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听闻一种“T型人才”，一竖是专业知识的深度，一横是综合素养的广度。回溯中国的近代史，陈寅恪可谓是这种T型人才的典范。他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者，语言学家为一身的学术奇才。
初次听到陈寅恪，是高中历史老师提到的“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让汉字为其家乡的方言让步的人”，中外学术名流大家无不以“陈寅恪（que）”称之。后来了解到先生生平，其学术造诣之深，为人品行之正，无一不令人肃然起敬。
学无遗力，经纶始成
陈寅恪出生于宦官世家，其祖父和父亲皆为戊戌变法的支持者。父亲陈三立身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进步思想的影响，不愿其子应科考，求功名，便将陈寅恪送往海外游学。在那个风雨如磐暗故园的年代，同大多数求学者，陈的游学之路亦十分艰苦，但对学问却丝毫无所松懈。在外辗转17年，他攻读了历史和文字语言学，并同时具备了波斯，英，法等8种外语的能力，学术日益精进。
竹满山岗，靠的是多载根系的成长。多年不止的蓄力为陈寅恪积累了足够的深度，同时也让他拥有了美丽的水面。
1925年，清华开设国学研究院，请四位大师坐镇，欲培养国家的栋梁之材。聘请的第一位是中国近代美学开创者及国学大师王国维，第二位是维新思想启蒙者梁启超，第三位是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第四位便是在当时既无学位也无著作名声的陈寅恪。
教授吴宓对其的评价是:“合中西新旧各种文学统论之，吾以为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时人无出其右。”梁启超说：“我虽著作等身，但所有著作加一起，不及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清华上至教授，下至学生，无一不叹服陈寅恪先生学术之深，见识之广，和课堂之上言谈之间贯通中西的教学魅力。多年的苦心孤诣，多年无比寂寞的勤奋，让他累，让他煎熬，但也正是这种苦，让他卓绝，让他与世不同，让他成为分数线上少数的分子。
家亡国破，岂因祸福避趋
陈寅恪一生虽未从政，却始终保持“士”的本色，他始终将天下兴亡作为自己的忧患。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懂日文，陈寅恪受到日本军部的照顾。几次三番送去的面粉和衣物，全都被他拒之门外，日军以官职和金钱多次相诱也被他视为敝履。就这样，那段时间陈寅恪几乎是穷困潦倒，只能靠典当衣物和藏书勉强维持生计。
1939年，牛津大学欲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这是自牛津大学创办以来首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且此后的数年，一直虚席以待。英方认为，陈先生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中国学者”。但面对一份极具荣誉感的聘请和可能改变当下穷困命运的机会，陈两度辞谢，只身赴西南联大任教。
对于侵华战争，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不胜家国之悲，五日绝食而死，相较于父亲激烈的呐喊反抗，他走的是一条平静的学术之路。“国可亡，史不能断”，他要尽一个中国学者的本分，要给处于最艰难的岁月里的中国学子带来希望，带来白鹿洞中的灯火。自古中国士大夫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他的方式。
甘立三尺，桃李天下
陈寅恪有横贯中西之学，各种文学史料，各国语言皆信手拈来，仅凭一个小小的细节，便可以讲出大千世界。为此，他的课总被清华和其他大学的教授和学生视为一种无法比拟的享受。
课堂上，陈寅恪对学生的要求极为严苛，朗诵时读错一个字，便要停下重读，作业中出现一点小差错，则要求学生找来相关著作一一解读。即便授课内容30年来早已熟记于心，仍坚持每天重新备课。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前人讲过的不讲，近人讲过的不讲，外国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过去讲过的不讲，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对于治学，先生有着宗教般的仪式感和虔诚。若是置于当今的时代，这应该是“学者精神”最好的注脚和例证。所谓“学者精神”，是对内在学术的极致追求，对外在名利的云淡风轻。一个真正的学者能够时刻清醒的认知自己的使命，恪守认定的文化人格，专注做事，用心做人，以穷尽一生追求和完善的学识和修养为真理和道义负责。
在西南联大授课过程中，由于灯光昏暗加之用眼过度，原本早年便右眼失明的他左眼的视网膜脱落，从此彻底陷入黑暗之中。抗战胜利后，双目失明的陈寅恪重回清华园，校长梅贻琦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他不从，“不教书，怎么能叫做教书匠？”
陈寅恪的一生都在诠释何为一个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师者。为学，他将整个生命全部融入至自己构筑的学术世界中，一生所认真探讨，悉心钻研的一切成为了他的骨血，铸就了他卓尔不群的学者风范；为师，他带着倔强和使命感立于三尺讲台，黑发积霜传递着知识的薪火，呕心沥血几十载，桃李遍布海内外。
学者、师者如斯，实为学界之幸，国家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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