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伴随每个中国人成长的辞书就在这诞生。
走进建国门内大街5号，推开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的门，两墙一千多部中外语言辞书恢伟林立。20平米的房间中心，一张乒乓球台大小的木桌，在小到64开袖珍手册、大到十几卷大部头辞典的映衬下，具有了让人不自觉便屏息凝气的魔力——因为伴随每个当代中国人成长的辞书，就诞生在这里。
接棒
我们的工作是高台垒土
每周四早上九点，语言所的走廊里都会出现一位老者。他叫韩敬体，是现在词典编辑室参与辞书编撰工作最早的老师，从1978年第1版到2016年第7版，他参与了《现代汉语词典》的历次修订。
最早的《现汉》长什么样呢？韩老来了精神头，特意猫着腰从书柜里翻出几本大部头，每一部都厚重如石。“第1版《现汉》不是最早的，最早的叫‘试印本’。我参加工作时头两三个月没有别的任务，就是在这儿看《现汉》，那时只有这个。”他用两个指头轻敲着已经看不清的封面，就像拉着一位老朋友的手，他们已经认识五十三年了。
《现汉》的问世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1956年，国务院下达《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语言所编出一部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的词典。翌年7月，整合了新华辞书社和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两家单位的语言所词典编辑室成立，《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开编。
什么才是词，怎么说明语法，这些今天看来相当基础的问题，在当年根本没有答案。摆在时任主编吕叔湘面前的任务无异于平地起高楼。解放前的汉语词典受西方影响严重，打眼一看就像一部翻译过的牛津词典，词头有长有短，结构混乱。丁声树等人分析这是西方有词无字、汉语字词分开的缘故。于是，他们在《现汉》的编纂中，创造性地把单个汉字做词头，强调了汉字在条目中的重要性。这次体例革命之后，词典就好用多了。
不必说读者，就连当年刚刚走进词典室的韩老都很难想象，几位语言学大师是怎样在知识的荒原上种出这棵参天大树的。今天在每一册《现汉》的扉页都印着一段致敬先哲的楷字；也是为了纪念，在《现汉》历版修订人员的名单中，最高职务都只是修订“主持人”，而“主编”的位置则永远留给了丁、吕两位语坛巨擘。
十印本中，还有词作为一级条目出现。
曲折
曾经历十年寒冬，词条被改得面目全非
1960年和1965年，商务印书馆分别应送审需要和社会需求，出版了试印本和试用本，没想到试用本出版的第二年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隆冬。受整体社会环境的影响，《现汉》的编辑工作虽然仍然断续进行，但确是一段令词典编辑室人感慨颇深的回忆。
韩老所在小组的搭档是燎原煤矿和无线电厂的两个工人和所里方言研究室的一名同事，四个人每天拿着词条卡片讨论，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比如，【助教】是高等学校教师的一级专业职称，煤矿工人就不同意，嚷嚷说自己就当过助教，仔细一问，原来是他小学时一个老师生孩子，他在班里当代课老师。两个专业人员见他脾气太大不好说话，就偷偷找无线电工沟通，让他给煤矿工人做工作，才终于说服。这位无线电工也“不简单”，喜欢编例句，但他的创意一般只能当成顺口溜。他给【茶余饭后】编的例句是：“学《毛选》，抓实践，早起点，晚睡点，茶余饭后多学点。”
1976年10月，《现汉》得以昭雪，“三结合”修订组也自然解散，词典室全面重返工作岗位，那些面目全非的词条经过重新审议，又改回了本来的面貌。十年浩劫中，中国辞书人没有放弃。他们一方面在风口浪尖下悄悄进行学术研究，一方面不断坚持正确的释义。寒冬过去，春天终来。
闻录
低头族、刷夜党，可能也是职业病
辞书人每天工作是什么样？郭小武研究古文字出身，还会编程做软件，他曾经发明过一种输入法，专门对付偏难怪字，就连上面提到的新词新语发现系统也是他的大手笔。2006年进入词典室以后，他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新词的发现上。
除了常规的勾词和检索，郭小武还是个“低头族”。看电视、听广播，在地铁上观察人聊天，坐出租车听司机扯闲篇，在商场不买东西专看门看标签，他时刻拿着手机，把生活当中任何看到、听到的新词都记录下来，平均每天能发现20多个。他能够做到遇到某个词，就知道哪些需要检查是不是新词，词典当中是否已经收录为词条，没有多年的辞书编辑经验不可能锻炼出这样的敏感。
和郭小武说话十分考验记忆力，因为话题经常被收词过程掐断。“哎我稍微打断一下，这个没有也说不过去啊……”正说着，他示意我停下，熟练地翻开《现汉》，嘴里直念叨，“这怎么没有呢，这应该有啊。”就好像突然想起一件要紧的事情，停下进行中的一切，接着掏出手机，在密密麻麻的词汇列表当中加了一条。
他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才5秒不到就在版面的中下部发现了一个新词：“‘时阵’这个词很好，表示‘时辰’‘时候’，符合构词规则，它在一般词典里头找不到，不过闽南语和北方方言都有相应的用法，有一定通行基础。闽语保留的古音古义非常多，闽语、粤语、吴语、客家话、湘语平话，都是汉语的活化石。这个词好，好，好，非常好！”说完他掏出手机，又记一笔。
琢磨
集体决策堪比相亲节目里的灭灯环节
通过日本影片《编舟记》，辞书人的工作第一次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一摞摞如山的稿件，一个个漫长的夜晚，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辞书编写的真实样貌。摆在主人公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定义“右”。这个概念实在太简单，简单到我们不曾想过需要用文字去定义，但这也在辞书人的工作范围之中。日本的辞典用时钟上的点数、词典本身页码的相对位置来描述方向。
那么，中国辞书人是怎么定义“右”的呢？翻开《现汉》就知道了：“面向南时靠西的一边。”原来在我国古代，坐北朝南、用左右指称东西的传统一直延续，例如北京城的左安门和右安门，再如一度特指山西省的“山右”。相比日本辞书强调的人情味，中国的词典更注重简洁、科学和文化传统。
很多稀松平常的东西，一旦落到纸面上就变得困难起来，这样也不是，那样也不是。为了一个精当的解释，老师们要跑图书馆查很多资料。一个释义怎样通清理顺，总要时时惦记。吃饭时来了灵感，经常才提起筷子就放下了碗。
辞书修订的集体决策有点像电视相亲里的灭灯环节，每个人有一种代表自己的颜色，如果认为值得收录，就在词条前打一个圆形，再传给下一位。一圈下来，许多词条前面都亮起一串红蓝黄绿的“小彩灯”，“亮灯”越多，就越可能入选。
王楠曾是第7版《现汉》的语文新词组组长。当时审完一稿她要全稿通读，下面四个组员再各领一百七十多页，“亮灯”讨论后再交给主持人。编字典要靠“老中医”，经验越丰富，把握的感觉越准，说出话的分量也就越重。“统稿赶工的时候要加班，时间非常紧张，这个时候就不能在家工作，大家全部集中到办公室来。”
心传
炼字百万，归入平凡
把待修订的词典破拆两本，按奇、偶数页分别裁出词条，逐条贴在硬卡纸上做成词条卡片，再按原顺序梳理整齐。裁剪词条最考验人的耐心，词条要分别粘贴，而词典的字号又极小，每行文字还不到3毫米宽，因此稍不留神就会把词条剪坏。试印本有53000多词条，做好就变成53000多张卡片，按照顺序理好装盒，能填满十几个柜子。
五十多年前，刚刚参加工作的韩老使用的就是最原始的卡片方法。随着电脑的普及，卡片法淡出了历史，但辞书人的心始终没有变过。“能在语言所词典室参与这两本辞书的修订，我们都觉得这是很幸运的事。咱们每个人从小都在使用、都在受益，我现在都还记得七几年我们小时候的字典，前面还印着毛主席语录呢。我们把词典编得好一点，对学生和一般读者就能产生点积极影响。”王楠把“幸运”和“受益”几个字念得很重。
几位受访者所在的602室是词典编辑室的“大本营”，编辑室主任谭景春、第6版主编江蓝生在主持修订工作时也在这里办公。对门两三个房间也属词典室，原有哲社组、科技组、资料组的分科，但近来也并不严格。看着他们忙里忙外、进进出出，这次访问不能遍及，他们的名字在每一册辞书的扉页里，而他们的故事，只好留待下次探寻。
辞书人最熟悉的两种声音都是在指尖发出的。一个是手指在书行间游走的沙沙声，一个是鼠标和键盘的嗒嗒声。这两种声音，连同69000多词条，陪伴辞书人度过了每一个白天和黑夜，春天和秋天，更以一种严谨、实录、细微的方式准确记录着时代的变迁。是的，《现代汉语词典》不仅仅是一本工具书，它更是一部语言学视角的社会档案。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