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先生是当代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他早年在上海图书馆师从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三位前辈大师治版本流略之学，后担任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主任。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先后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书城挹翠录》《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翁方纲年谱》《顾廷龙年谱》《顾廷龙书题留影》《书城风弦录：沈津学术笔记》《书韵悠悠一脉香：沈津书目文献论集》《老蠹鱼读书随笔》《书丛老蠹鱼》《书林物语》等，累计达数百万言，又编有《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日本汉籍图录》，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此前沈津先生曾接受过几次访谈。沈津先生的经历极其传奇而丰富，其建树和成就是多方面的，前面的几次访谈各有侧重，但有不少细节还没有涉及。深入了解沈津先生成长为一个版本目录学家的过程，聆听他对版本目录学的看法和给后辈学人的建议，对于当今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养成都是很有意义的。有鉴于此，2015年8月，笔者趁着在美国访学的机会，对回美国休假的沈津先生作了4次比较深入的访谈，每次大约3小时。其中沈津先生不仅谈了他个人的成长经历，也讲了不少学人掌故和书林旧事。2006至2007年，我曾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跟随沈津先生学习一年，以后又多次见面，但不少“秘辛”还是第一次听说。保存这些口述资料，对于将来学术史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现在整理发表的文字，已经对内容作了不少删减和浓缩，对前几次访谈讲得比较多的部分从简处理，对以前没有披露过的若干重要细节则详加叙述，尤其突出了古籍版本学人才养成方面的内容。
本次访谈，共分为入行拜师、文革岁月、参编《书目》、访美赴港、哈佛十八年五部分。原稿长达三万余字，因版面有限，本报将陆续刊发。
——编者
解惑
入行拜师（上）
何：您的事业是从上海图书馆起步的，能不能请您详细谈谈您是怎么进入上海图书馆工作的？
沈：我是安徽合肥人。沈家在安徽合肥是一个大族，我们家的《沈氏家传》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教授的父亲陈三立先生所撰。我的祖父叫沈曾迈，喜欢文史，学问非常好，擅书法，曾是书画家吴昌硕的学生，三四十年代曾在上海办过书法展览，有很多人去捧场，作品也全部售罄。他写的石鼓文等都曾下过很大的功夫，也有人把他写的篆字当作吴昌硕的拿到市面上卖，因为可以乱真。他在天津靠教书谋生，办私塾。很多名门的子弟都曾跟我祖父学习，比如李鸿章之子李经迈就请我祖父到家里作家庭教师。著名书画家、上海市政协委员戚叔玉先生，曾告诉我他当年和我祖父交往的情况。我祖父后来到南京江南水泥厂做厂长秘书，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很少写字了。我的父母亲都是职员，完全靠工资生活。我初中毕业以后，家里当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我们家有6个孩子，作为老大，我想替父母亲分担一些生活压力，想早点参加工作。我母亲在上海图书馆工作，那个时候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也就是过去的合众图书馆，还有报刊图书馆、科学技术图书馆、上海人民图书馆，都合并到了上海图书馆，很多书集中在一起，需要找临时工帮忙整理，于是1959年，我就进入了上海图书馆。
何：您后来成为了版本目录学家，您有两个弟弟都是很有成就的书画家，这里面有没有您祖父的影响？
沈：或许有一点“基因”吧。我的大弟沈平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香港水彩画协会会长，在香港从事美术教学、展览和出版，他办的心源出版社出过100多种画册，其中有不少有潜力的大陆画家的作品。二弟沈强从小爱好书法、篆刻，入少年宫学习，后来毕业于日本学艺大学，现定居日本。他在日本办过53次书画展，曾获得日本文部省的书法大奖，篆刻也拿过大奖。日本《中文导报》的插图都是他画的。他经常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弘扬中国的艺术和文化。
我出生在天津，小时候在祖父的指导下描过红，写过毛笔字，但他在1953、1954年前后从天津到了南京，我的书法主要是进了上海图书馆之后跟顾廷龙先生学的。我祖父收藏过不少书画，其中有董其昌、恽寿平、任伯年、张大千等大家的作品，“文革”中都被抄家抄走了。“文革”结束后，70年代末、80年代初，南京市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在朝天宫举办了一个“文革”中被抄文物的展览，我拿着一份列有我祖父被抄书画的清单到南京去，取回了几十件珍贵的书画作品。那些书画上有我祖父的题签和印章，一看就知道是我祖父的藏品。还有一些没能收回，被南京博物院收藏了。
沈津先生与顾廷龙先生。
何：您成为顾老的学生是在哪一年？具体的过程，还有顾老当时收徒的标准您能介绍一下吗？
沈：1960年的冬天。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制订了一个计划，让文化系统的老艺人、老专家收徒学艺，把他们的技艺、学问传承下去，而我也就有幸被挑选，跟着上海图书馆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三位先生学习古籍版本。三位当中顾老的年龄最大，我记得他当时是57岁，潘景郑先生比他小一岁，瞿凤起先生又比潘先生小一岁，从年龄上来说正好是他们在事业颠峰的时候。顾廷龙先生是上海图书馆馆长、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文献学家。潘景郑先生的家世比较显赫，家里产业很多，开有酱园、银行，到他这一代家里有些败落了。潘先生有了多余的钱就去买书，他就是喜欢书。他的哥哥叫潘博山，是收藏界中收藏明清尺牍里最有名的一个。他们的收藏眼光独到，注重苏州的地方文献和一般文人学者的稿本和抄本，主要是明刻本、清刻本，也有少量宋刻本。瞿凤起先生是铁琴铜剑楼的传人，他对宋元善本很熟悉，他家的收藏就很了不得。领导上希望他们三人，尤其是顾老，能够带学生。我当时只是上海图书馆的一个学员，工资非常低，只有36块钱人民币。我小时候祖父教过我临帖、描红。我想领导上考虑到这个小青年很求上进, 又比较刻苦努力，字也写得还可以，于是就把我送到了上海图书馆典藏部特藏组，拜顾老为师。我感到非常地幸运，也是缘分。当时有一个拜师合同，是特藏组组长张仪明拟的，拟好以后让我用复写纸复写了二份。合同里边的具体条款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我跟着顾廷龙先生学习古籍整理、编目、鉴定，大概一年或者一年半以后，上海图书馆的领导又觉得，光培养一个沈津不够，要加强特藏组的力量，就又派了一个叫吴织的女同事，也跟着顾老学习。吴织当时在上海图书馆方法研究部，之前是海军文工团的。顾老对外公开承认的学生就是我和吴织，此外在上图再也没有带过正式的学生。
沈津先生与潘景郑先生。
何：三位先生和上海图书馆的渊源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沈：顾先生和潘先生是郎舅关系，顾先生抗战时期参与创办了上海合众图书馆，后来潘先生也到合众图书馆工作。1951年顾先生等人把合众图书馆捐献出来，成为公立的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1958年又合并到了上海图书馆，顾先生、潘先生自然进入上海图书馆工作了。瞿氏铁琴铜剑楼的藏书解放后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瞿先生被安排到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整理善本古籍，参与了上海图书馆的筹备工作，1952年上海图书馆成立，他就一直在上图工作，直到退休。
何：您是如何接受三位先生的训练的呢？
沈：我在上海图书馆开始的正式训练，由顾先生指导，潘景郑先生、瞿凤起先生从旁辅导。当时为了培养我和吴织，每个星期要集中讲一次课，一般讲一个半小时，主要是潘先生、瞿先生讲。讲课的内容不固定，也没有教学大纲。比如讲过《纲鉴易知录》，主要是讲历史，一点点读下来，这部书内容比较多，最后没有念完。讲过上海的地方志，还讲过《唐诗三百首》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潘先生是章太炎和吴梅的学生，所以他对词曲非常熟, 有时除了讲，还要唱。当时听课的人除了我和吴织，还有赵嘉福和潘美娣，有时候上海图书馆党支部副书记、党团办公室主任黄眷澜、典藏部主任赵兴茂也会来旁听。讲课一直持续了两年多。赵嘉福本来在上海民族乐团拉二胡，潘美娣在上海舞蹈学校学民族舞蹈，由于国内在1961年的时候碰到了经济上的困难，所以有些原来学习其他技艺的学员就转到图书馆来了。他们两个人也都是小年轻，到了上海图书馆就开始分别跟着碑刻名家黄怀觉、古籍修复专家曹有福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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