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辉：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古籍保护要深入老百姓生活
藏书报：对于古籍保护推广工作，您个人有何建议？目前，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已开展了哪些工作？
杨光辉：日本买古纸的店铺旁边，都有一个可以让家长带着孩子体验造纸工艺的地方。我想我们也可以在每一个古籍保护单位的边上，设置传统造纸与印刷工艺体验点，让古籍渗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当中。
通过训练中小学生做家谱来推广家谱文化，也是我们一直提倡的。指导孩子们从信息采集开始，经过材料、装帧方式及印刷方式的选择，最后亲自动手完成制作，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培养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写作能力，而且可以加强家庭成员间的亲情联络，重要的是在趣味活动中普及了传统文化。我认为，这样与文化传承相契合的活动，是值得政府与社会各界加大投入的。现在提倡家谱制作推广，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的回归，更是民族传统与现代文明的一种结合，比如，家谱制作完成后，可以通过3D打印技术印刷，这样孩子们就可以体验到从古老印刷、造纸到现代打印技术的一个穿越。
古籍保护是一个大工程，它涉及整个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扬，不是仅仅靠政策推动就可以实现的，需要普通百姓的参与，尤其是培养孩子的兴趣，让他们从小就参与进来。
藏书报：怎么引导社会各界参与？
杨光辉：近些年，我们做了很多“再造善本”的影印整理工作，这当然很重要，但是它不能跟广大老百姓联系起来，而家谱制作可以。每个家庭都希望能有一个代代相传的东西，家谱恰恰可以实现从文字到影像的记录传承功能，大家都会对此很有兴趣的。当然，试点工作在离百姓更近的乡村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少年宫、社区等地推广效果可能更好。
在家谱制作过程中，每个人都会主动考虑：我要选择什么材料制作？这种材料可以传多少年？我要采用哪种装帧形式？是要传统的还是要现代的？整个过程，国家不用花很多钱，只需提供基本的材料并辅导制作，就可以普及家谱文化。而且，中国是特别重视孝道的社会，制作家谱可以弘扬孝道，在中国进入老年社会的当下，具有特别意义。我们研究院与杨浦方志办合作，举办了首期中小学家谱制作培训班，有位学员就说，来做家谱是为了给七十岁的爷爷做礼物。
文化输出，要有一个文化代表“李渔”
藏书报：您在传统文化推广方面有很多思考，还有其他什么好建议吗？
杨光辉：举个例子吧。北京大学新造的古籍馆，是我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政府间合作项目。从这个项目就可以看出，阿拉伯人是如何进行文化输出的：他们来支持我们的文化项目——为北京大学造一个古籍馆，预算不封顶，前提是建成的古籍馆中有一半建筑要用来做阿拉伯文化中心。建馆是花了不少钱，但如果不是这样，沙特阿拉伯想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单独找块地，那就不是钱能解决的了。相比较来说，我们的孔子学院是怎么做的呢？在国外租个房子，没几年租期到了，或者合作取消了，学院可能也就不存在了。
从这个角度思考，我们传播自己的文化，是否可以借用中国园林的概念来实现？比如，李渔的“芥子园”，就是中国园林的一个代表，虽然很小，但从亭台楼阁，到对联、匾额、假山等，把很多中国文化元素都体现了出来。如果我们在国外，跟当地的大学或者政府合作，建一个芥子园这样有中国园林特色、又能融合当地文化（包括动植物与园艺）的“孔子学院”，前提也要对方提供一块地，这样是否就能落地生根了。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里就造了一个中国园林——明轩，配合中国书画的展出，其环境跟中国的文化是融合在一起的。德国汉堡与中国上海是姐妹城市，上海企业在那建有汉堡“豫园”，“孔子学院”在“豫园”办公，就特别有中国文化气息。
所以古籍保护要向国外输出，可以推送“李渔”这样的一个符合现代人需求（追求独立创造与休闲享受）、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偶像”。李渔编辑出版有多色套印本《芥子园画传》，有《风筝误》等戏剧，他的《闲情偶寄》更是中国休闲文化的代表，可以说，李渔是全世界最早提倡休闲文化的大师。遗憾的是，清代迄今，中外提到李渔，更多关注的是其小说《肉蒲团》，并把他当做色情作家来对待，近年来虽然有所改观，但尚没有真正认识到他的现代价值。好在已有设计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海世博会清明上河图动漫的文化公司制作李渔主题的数字展览，准备向海外展示李渔造园、美食、休闲、文学、艺术、出版等才艺，将《闲情偶寄》的明清生活场景通过数字技术显现了出来。
索引——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藏书报：除了古籍保护的工作外，您还是中国索引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索引与古籍保护是什么关系？
杨光辉：索引一般是要解决人名、地名、书名、机构名和主题的统一规范问题。现在信息量越来越大，垃圾数据越来越多，检索也随之变得困难，如果一个数据库没有规范索引，就很难把知识重新勾勒出来。山东大学的文献学者杜泽逊先生说，“全文检索等于没有检索”。
与索引相关，中国传统的学问是目录，它与索引有很大的不同。目录学是从大到小、从整体到局部的概念，而索引恰恰相反。如果目录跟索引能够结合起来，就变成了解世界的最好方法，这就是我希望的，让索引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藏书报：我感觉，大家还是比较习惯目录的思维方式。
杨光辉：对，目录是我们的传统，但对于一种知识，我们不可能要求初学者从整体去掌握，肯定得从局部开始，一个一个地占领知识点，最后合成完整的知识体系。这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
藏书报：那索引的思维一般都怎么用呢？
杨光辉：索引就是点对点之间的最快到达。比如，你想从上海到黄山，首先就要检索上海到黄山有几种方案选择，然后对比，最快的是哪一种。但你不需要考虑旅途经过几个站，每个站停留多少分钟，沿途有些什么风景……这些是目录学的思维方法。
藏书报：索引是如何体现文献保护的？
杨光辉：中国索引学会正在做有关索引的一系列国家标准。第一个专门的国家标准就是《新编地方志索引编制规则》，2018年申请的是“硕博士论文索引国家标准”，期待通过编制硕博士论文的创新词汇索引表，尽量剔除冗余数据信息，并为评价论文质量提供帮助。另外，我们亦在筹备编制“古籍索引国家标准”。
我们有好的地方志传统，记录了当地的文化和重要信息，部头大，全文翻阅不易，需要索引帮助。考虑到现在所编的地方志很多已经演变成了政府公报性质的一大堆数据。到底哪些内容值得做、值得保留，就更需要《新编地方志索引国家标准》和编制使用手册来加以引导。
在2016年复旦举办的第三届全球高校东亚图书馆国际论坛上，我们成立了当代社会生活资料共建共享联盟。当代社会生活资料主要是1949年到现在的灰色文献、非正式出版物等，它们真实地反映了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状况，而不是当时报纸媒体宣传的东西。这些灰色文献因为书写材料差（部分印刷稿外，大多是手写的书信、日记、账簿等），保存起来很不容易。那怎么处理呢？靠编目录短期编不完，比如书信，复旦当代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的张乐天教授收集了三十余万封书信，不可能每封信都起名字编目，那就只能将每封信做编号，提取一封信里的几个主题或关键检索词，做成索引，最后编成数据库，这样你无需翻检全部三十万封信，而是直接把涉及相关内容的信找出来看，从而提高文献检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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