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甫先生，学者，中华书局编辑。四十年前，他曾是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一书的责任编辑。“文革”期间，他有幸成为钱先生《管锥编》手稿的第一位读者，并在１９７９年，又为这部巨著的出版承担起责任编辑的职责。
记者：《管锥编》问世以来，学术界无不为其精深博大而叹服。钱先生在书前小序中云：“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并在著作中多次引征了您的观点。先生能否谈谈当时的情况？
周：钱先生那样讲，我实在惭愧。那还在“四人帮”控制时期，大概是１９７５年，钱先生住在那时文学研究所楼下的一间房间里。一天，他忽然要我去他家里吃晚饭，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下班后就去了。我到的时候，他已在院子里等我了。吃过饭，钱先生拿出一叠厚厚的稿子，说要借给我看，这稿子就是《管锥编》。钱先生的著作是非常珍贵的，我以前是不敢向他借的，怕丢失了就不好办了。这次，他要借给我看，很出我意外。他只是说要我给他的稿子提点意见。提意见，我是没有资格的。不谈外文，就是中文，钱先生读过的书，很多我没有见过。我因为能拜读到钱先生的著作而喜出望外，所以，就不管能不能提意见，先把手稿捧回去了。
记者：钱先生后来形容先生是“小叩辄发大鸣”呵。
周：我是读到一些弄不清的地方，就找出原书来看，有了疑问，就把一些意见记下来。我把稿子还给钱先生时，他看到我提的疑问中有的还有一些道理，便一点也不肯放过，引进了自己的大著中。钱先生的《管锥编》很讲究文采，所谓“高文一何绮，小儒安足为。”他把我的一点意见都是用自己富有文采的笔加以改写了。《管锥编》出版时，我曾提请他把序中那几句话改掉，他不肯，就只好这样了。
记者：那么说。钱先生的《管锥编》实际上早在七十年代中期就已完成了？
周：《管锥编》是在１９７５年写定的。杨绛先生在《谈〈堂·吉诃德〉的翻译》一文中也谈到：“１９７２年，我和钟书从干校回来”，“借住在办公室”，“我和钟书在这里住了三年，他写完《管锥编》。”只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钱先生不愿意将书稿拿出来。以前，我有问题去请教钱先生，他有时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开来让我看，上面就可以找到解答问题的记述。钱先生看书非常快，而且一看就能抓住书中的精华，从人家不注意的地方看出许多文心独具的佳处。《管锥编》好象就是根据这些笔记的积累写成的。在写定的时候，钱先生一定要找出原书来看了，才肯落笔。
记者：的确，《管锥编》的体例很象一部读书札记。全书引用了古今中外近四千位作家的上万种著作。钱先生往往曲终而奏雅，在最后寥寥不足百字的评述中，提出超越前人的灼见。而且，犹如高明的大设计师，他不但为你准备好极其丰富的建筑材料，并且向你指出以前各种大厦小堂构筑的得失，以激发你创造性的设计思维。所以，有人私下总是对钱先生不肯将自己许多精辟深邃的艺术见解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大厦感到不解。
周：猜想起来，钱先生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历史上，许多文艺理论家看到前人所建立的理论体系的不足，就补偏救弊，建立起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但是过了一些时候，又会有人起来补偏救弊……实际上，无论怎样补偏救弊，文艺理论体系不可能是绝对完善的。钱先生不愿意循前人旧路去创造什么理论体系，而总是从具体作品的研究入手，总结出一些实实在在的文学规律。
记者：这一点，钱先生在《旧文四篇》中也曾谈到过。他说，许多严密周全的理论体系都经不起历史的推排消蚀，剩下来有久远价值的东西往往只是一些片断的思想。
周：钱先生在文学上有许多创见，本来不是不可以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的。他不愿这样作，这里也许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钱先生治学是非常严谨的，提出的观点一定是要颠扑不破的，他不愿为勉强形成一个体系而去讲一句空话，违反自己治学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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