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报：您是怎么接触到《四部丛刊四编》这个项目的？
李致忠：奎文阁的负责人邓占平先生有一次找到我，说要影印《四部丛刊》，这套书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后来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也来找过我。这套书印过不止一次， 我考虑到各图书馆的需求，不太同意这个项目。但邓占平先生可能有他自己的市场调查以及信心，最终还是影印出版了前三编。在此过程中，首都图书馆原副馆长周心慧先生也受邀参与此事，所以他对《四部丛刊》的关注多于一般学者。有一次，他从《济南大学学报》中发现了一篇文章，这就是柳和城先生的《〈四部丛刊〉未刊书考略》，文章中披露了一个信息，谈及张元济曾经筹划过要出版《四部丛刊四编》，但由于抗战全面爆发，出版计划被迫搁浅。文章还列明了书目。
后来，他们拿着文章的影印件来找我，我一看，这是很好的项目，应该着手出版《四编》。我觉得既然前人都有了构想，有这个书目了，我们应该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
藏书报：据您了解，柳和城先生是怎么接触到这个书目的？
李致忠：柳和城先生不是专门的古籍研究人员，但他十分喜欢研究古籍文献，写了很多高质量的文章。他和张元济先生之孙张人凤私交不错，这就为他研究商务印书馆和张元济先生提供了便利。这个书目，也是张人凤提供给柳和城先生的。他对这个书目有考察，有研究，然后才会产生这篇文章。这个书目的披露，也让很多人吃了一惊，古籍界以前并不知道有这个书目。
藏书报：您怎么看待商务印刷馆及其鼎盛时期的出版？
李致忠：张元济先生是现代出版史上一位非常有灵感、有嗅觉的出版家。其实，商务印书馆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是继承了当年汲古阁的模式。过去的藏书家，会题跋、会校勘，但大都不经营出版，但汲古阁是一个例外，它把藏书和出版经营结合起来了。古代的出版，一个是出版当时的新作，还有一个就是传承经典，对经典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到了明末汲古阁的时代，宋元版就很少了，市场上有进行复制的需求，汲古阁的藏书正好为它的出版提供了基础。当然，出版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汲古阁藏书的价值，化身千百，至今还影响着一代代学者。藏书和出版互为依托，相得益彰，这方面汲古阁做得是相当好的。
张元济先生走的是同样的路子，他一方面藏书，一方面出版。他的藏书大多不是个人藏书，主要是涵芬楼。当然，他的出版不仅限于涵芬楼的藏书，他会向私人藏书家借书使用，图书馆兴起后，他也从一些图书馆借好的底本。商务印书馆也出版教科书以及其他门类的书籍，在当时和现在都有很大影响，但是，最具长远影响的还是古籍的影印出版。所以说，汲古阁之后，张元济先生是古籍出版方面最成功的一位出版家。
张元济先生中过进士，曾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所以国学功底很扎实。就《四部丛刊》来说，选什么书，用什么书，他自然有着独到的眼光。
藏书报：您如何评价《四部丛刊》和当前的古籍出版？
李致忠： 张元济先生出版了《四部丛刊》前三编后，大获成功。《三编》将要完成的时候，抗战全面爆发。前三编选目已经十分精湛，《四编》所选的书则十分罕见。自清以来，在古籍丛书出版方面，一个是阮元的《十三经注疏》，一个是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这两部书可谓滋养了数代学人。我们这一代搞传统研究的学人，很少有人不使用《四部丛刊》的，因为它是国学研究的必备之书。在这个前提下，发现《四编》的书目，其价值不可估量。现在出版《四部丛刊四编》，既为当代古籍整理提供了方便，也是在完成前人未竟的事业。
我和邓占平等人说过，近几年的古籍出版比较混乱，但也不乏好的出版项目，《四部丛刊四编》就是其中的好项目之一。现在出版的环境和形势与过去大为不同，选题需要谨慎，因此，我觉得尽管项目不错，但实施起来还是需要勇气。上世纪90年代“书荒”，再大的图书项目也能做到圆满收盘。如《续修四库全书》，我是常务副主编，收书5000多种，还有一个《四库存目丛书》，这些都是大书，都是收书几千种的，销售都没有问题。《续修四库全书》是《四库全书》修成之后，学人们都提出过的一个项目，因为《四库全书》是乾隆时期完成的，此后的著作就不可能再收入了，比如最重要的学术大发展大转折时期的乾嘉学派的著作就没有收入，所以续修的意义不言而喻。
从各个图书馆的馆藏情况来看，《四部丛刊》各馆存有前三编的，《四编》也应该入藏，这样这部大书就完整了。
藏书报：在选目和底本寻找上，难度大吗？
李致忠：刚才说了，张元济先生留下来的书目，只是一个简目，我们得按照这个简目更进一步完善。比如他说某部书是明抄本或者明刻本，你得研究考察，得与他所说的对上，尽可能使用张先生所说的那个本子，这样才符合他选目的意义。完善书目的工作，所费功夫比较大，这个工作是我来做的。我也和邓占平先生说过，应该把张先生的简目和我们最终的选目，两份目录同时向社会公布。
藏书报：完善书目的过程中，有没有使用更为精良的底本？
李致忠：过去的信息获取手段不发达，张先生看过某部书，都是随手记录，所以信息有不明白的地方，也有有出入的地方。比如，他记录某部书，只说俩字“宋本”，我们得结合当时的情况，考察是哪部宋本，然后把它完善了。再比如，他说某部书是明抄本，经过考察发现有稿本，当然我们要用稿本了。选取比张先生发现的本子更为优良的底本，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总的思路是遵从张先生列的书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新添一种书。
选目出来以后，我说应该去拜访一下柳和城先生。首先是表示对人家的尊重，因为这个书目是人家首先发掘的；其次就是再确认一下书目的来源，要是书目来源不是十分清楚，那我们弄了也是白弄。他们去了，我没去。但最终的反馈让人踏实了，书目在张元济之孙张人凤手中。当时，张人凤在美国，还写了一篇序。
藏书报：《四编》的出版与前三编的出版相比有何优越性？
李致忠：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持的《中国新闻出版史》出版的时候，我是副主编。当时就有一种声音，反对将张元济先生列入出版家。反对者认为，张元济在出版古籍的时候，删改了古籍。但是我不同意，有缺点说缺点，但不能否认他是一位卓越的出版家。
其实，删改古籍，在古代出版中是常见的。到《四部丛刊》出版的时候，张先生认为不对的，他会改，他认为篇章结构不对的，他会剪贴，印刷不清楚的地方，他会根据研究进行描润。这次出版的《四编》，绝无此事。原书什么样，出版出来就什么样，绝不改。我们充分吸取了前三编的经验教训，这是比前三编优越的地方。
藏书报：《四编》中最重要的书或者说版本都有哪些？
李致忠：重要的书很多，就说一两部吧。比如《唐大诏令集》《宋大诏令集》，有诏有令，都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四部丛刊四编》自成体系，每一部书在这套书中有自身意义，不能单独拿出来看。
《四编》中有些书以前是没有影印过的，有部书值得一提，那就是《鲁之春秋》。明朝灭亡后，南明小朝廷维持了一段时间，这其中有一段是鲁王监国时期。这本书讲述的就是明末清初鲁王监国政权在浙东及闽浙沿海的抗清事迹。书的刊刻时间并不早，咸丰刻本，但是书很少见。这个本子如今收藏在浙江图书馆，我有次赴浙江出差，曾专门去看过这个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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