觉费事，于敏中建议采取存目的方式，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实际上，这对于修书并非善举。遇到违碍之书，于敏中密授陆锡熊“有应毁之书，不可因其文笔稍好，略为姑容”。他是自知身份的，必须以此来为皇帝效命，维护清王朝利益。但对于违碍问题不严重的书籍，如《容台集》，他认为只需删去有碍者数条，其余可以留存。但他同时也强调，不可由纂修官私下处理，必须奏他定夺，其谨慎小心可见一斑。于敏中写给陆锡熊的信札共有五十六通，约有一万五千字，皆为商讨纂修四库全书事宜，未涉一字私事。近年来，研究《四库全书》的学者认为，于敏中所做的贡献并不亚于纪晓岚。从他密授纂修《四库全书》机宜来看，其对修书大事之兢业令人敬仰。《四库全书馆密函——于敏中致陆锡熊手札笺证》
[清]于敏中 撰 张晓芝 笺证
繁体横排
32开 精装
978-7-101-15399-6
98.00元
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馆开馆，于敏中出任正总裁，为纂修《四库全书》的主要负责人，常随乾隆左右。陆锡熊与纪昀（晓岚）同任总纂官，具体负责主持编纂工作。
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间的五月至九月，乾隆都前往热河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避暑，于敏中随行，期间乾隆关于《四库全书》的旨意，以及于敏中的想法、相关事宜等，通过于敏中的书信，向在北京的陆锡熊等人传达落实。今仅存的56通书札，即是四库馆前期，于敏中与陆锡熊集中商讨如何编纂《四库全书》的珍贵史料。涉及内容极为丰富，举凡人员配备、职司分统、工作协调、后勤保障等统筹工作，以及书籍分类、版式拟定、发凡起例等体例的制定，书籍的刊刻、誊抄、校对、删改、存毁，等等，事无巨细，均有布置或商议。可为疏阔的历史罅隙，填充具体生动的细节。
由于书札事关中秘，直到1933年才以《于文襄手札》之名影印出版，为学界所重。张晓芝先生今对草书信札全文，做了仔细的释读、精确的年月日考订和翔实的笺证，使这批珍贵的文献厘然可读，并详为爬梳关涉的大量史事，颇具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此次出版，随文影印56通原札，以便参读。
张晓芝，山东蓬莱人，现为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生导师，西南大学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四库学等领域的研究。撰著《萧颖士集校笺》等，在《读书》《光明日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中国四库学》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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