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杜晓勤
大历年间是盛唐诗风向中唐诗风演变的过渡期，而且这一时期诗歌的时代特征也比较明显，加上出现了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诗人群体，故而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近一百年来更产生了一批确有开拓的研究成果，使得大历诗歌研究整体上前进了一大步。
一、大历诗风及十才子诗歌综论
本世纪上半叶 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大历诗歌的探讨主要体现在一些文学史、诗歌史以及唐诗综论等著作中，而且大多比较肤浅、简括。
如胡适《白话文学史》在论述大历诗人时只探讨了元结及其《箧中集》中诸诗人和顾况的诗作，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虽然也将大历、元和诗人放在一起论述，但较之胡适要细致和深入一些，他谓元结与后来的韩愈等人同属于“矫古的诗人”，将韦应物与后来的柳宗元、刘长卿、秦系等人划到一派，称之为“后期的田园诗人”，然后论述了“大历十才子的台阁体”。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对大历时期诗歌成就的评价似乎又稍高些，他说:“照老规矩是，一种文体，极盛之后，便难为继。但五七言诗体却出于这个常例之外。经过了开、天的黄金时代，她依然是在发展，在更深邃，更广漠的扩充她的风格的领土。继于其后的是大历时代。大历时代的诗人们很不在少数，其盛况未亚于开、天。”苏雪林的《唐诗概论》则探讨得更细、更深，如她将大历诗人的作品分为三派:一派是与杜甫相鼓吹的人生派，如元结、顾况;一派是表里王维、孟浩然的田园派，以韦应物为代表;一派以研练字句，工秀幽隽，借五七言律绝称长的小诗派，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她对大历诗人的总的看法是:
“大历诗人不为不多，不过天才都算在第二三流以下，其作品婉转清扬纤绵秀丽如春鸟秋虫，幽花野草，令人可爱，但只能说是’优美‘而不能说是’壮美‘”
本世纪上半叶对大历诗人研究得最深入细致的，要数闻一多。他从纯文学的立场高度肯定了大历十才子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他认为“大历十才子是唐代最享盛名的一批诗人”，并认为“他们的诗是齐梁风格而经张说所提倡改进过的，虽时髦而无俗气，境界趣味完全继承了张说这一派”，“从时间来说，盛唐中唐之相接也依此为联系，并远承谢康乐的传统不断，十才子的地位和价值也由此可见。”他进而指出，“十才子的诗有两大特点:(一)写的逼真，如画工之用工笔，描写细致;(二)写的伤感，使人读了真要下同情之泪，像读后来李后主的词一样。”而且探讨了这种风格形成的原因:“这种风格的产生，是由于经过天宝一场大乱，人人心灵都受了创伤，所以诗人对时节的改换，人事的变迁都有特殊的敏感写入诗中便那末一致地寄以无穷的深慨。”因此，“十才子乃是分担时代忧患的一群诗人。”
五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以后出版的文学史虽然也多述及大历诗人，但对大历诗歌的论述较浮泛，且对十才子的评价也不太高。
如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认为中唐大历前后的诗歌“呈现出一种过渡状况”，而且，“由于社会的动乱和王朝的衰微，这个时期的诗歌多半都染上了感伤的色彩。”大历十才子的“诗歌很少反映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疾苦，大多数是唱和、应制之作。歌颂升平，吟咏山水，称道隐逸是他们诗歌的基本主题。他们在艺术方面都有一定修养，擅长五言律诗，但大都缺乏鲜明的艺术特色，有形式主义的倾向。......其中仅钱起、卢纶的一些小诗艺术上尚
有一定成就。”
再如，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大历时期“许多诗人走王维、孟浩然的道路，并没有继承李白、杜甫的优良传统。.........诗人们着重在山水田园自然景物方面的描写，反映现实不多，囿限于较小较窄的境界中。这是他们最大的缺点。”相对来说，刘大杰编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评价则稍辩证些，他虽然也认为大历诗人“在作品的风格上，大致相同，没有分明的强烈的个性表现，所以都不能成为第一流的诗人。但其中如钱起、李益，确也有些好的作品，我们是不得不注意的。”他又说:“在这一群人的作品里，虽说没有直接继承杜甫的精神，在诗歌方面再开拓再创造，追求更大的收获，但他们作诗的态度，都严肃认真。”
在此时的文学史中，林庚的《中国文学简史》对大历诗歌的论述较为深入。如他认为，大历时期“回想盛唐时代的盛况，自然有追慕旧观的愿望，于是表现为大历十才子等歌咏升平的诗风”，“大历时代追慕盛唐，却终于是有心无力”，接着从社会政治状况说明了当时的作家“很难从现实里加强自己对于梦想的信心”，只好走隐逸的道路的原因，但是作者又指出，“从另一方面说，这时期的隐逸也是没有什么出路的。”
八十年代以后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大历诗风的研究才比较系统、深入了，除了涌现出大量的论文，还出版了两部专著――,即蒋寅的《大历诗风》和《大历诗人研究》。这些成果又基本上集中在对大历十才子诗歌的综合探讨上。
这一时期，从整体上研究大历诗歌的论文主要有:卞孝萱、乔长阜的《大历诗风浅探》、陈顺智的《试论大历诗歌的社会心理特征――兼论盛中之变》、蒋寅的《论大历山水诗的美学趣味》、蒋寅的《时空意识与大历诗风的嬗变》等。
其中卞文首先将大历时期的诗人分成三类:一是钱起、郎士元、卢纶、司空曙、李端、韩翃、耿湋、吉中孚、苗发、崔峒、畅当、夏侯审等，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一是刘长卿、李嘉祐、严维、朱放、秦系、皇甫曾、李秀兰(女)、章八元等，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以吴、越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一是以韦应物、顾况、戴叔伦、戎昱等，他们的活动范围，或南或北。该文对大历诗歌总的看法是:“题材不够广泛，境界不够开阔，现实性不够强，从中很少看到当时社会的疮痍和统治者的荒淫，也很难听到民众的、中小地主阶层的声音”，该文还评价了大历诗人在律诗创作上的得失:“从唐代律诗的发展角度看，开元、天宝时期律诗的句法、章法、声韵、格律，不如大历时期工整细密，但大历时期的律诗也有不及前者之处，思想意境一般显得不够高远，气势一般显得不够雄伟，语言一般显得不够自然浑成，风格一般显得纤小、卑弱。”
陈文把大历诗歌的社会心理特征归纳为战乱心理、自卑苦闷心理、茫然心理和孤独落寞心理四种，并逐一进行分析。文章还指出，当自觉的革新运动成为诗坛主流的时候，作为大历文学主流的低沉格调依靠孤独落寞这一社会心理作为载体而得以发展保留下来，成为中晚唐诗歌的内在意脉之一。
蒋寅前文认为，色调的灰暗冷落、气质的清空幽寂、性态的轻淡虚静，就是大历诗人笔下的山水的风貌，也是他们对自然美的新发现。在和六朝诗人、王维的比较后，作者指出:“王维是写眼中的山水，而大历诗人则是写心中的山水。”
蒋寅后文首先指出，“大历诗是唐诗盛衰隆替的转折点，而其中时空意识的变化又是诗风嬗变的关键”，接着，他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证，在“空间:外向与内向”一节中，作者指出:“盛唐诗人的心理倾向是外向的、辐射的，因此他们对空间的感觉就指向外在的，宏大的向度;而大历诗人，他们的心理倾向主要是内向的，聚敛的，他们的空间感于是更多地指向内在的、幽微的向度。大历诗人的精神活动主要是内省的、体验式的，很少能超越自我，将自我放到宇宙、历史的背景下取思索。所以他们不仅很少宇宙意识，实际上也很少真正的自我意识。”在“时间:历史与现实”一节中，作者又认为:盛唐诗人“强烈的今昔对比使
作品闪现出富于哲理意味的历史感和宇宙意识”，表现出一种“苍茫辽远的境界”;而大历诗人“总是立足于个人的观念来把握自然与社会存在的时间流程，因此主体观照的基本点就不是历史的而是现时的，不是着眼于客观历时的动态存现，而是着眼于即时的静态呈现。”在“心态:理想与哲学之丧失”一节中，作者也指出:“除了心理倾向的由外转向内之外，大历诗人还失去了盛唐人的哲学意识”，“对他们来说既无功夫也无兴致像初盛唐人那样不时地对自然和人生展开渺远的哲学思索，现实环境迫使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的生存问题。”总之，这篇文章能从哲学的高度，以时空意识为着眼点，处处又与盛唐作比较，较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大历诗歌嬗变的主要特征及其原因。
这一时期对大历十才子进行综合探讨的成果更多，较具代表性的有:储仲君的《大历十才子创作活动探索》、储仲君《试论“大历十才子”的诗作》、陈庆惠《关于大历十才子的评价问题》、葛晓音的《诗变于盛衰之间――论大历十才子的诗风及其形成》、丁放的《大历十才子诗歌的艺术特征》、金启华《大历十才子及李益等诗人的诗论纲》、刘国瑛《大历十才子的审美心理及其对创作的影响》、王定璋的《谢灵运与“大历十才子”》等。
其中，储仲君《探索》文同意《极玄集》的说法，“十才子”的名称是因为“唱和”产生的，并不是根据当时诗人成就高下加以遴选的结果。而且“十才子”并不是一个“游从习熟，唱和频仍”的诗人集团，经考证李端、吉中孚、卢纶、耿湋、司空曙、常衮、崔峒、夏侯审、钱起、韩翃都参加了郭暧家的宴集，而李端又有其特殊的作用，其时约在大历十二、三年之间。储仲君《试论》文对十才子诗歌内容评价过低的现象提出异议，该文认为十才子的诗歌虽然没有深刻广泛地反映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的疾苦，但“这群诗人并没有丧失现实感。他们对现实生活有认识，对人民苦难有体察”，而且有“许多感慨身世、叹贫嗟卑的作品。他们虽然在某种公开场合不得不说些应景的套话，但内心深处却对自己沉沦下僚、或屡遭贬斥的处境愤愤不平”，还指出了十才子风格之差异:“耿湋的诗沉着苍凉，李端的诗清空明丽，司空曙看破世情，诗中总有一种悲愁抑郁之气，韩翃热衷富贵，积极于进取，诗中还残存着某些盛唐余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卢纶。他的心胸比较开阔，笔力也比较雄健。”
陈庆惠文认为，大历十才子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一道，参与了近体诗的最后成熟和巩固阶段的创作，并在扩大写景诗的描写对象，强调细腻描绘的表现手法，开拓送别诗的内容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注意辞藻和意境美的大历十才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王维、杜甫与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乃至婉约词之间的一个连结和启迪。
葛晓音文在大历诗歌与盛唐诗歌的深层次对比中探讨了大历十才子诗风的特征和形成过程，该文指出“仅就’以闲雅为致‘的美学趣味而论，大历十才子离盛唐尚相去不远”，但“精神实质却大不相同”，认为“中兴好梦”是其诗“貌似盛唐的主要原因”，而“风力内衰则主要是由于他们思想平庸，品格不高”，缺乏“济苍生安社稷的雄心壮志”。至于诗歌内容，她认为即使在“少数触及现实的诗歌中，他们也很少正面剖视社会的疮痍，而是更多地注目于带有乱后残迹的月露风云”，山河破碎的现实“没有激起他们忠愤激烈的济世热情，只勾起了他们低回感伤的身世之叹”，其诗歌的基本主题则是“吟咏山水，称道隐逸”。作者还探讨了这种诗风形成的原因，指出大历时四方多事，官场上送往迎来愈加频繁，饯送必须赋诗已成例行公事，韩翃、钱起所擅长的送别诗已成了为达官贵人的酒宴助兴的应酬工具。而且这类诗中的山水大都是诗人的悬想，不一定是亲身经历，又没有真挚的离情别绪，所以最容易形成俗套。他们既无独善之志，又无隐逸之实，诗中所称道的隐逸不过是“迹向尘中隐”，形迹稍离市朝，养病移近郊外，都可算作隐居，因此那些称道隐居的诗歌也不可能具有王孟高洁脱俗的格调。在论及十才子诗歌艺术时，作者又指出，历来诗评家只注意十才子五七律渐近收敛、淡静，皆尚清雅的一面，而无人论及他们的歌行古诗还有渐趋繁富、铺陈丽藻的另一面。其实这两种倾向都是诗人思想感情趋于贫乏的结果。这些论述远较以前的有关论文深入。
丁放文认为，大历十才子诗歌的艺术特征主要有三点:一、他们抒写情感，不像盛唐诗人那样，着重总体感受的抒发，而是偏重于作较精细的心态描写;二、写山水，他们不像盛唐那样，多以雄伟奇险的自然为对象，而是以写境界淡远、深冷的山水诗见长;三、在具体一书手法上，无论是体裁的选择，还是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十才子诗都偏重于工整精炼。
金启华文指出了十才子在诗风上的“大同”和“小异”，认为“大历十才子是承前启后的，使后来诗人从反面吸取教训，从而创作产有个性的作品”。刘国瑛文从审美感受、审美情感、审美品格三个方面探讨了十才子的诗心，细致地分析了大历诗歌的艺术特征和美学张力，认为“清”是十才子诗的共同的美感特征，但各人有不同的表现。如钱起诗清秀中时露工秀，卢纶诗清气中多含健劲之类。
王定璋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述了大谢的山水诗与“大历十才子”的山水诗的相似之处，指出大谢对“大历十才子”山水诗三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十才子对谢灵运及其山水诗及其推崇，几乎随处可见直接借用谢灵运诗句、语汇、典故入诗，使谢作成为己作之内容;第二，大历十才子不仅从艺术形式上借鉴谢诗的审美经验，而且还极为巧妙地化用谢诗的意境，取法其艺术手法;第三，十才子受谢灵运的影响更多的是从思想情趣和审美追求方面表现出来，尤其是从谢的身上汲取过多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影响。论文还进一步指出:“与谢诗相较，’十才子‘之作倒像淡雅的泼墨写意画，虽然落笔疏淡遒劲，却也精工妍炼，审美客体只有朦胧的轮廓，倒也神韵自在，形象虽稍嫌模糊，可极诱发人的幽思，意象是很鲜活通脱的。谢诗表现的是带有主观感情的自然之景，但在物我关系上，处理得不够自然，显得生涩板滞。’十才子‘之山水诗在表现物我关系上，却较为融洽浑成。”
二、韦应物研究
近一百年来，在大历诗人中，人们对韦应物的研究可以说最为深入，所取得的成绩也最大。
生平研究 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就有学者对韦应物的生平进行了较为系统研究，薇园的《稻花香馆杂记――韦苏州应物年谱稿》是本世纪最早出现的一篇韦应物年谱，筚路蓝缕，功不可没。稍后，万曼又发表了《韦应物传》，也对韦应物一生的重大行事和仕历进行了梳理和考述。到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学界关于韦应物生平的研究又有了长足的进展，其中以孙望的《韦应物事迹考述》、傅璇琮的《韦应物系年考证》、廖仲安的《有关〈韦应物系年考证〉的几件事》等几篇文章创获较多。九十年代初，姜光斗发表《韦应物评传》，在参酌学界有关考证成果的基础上，对韦应物的生平行事和思想演变描述得更为细致了。
综观本世纪学界对韦应物生平的探讨，又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生卒年的考定:关于韦应物的生年，学术界小有分歧。闻一多的《唐诗大系》和薇园的《韦苏州年谱稿》都认为韦应物生于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而万曼《韦应物传》和后来孙望的《韦应物事迹考述》、傅璇琮《韦应物系年考证》等著作均认为韦应物当生于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关于韦应物的卒年，薇园不能确考，而是疑韦应物曾在苏州刺史后任过婺州刺史，似曾活到八九十岁，未终老苏州。万曼也认为无法推断韦应物什么时候去世的。孙望认为，韦应物大概是在贞元七年任满罢职的，此后一直寄住在苏州的永定寺，大约不久(说得大胆些，也许是贞元九年左右)，就死在苏州了。傅璇琮推测，韦应物大约在贞元七、八年间(公元791――792年)卒于苏州。
二、家世的考述:万曼在《韦应物传》第十二节中专论“韦应物的家世”，但所论有限，发明不太多。后来孙望《韦应物事迹考述》开头虽然也述及其家世，同样也不够深入。相对而言，傅璇琮《韦应物系年考证》对韦应物家世的考证，则显得详明的多。他据《元和姓纂》
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其他一些史料，将韦冲以下直到韦应物六代及韦应物以后四代子孙都作了排列和考述，为深入了解韦应物的家庭情况、家学影响，提供了比较详细的资料。后来，廖仲安在其《有关〈韦应物系年考证〉的几件事》中考证韦应物籍贯时，又在家世方面对傅璇琮文有所补充。
三、任洛阳丞时间:薇园《韦苏州年谱稿》认为韦应物于广德永泰年间任洛阳丞，万曼《韦应物传》虽然未能确考韦应物何时赴洛阳丞任，但他认为韦“广德三年已在洛阳做洛阳丞。”孙望《韦应物事迹考述》说:“大约在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他就到洛阳谋到了县丞的职司”，其根据是韦集卷六中有《广德中洛阳作》。廖仲安《有关〈韦应物系年考证考证〉的几件事》也认为韦应物到达洛阳丞任的时间是广德二年。傅璇琮《韦应物系年考证》则据《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宝应元年所载回纥兵入洛阳、肆行杀略，使洛阳遭到极大破坏的史实，再联系韦诗《广德中洛阳作》中的“萧条孤烟绝，日入空城寒”等描写，又因为宝应二年(公元763年)七月壬子改元为广德，故进一步考订韦应物为洛阳丞，当在广德元年(公元763年)秋冬间。至于韦应物离任的时间，薇园未能确考，谓韦应物罢洛阳丞后居同德精舍，大历中，任京兆府功曹，不能确定其年。万曼则认为韦应物任京兆功曹时在大历十二年。傅璇琮认为韦应物为京兆府功曹当在大历九年至十三年之间。孙望则认为韦应物在大历十年(公元755年)春夏间，就出为京兆府功曹参军事了。
四、梁州之行和淮海之行的时间:韦应物《淮上喜会梁川故人》诗有云:“江汉曾为客”，廖仲安《有关〈韦应物系年考证〉的几件事》认为韦应物约在大历八年(公元733年)三十七岁时，曾客游江汉，而且考知其游江汉大约是经大散关、凤州至兴元(今汉中)，然后沿汉水而东南行至武昌一带。储仲君《韦应物诗分期的探讨》则认为，梁川即梁州，诗中所说的“江汉”就是流经梁州境内的汉水，梁州之行当在大历七年至九年(公元722――744年)期间。至于淮海之行，孙望文说:大约在大历八年(公元773年)的秋天便作淮海之行了。这次东游淮海，一路经过淮阴、宝应等地，最后到了广陵。为时大约一年。
五、由江州刺史入为左司郎中的时间:薇园《韦苏州年谱稿》认为，韦应物贞元元年在江州，时追赴阙，改左司郎中。万曼《韦应物传》也认为贞元元年秋，韦应物到江州，任刺史;江州罢郡后，似乎曾赴京一次。孙望《韦应物事迹考述》则认为，大约贞元元年初，正当韦应物调刺江州三年任满的时候，他奉召回到长安;韦应物这次回长安，就在尚书省为左司郎中。傅璇琮文通过缜密的考辨，认为韦应物是在贞元三年应召由江州赴京为左司郎中的。李良熔《韦应物未罢江州刺史任》认为，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夏，韦应物未罢江州刺史，而是从江州刺史任上直接被召至京城任左司郎中的。
六、任苏州刺史的时间:关于韦应物任苏州刺史的时间，薇园未能确考，而是云在贞元元年后不久。万曼认为韦应物守苏州刺史的时间，大约在贞元四年七月以后到六七年间。孙望的看法与万曼相近，也认为贞元四年七月以前，韦应物不可能刺苏州，而贞元五年，应物已在苏州，大约贞元七年末或八年初，应物便任满罢官，寄居苏州的永定寺了。此后，傅璇琮观点也与万曼、孙望相近，惟考证更细。
七、其他问题:在一些小问题上，学界也有分歧，如韦应物入太学读书的时间，薇园、万曼、孙望、傅璇琮等人均认为在三卫落职之后，然廖仲安据唐代制度和韦应物诗中所叙，指出韦应物入太学当在为三卫之时，而不在三卫落职之后。玄宗西幸，他自三卫撤出，乾元元年，他又返京城，复入太学读书。又如，万曼认为，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以前韦应物结婚，且地点是在长安，而非洛阳。孙望则认为，至德三年(即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应物结婚，是年二十二岁。廖仲安则考定为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
性格、思想和诗歌的思想性研究 卞敬业《唐代田园诗人――韦应物》是本世纪最早对韦应物其人其诗进行专门性探讨的论文，该文在述及韦应物诗歌所表现的思想性时说:“韦苏州诗中多表现其恬退性情及爱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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