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碑刻传拓技术,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但传拓作品多是围绕着平面的碑文和墓志。遇有石窟或造像碑中的高浮雕类,多是空缺留白,或者仅拓出佛像后边的背光图案。能够对高大的陵墓石刻及石窟中巨龛佛像雕刻(宋《营造法式》称为“混作”;现代称为圆雕、高浮雕)进行传拓、并取得令人惊叹的艺术效果者,当是近年来李仁清同志的一项创举。
李仁清是河南信阳人。他没有进过高等学府,也没有经历过艺术学校的培养。但是,出于对祖国文化艺术瑰宝的无限热爱和对石刻石窟文物保护工作的责任感,他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辛勤地耕耘在石刻传拓工作的园地里,为中原大地上的传统文化保护与研究工作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和重要的贡献。
1982—1998年,李仁清受聘于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做技术工作十余年,先后参与了河南省各地古建、石窟、石刻的科学档案建立及中小型石窟、古代桥梁等学术课题的调查、测绘与拓印工作,他刻苦努力,在技术上精益求精,且乐于钻研创新。尤其是在石窟造像等高浮雕传拓工作中,他受到石窟工作正投影测绘方法的启发,不断探索在高浮雕石刻文物上进行立体拓印的技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长期的钻研与不断实践的努力下,李仁清终于闯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实现了自己传承高浮雕传拓技艺的梦想!这一成果,使千年之久的平面传拓升华到了高浮雕传拓的新阶段。这种新的技艺,既可保持原造像石刻的原真性,又提高了石刻作品内容的可读性,是一项难度很大的高层次工艺。
从石刻对象、时代风格的观察确认、决定拓印手法,到现场用正投影方式剪裁贴纸;再从墨色调济、变化,扑子用法变化,直到拓印之后破碎拓片的揭取与室内拼图组合,每一步骤,繁琐而细腻,工作起来既需要具有高超的技艺,又需要平静的心态,任何一点浮躁性急,都会造成功亏一篑的后果。因为拓印者面对的是凸凹不平的石雕面,纸张随需而剪,拓成揭取下来的是无数张碎片,后期的拼合作业是一项在细心中求真实,在碎片中求完美的工作。所以人们在事后看到的每一张美丽、动人的画卷,都要经过传拓者在高架上、在石窟中弓背曲身的拓印、细心分块的揭取和耐心细微的拼合等层层难关之后才能完成的。比起碑、志的平拓,高浮雕拓印的难度实在太大了!但是,这些难题在李仁清手下都一一被克服了,目前也只有他能从一包包剪成碎片的拓件中,耐心地、巧妙地复原出一幅幅精美的历史画卷。
李仁清的高浮雕传拓技艺和那么多成功的代表作品感动和引起了文化、传媒、出版等各界的关注。2008年4月,大象出版社率先为他的优秀作品编辑出版了一部大型图集《中国北朝石刻拓片精品集》(上下册)。此书汇集了李仁清拓制的北朝时期的碑刻和巩县石窟寺、安阳灵泉寺等石窟之代表性作品,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受到了各界的好评。2012年11月15日,《中国文化报》又以整版篇幅文图并茂地报道了李仁清在工作现场的工作情况和精美作品。另外,在《中华遗产》杂志上还刊发了唐水撰文、王立力摄影的《高浮雕拓,用墨色拓出历史》的长篇报道,文图长达11页。在该刊“编者案”中指出:高浮雕传拓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形式……浓淡相间的墨色里;北魏石窟寺佛像的衣褶,仿佛随风飘动;宋陵前守陵大将军似从石像里走出来……巩义之美因它而更淋漓尽致。”
高浮雕传拓技艺,不仅可以保留文物作品原大尺度与艺术风格,具有极好的原真性,而且能在石刻本体的基础上,通过精湛的墨拓技巧拓印出精美的纸上画卷,从保存文物资料的角度看,它比文字的记述、摄影资料、测绘图纸等更加真实和精细,也更有助于学术研究,因为有许多在现场已看不清晰的细微内容,在拓片中却一目了然。甚至在石刻上出现的裂隙或剥蚀等病害,也可记录下来,为进行保护、观察提供准确信息。总之,这一传拓技术的成功,对现在或将来的石刻保护与开展学术研究、建立科学档案、开展文物工作交流、宏扬传统文化艺术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李仁清早已想到这一高浮雕技艺的社会需要和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问题。所以,他及早着手培养青年学员,形成这一新兴专业的团队,使其不断发扬壮大,使这一技术性极强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也期待着一个以河南为中心发源地的高浮雕传拓艺术之花,开放得更加鲜艳夺目!
(张家泰: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原所长、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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