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藏书报》记者刘晓立
这样理解“藏书人之福”
上世纪90年代末，冯华进还在厦门大学求学。身处图书市场兴盛的时代，既想读好书，又想省书钱的冯华进经常流连于旧书摊，后来发现“淘书”是个很不错的解决读好书问题的路子，这一淘就淘了20多年。在京沪闽之间奔波的岁月，他一有空就去旧书摊、古旧书店，后来还逐渐深入拍场。即使没有更多时间去研究这些藏书，做实业的也大多没有足够富余资金，但冯华进从没想过放弃，在日积月累中慢慢形成自己的藏书专题——福建乡邦文献。“这些文献跨越宋元明清及民国，涵盖了文人别集、笔记掌故和佛教经籍等多个方面，版本类型上有历代名刻及稿抄校本，总量有近千种共6000余册。”
宋元明时期，福建地区刻书业发达。有宋一代，这里雕版刷印的“三大藏”——《崇宁万寿大藏》《毗卢大藏》《万寿道藏》名扬四海，在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对后世宗教典籍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目前，冯华进藏有前两种“大藏经”，而集齐“三藏”也成了他的重要目标。无独有偶，福建省图书馆虽然购书经费很有限，但该馆的特藏部负责人许建平老师也克服困难申请购藏了前两种大藏经，以及元大德福州刻本《通志》。“我跟许老师说，如果有三藏合一的机会，福建省图书馆购买有困难了，我就买来捐给馆里。”
冯华进并非“说说而已”。在乡邦文献的浸润下，冯华进对福建乡贤的家国情怀以及乐善好施的品质极为推崇，这也客观上影响了他的收藏志趣。他可以只凭红楼主人徐惟起的一句“有幸经眼宋砚百方”，就花费巨资四处搜求宋砚作为对徐惟起先生的致敬和纪念；他可以只凭“你比我更喜欢”“你的情怀大过于我的情怀”，就将价值不菲的珍藏慷慨相赠；他也可以为了研究者方便，无条件地将藏品借出去复印；他还曾为了传承闽刻传统，发起《闽刻“新四史”倡议书》，广泛邀请福建籍企业界人士捐资，参照宋刻闽本和建国后大字本、上海书画社（朵云轩）刻本，结合时代创新传统，准备新刻《新四史》……他说：“古代藏书，目的是为了读书、做学问。进入新时代，我们也不能只为了藏书而藏书，如果能让藏书发挥更大的价值，那才是藏书人之福。”
研究藏书的那些“无用之闲”
虽然“随性”，但冯华进并非没有自己的藏书理念。“藏书不易，需要不断投入资金，但个人经济状况会时有变化，很多时候需要在买与不买之间作权衡。”冯华进说，刚开始藏书时，他也是从经史子集的经典版本入手，后来发现需要较多的资金支撑，于是开始聚焦福建乡邦文献。“越深入越觉得地方文献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地方，比如闽刻代表作北宋《崇宁藏》，是中国第一部民间捐刻的大藏经，是闽人传承文化的重要功绩；红雨楼主人徐惟起抄藏古籍，是闽文化传承的守护者，也是历代藏书家之楷模；还有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墨迹'林石庐题跋’，体现了一代名臣传承文化的文人志趣与历史担当。”这些藏品都是福建文化的精粹，先后被冯华进收入囊中。
“我对自己的收藏有'三步走’的规划，也就是溯源性地逐步关注近现代、乾嘉时期、晚明时期的乡邦文献。”为什么关注这三个时期？冯华进介绍说，晚明到清一代，福建涌现了黄道周、张瑞图、曹学佺、徐火勃徐熥兄弟、李光地、陈梦雷、赵在田、林则徐、梁章钜、陈寿祺、郭尚先、谢章铤、严复、林纾、陈衍、林钧等一批贤达，有关文献是需要不断加大力量去收集整理的。他最关注乾嘉时期乡贤，因为这个时期是福建文脉承上启下的关键点，可以说没有乾嘉时期的人才迭代，就很难有后来福建人在晚清民国时代舞台上的辉煌，现在有种说法，“福州三坊七巷，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史”。桐城派影响中国文坛二三百年，不少古闽先哲都与之有密切的关联，晚清沈葆桢、严复、林则徐、陈宝琛等都可称是桐城派弟子、殿军人物。冯华进希望自己在未来五到十年内，能以实际文献为佐证，把桐城派的传承脉络梳理清楚。
寻找线索、梳理脉络、以实物文献作考证，冯华进认为这是需要一生坚持的事情，虽说是“无用之闲”，但边收藏边研究别有一番趣味。冯华进热心公共文化事业，近年，他还将珍藏的未刊校正本《武夷新集》等稀见版本无偿提供给《八闽文库》作底本。他希望条件成熟以后，能影印出版一些藏品，形成“三山丛谈”“稀见闽人著作”之类丛书，更好回馈社会。
在望山小舍里“难得糊涂”
冯华进的书斋取名为“望山小舍”，一因老家正对笔架山，二因书斋藏有江南名士戴南山的诗册真迹。在“望山小舍”，除了大量福建前贤著述版刻和手迹，冯华进还珍藏着不少书友签名本，以及题词书画作品等。“我大学读的是广告学，毕业后从事的是销售工作，可以说跟古籍关系不大，之所以能坚持20多年，取得一点成果，离不开这样一群同有'藏书之癖’的良师益友。”
冯华进相信“人无癖不可交”，他也格外珍惜一路走来共同进步的师友，很感恩一路上得到了各方师友的提携帮助。上海韩建政老师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买古籍，经常帮书商免费鉴定版本，又帮忙介绍藏家去买书，是个懂书的热心人。冯华进与之结识以来，每次去买书，经常邀他同往，请他帮忙掌眼。山东藏书家刘洪金与冯华进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两人最初都是从收集四书五经等版本入手学藏书，因为分处两地，经常会交流一些各自需要的藏品，后来又陆续聚焦地方文献收藏，在各自选择珍藏时，也会为对方留意，就这样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冯华进的“随性”还体现在他的散书义举：聚书因为爱好，散书因为“别人更需要”。冯华进没有过多的投资升值念头，与书友交流也就简单多了。“我高价买进是常态，但从来不觉得亏，我一直以来坚持的原则就是，不想'吃药’，更不想'捡漏’。”因为“随性”，在拍卖会上冯华进也会常常“冲动”，现在他多是委托书友去代拍，很多时候即使给朋友加些佣金，也比自己去拍更便宜。冯华进洒脱地表示：“人有时候看似吃亏、糊涂，其实是双赢。比如帮我代拍的书友除了自身懂行情，还可能与其他书友沟通好自己要竞拍，从而减少竞争，以较低的价格拍下想要的藏品。”自己花合适的价格买到了想要的藏品，还给朋友带来了收益，如此双赢，如何谈得上“糊涂”？
对于藏品最终的归宿，冯华进的态度更是“通透”。“卖、捐、送都有可能。我是个平凡的爱书人，处理方式可能也会更加随性随缘。”冯华进虽然没有建馆之类的想法，但他内心还是很佩服那些建馆、办展的书友，“若要做好，还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更强的专业功底。”
毕业以后，冯华进走南闯北，所在团队经历过上市的高潮，也经历过退市的低谷，这些年他又开始思考创业，规划自己的发展路径。他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当今中国已经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各个领域的迭代、蜕变已经在悄然发生。“以前的商业环境比较低端，吃喝文化、礼尚往来比较盛行，现在则不同，一个好企业，管理层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更注重志同道合，更注重在文化与情怀上与客户产生共鸣。”
作为企业家、藏书家的冯华进，时刻关注文化对企业的滋养。“我们现在还会经常组织一些学术沙龙，请一些老师做科技、人文、艺术讲座，这样的交流更深入、更丰富，也能聚集更多的人，相信会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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