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两个成就最为突出的作家，始终抱持着一个清醒而固执的信念：翻译比创作更重要。他们和儿童文学都有密切的联系，这就是鲁迅和周作人。
鲁迅把翻译家比作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从别国里窃得火来”，让此间的人们得到火种，自己却受尽苦难。这普罗米修斯的比喻用过多次，过去多从“启蒙”和“革命”的角度去理解，其实鲁迅的本意也在文化交流和文学的发展上。他曾劝因办《论语》半月刊而红极一时的林语堂，不如放下手头工作，集中精力翻译几部英美文学巨著，这话引起误解，这对师友后来终于闹翻了。鲁迅自己也在晚年身体很不好的情况下，花费大量精力翻译果戈理长篇小说《死魂灵》。这两件事，与“启蒙”、“革命”都没有直接关系，完全是为文学而做的。他们这样做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现代文学草莱初辟，遍地沼泽，不将外面的文学之火引入，很难迅速出现万物竞生的局面。后来的文学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儿童文学同样如此，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就更是如此了。翻译家任溶溶看到国内与外界长期隔绝，作家们思路放不开，便从国际安徒生奖的获奖作品中寻找和译介优秀之作。他发现瑞典女作家林格伦的作品，能让中国的作家和读者们眼界大开，就一气翻译了八种林格伦名著，包括《长袜子皮皮》和《小飞人》两个三部曲。这些作品体现了周作人所说的“有意味的没有意思”，如按成人思维那是根本写不出也无法理解的，但孩子们一见即如获至宝。这些作品在创作界和理论界引起轰动，也引起了争论和思考，此后，“顽童型母题”开始在中国立足，并得到长足的发展。近年来，翻译对儿童文学的推动作用仍很明显，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明白：近期图画书市场活跃，小读者都爱看，原创图画书也开始多起来，这“图画书”概念的普及以及世界上那些最优秀的图画书的启迪和吸引，不都借重于翻译之功么？
所以，当听到有些作家说，中国儿童文学已发展得很好，现已没必要再出那么多翻译作品了，我颇不以为然。有人老想限制外国作品的引进，以便将地盘留给本土创作，这真是很没志气的想法。比如我所读过的几本以色列小说，对当下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就都有着重要启迪意义——
这些作品大都优美而凝重，都有饱满的内涵，没有一部是轻飘飘的，更没有那种浅溥搞笑的迎合市场之作。并不是说以色列国内没有“商业童书”，我猜想应该也有的，并也会有一定市场。但至少，彼国的作家们捧出的都是有真生命的文学，他们深知什么样的文学更能体现本国的品位。
又如，这些作品都有儿童视角，都充满童趣，都是为孩子写的；但几乎每一本中都有一些很深的、孩子一下子难以读懂的内容。在《乡间小道的尽头》中，阿玛莉亚写了狗与狗之间的友情，当两只最要好的狗不得不分离，其一跟随主人而去后，留下的狗长期陷于痛苦之中；以后它又找到了新的朋友，但总是觉得对不起旧友；几年以后，离去的旧友曾随主人来过，却未相遇，但显然已知道它有新朋友了；它回来后，有一种暗暗的失落，它知道，这位旧友再也不会来了……这类心理，是要那些经过恋爱磨洗的大人才能透彻理解的。孩子的友谊中也包含复杂情感，但不会繁复细微到如此程度。同样，在纳瓦·塞梅尔的《飞翔之梦》中，那位鞋匠干吗老给寂寞的孩子说人能飞起来的事？其实，那是个比孩子还要寂寞的老人，他的灵魂还没从战争的苦难中复苏过来。作者没点破这一层，而只通过生动的描写，让读者感受人物的内心。这些都不是孩子轻易能把握的，但一本纯文学作品，让孩子入口即化，一览无余，未必是好事。许多中国童书作家出于市场考虑，作品越写越浅，不愿留下更多的难点，这反倒削弱了阅读的趣味。
再如，中国有不少儿童文学作家有可能受《百年孤独》影响，热衷死亡的描写；纯文学作家为使作品有审美震撼，也常以孩子的死作为情节的高潮；我去年读过两本写得很认真的校园生活作品，竟都包含多起惨烈的死亡事件。与儿童谈死亡，这是困难的话题，也是严肃的话题。死在文学中是难以避免的，但在儿童文学中则应有慎重和特殊的处理。在这一点上，以色列作家的态度令我感动。二战时犹太人的死亡比例高得惊人，《与亚历克斯一路同行》写的就是那场战争中孩子的逃难，但两个孩子最后都活下来了，救助他们的抵抗战士也都活着，他们父母的结局一直没有实写，只在最后才含蓄地点出他们已不在世。在《飞翔之梦》中，鞋匠心中的阴影也没作正面表现，只是一再写到他有一双珍藏的红鞋子，还有，他眼前常会出现堆得很高很高的童鞋，这都让人想见当时的惨剧，但作者还是避开了正面的描写。我以为，这几位作者们是懂儿童心理的，也是真正懂儿童文学的。
以上都是举例，都只为证明鲁迅“窃火”的比喻并未过时，今天的文学翻译仍可推动创作的发展。至于这些小说真正的妙处，那是要自己读来才会明白的。我相信它们不会让中国的作家同行失望，也不会让小读者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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