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听闻一种“T型人才”,一竖是专业知识的深度,一横是综合素养的广度。回溯中国的近代史,陈寅恪可谓是这种T型人才的典范。他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者,语言学家为一身的学术奇才。
初次听到陈寅恪,是高中历史老师提到的“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让汉字为其家乡的方言让步的人”,中外学术名流大家无不以“陈寅恪(que)”称之。后来了解到先生生平,其学术造诣之深,为人品行之正,无一不令人肃然起敬。
学无遗力,经纶始成
陈寅恪出生于宦官世家,其祖父和父亲皆为戊戌变法的支持者。父亲陈三立身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进步思想的影响,不愿其子应科考,求功名,便将陈寅恪送往海外游学。在那个风雨如磐暗故园的年代,同大多数求学者,陈的游学之路亦十分艰苦,但对学问却丝毫无所松懈。在外辗转17年,他攻读了历史和文字语言学,并同时具备了波斯,英,法等8种外语的能力,学术日益精进。
竹满山岗,靠的是多载根系的成长。多年不止的蓄力为陈寅恪积累了足够的深度,同时也让他拥有了美丽的水面。
1925年,清华开设国学研究院,请四位大师坐镇,欲培养国家的栋梁之材。聘请的第一位是中国近代美学开创者及国学大师王国维,第二位是维新思想启蒙者梁启超,第三位是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第四位便是在当时既无学位也无著作名声的陈寅恪。
教授吴宓对其的评价是:“合中西新旧各种文学统论之,吾以为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时人无出其右。”梁启超说:“我虽著作等身,但所有著作加一起,不及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清华上至教授,下至学生,无一不叹服陈寅恪先生学术之深,见识之广,和课堂之上言谈之间贯通中西的教学魅力。多年的苦心孤诣,多年无比寂寞的勤奋,让他累,让他煎熬,但也正是这种苦,让他卓绝,让他与世不同,让他成为分数线上少数的分子。
家亡国破,岂因祸福避趋
陈寅恪一生虽未从政,却始终保持“士”的本色,他始终将天下兴亡作为自己的忧患。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懂日文,陈寅恪受到日本军部的照顾。几次三番送去的面粉和衣物,全都被他拒之门外,日军以官职和金钱多次相诱也被他视为敝履。就这样,那段时间陈寅恪几乎是穷困潦倒,只能靠典当衣物和藏书勉强维持生计。
1939年,牛津大学欲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这是自牛津大学创办以来首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且此后的数年,一直虚席以待。英方认为,陈先生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中国学者”。但面对一份极具荣誉感的聘请和可能改变当下穷困命运的机会,陈两度辞谢,只身赴西南联大任教。
对于侵华战争,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不胜家国之悲,五日绝食而死,相较于父亲激烈的呐喊反抗,他走的是一条平静的学术之路。“国可亡,史不能断”,他要尽一个中国学者的本分,要给处于最艰难的岁月里的中国学子带来希望,带来白鹿洞中的灯火。自古中国士大夫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他的方式。
甘立三尺,桃李天下
陈寅恪有横贯中西之学,各种文学史料,各国语言皆信手拈来,仅凭一个小小的细节,便可以讲出大千世界。为此,他的课总被清华和其他大学的教授和学生视为一种无法比拟的享受。
课堂上,陈寅恪对学生的要求极为严苛,朗诵时读错一个字,便要停下重读,作业中出现一点小差错,则要求学生找来相关著作一一解读。即便授课内容30年来早已熟记于心,仍坚持每天重新备课。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前人讲过的不讲,近人讲过的不讲,外国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过去讲过的不讲,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对于治学,先生有着宗教般的仪式感和虔诚。若是置于当今的时代,这应该是“学者精神”最好的注脚和例证。所谓“学者精神”,是对内在学术的极致追求,对外在名利的云淡风轻。一个真正的学者能够时刻清醒的认知自己的使命,恪守认定的文化人格,专注做事,用心做人,以穷尽一生追求和完善的学识和修养为真理和道义负责。
在西南联大授课过程中,由于灯光昏暗加之用眼过度,原本早年便右眼失明的他左眼的视网膜脱落,从此彻底陷入黑暗之中。抗战胜利后,双目失明的陈寅恪重回清华园,校长梅贻琦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他不从,“不教书,怎么能叫做教书匠?”
陈寅恪的一生都在诠释何为一个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师者。为学,他将整个生命全部融入至自己构筑的学术世界中,一生所认真探讨,悉心钻研的一切成为了他的骨血,铸就了他卓尔不群的学者风范;为师,他带着倔强和使命感立于三尺讲台,黑发积霜传递着知识的薪火,呕心沥血几十载,桃李遍布海内外。
学者、师者如斯,实为学界之幸,国家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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