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将之统称为“论赞”。其《史通》卷四《论赞》云：“《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苟悦日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日撰，刘晒曰奏，衰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谥、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这些论赞，或杰思伟论，或切中肯綮，或“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惧”(《新唐书》刘知几传)，充分展示着各位史家的“史识’。《宋代文学编年史》亦仿”太史公曰”，写下了八十余条案语，对一些重大问题作综合性论述。基本代表了著者对宋代文学的历史认识，不仅新见迭出，可读性强，而且符合史实，对宋代文学的研究亦有较大的推进。论文联盟www.Lwlm.com
翻览《宋代文学编年史》。明显感到宋代诸帝对文学活动的参与热心，著者遂在乾德四年丙寅(966)五月二十六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宰相须用读书人，基本奠定了宋代重文轻武的政策”处以及同年闰八月“诏求亡书”条下分加案语，胪列大量事实证明宋代诸帝皆好读书，并注重搜求亡书，然后指出帝王好文对宋代文学繁荣的影响：
“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痍，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城中好商髻，四方商一尺。城吕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全匹帛。”(《后汉书》卷二四《马廖传》)此言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而宋主好文显然是宋朝文学繁荣的重要表层原因之一。在宋主好文的影响下，宋代多世代书香之家。庄绰《鸡肋编》卷上：‘岐国公王珪在元丰中为丞相，父准，祖贽，曾祖景困。皆登进士及第。其子仲修。元丰中登第，公有诗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传家有姓名。”……宋代武将亦好文。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杨文公《谈苑》载：本朝武人多能诗。若曹翰句有‘曾经国难穿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刘吉父诗云：，一箭不中鹄，五湖归钓鱼。’大年称其豪。近世有张师正，本进士及第，换武为遥郡防御使，亦能诗，有《升平词》云：‘旧将封侯尽，降王赐好归。，又有‘蜗角功名时不与，涧松材千老甘休’，‘分鹿是非皆委梦，落花贵贱不由人。’他句皆类此。”又载：“近世妇人多能诗，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最众，张奎妻长安县君，荆公之妹也，佳句最为多，著者‘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吴安持妻蓬莱县君，荆公之女也，有旬日：‘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意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山千万恨。依前和泪看黄花。’刘天保妻，平甫女也，句有‘不缘燕子穿帘幕，春去春来那得知。’荆公妻吴国夫人亦能文，尝有小词《约请亲游西池》句云：‘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那知无雨又无风，’皆脱洒可喜也。’(第42—43页)
翻开任何一部古籍目录都不难发现，书至宋代突然增多。这是与宋代印刷术的发展，宋代士人喜著述，喜欢收藏整理古籍分不开的，而倡此风的正是宋代诸帝。《长编》卷六十载：“景德二年五月戊辰朔，(真宗)幸国子监，阅书库，问祭酒邢岳书板几何，胬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从宋初建国到景德二年仅四十余年，书板增加了二十几倍，从“具经疏者百无一二“，变成“士庶家皆有之”，发展之速。实在惊人。(第45页)统治者对世风文运的具体影响，在这些案语中简明形象地传达出来，再如历来认为中国古代缺少爱情诗。该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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