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补考》

《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简称《郎考》），清人劳格、赵钺撰，凡二十六卷，为清代史学名著，是查考唐人生平的重要工具书，该书实由“郎官石柱”演绎而来。“郎官石柱”有二：一柱记左司及吏、户、礼三部郎官，一柱记右司及兵、刑、工三部郎官。郎官指唐代尚书省六部诸曹的郎中和员外郎。石柱刻录郎官题名，始创于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序由朝散大夫、行右司员外郎陈九言撰，吴郡张旭书，是以石刻形式保存下来的唐代职官档案，可惜右司石柱已经亡佚，仅存左司。清代学者钱大昕云：“此柱虽有残阙，亦仅十之一二，合之御史台题名，一代清流姓名略备，未必非考史之一助也。”但在宋元明三代，未予重视，凡言及石柱，大多赞誉唐人书法，其史料价值，未置一辞。至清代，方为学者重视。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学者朱彝尊购得石柱拓片三纸，适其学生桐城方世举自京城来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市），在曝书亭里，镇以界尺，逐个审视郎官姓名。由于柱石风化剥落，残缺模糊，朱氏称“字已漫漶，眼昏莫辨”，“姓名可识察者三千一百余人，别录诸格纸”。这一经过他倒是记录下来了，但誊录的郎官姓名数据，未能付诸枣梨，公诸于世。来年因朱彝尊的病逝，因此佚失了。

 

朱彝尊像

至乾隆间，金石学家赵魏重复朱彝尊的工作，他嫌工人拓本往往遗漏不全，为此，赵氏学有拓录技艺，亲至西安，传拓石柱，“手摹其文而一字不遗”，所得人名比朱氏“多十三四”。赵魏将“郎官石柱与御史台精舍碑”辨认所得人名，一并刊入《读画斋丛书》己集，这是第一次将郎官石柱题名刊印成书，为后人研究石柱题名提供了方便。

 

金石学家王昶与赵魏同时，他是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官至刑部侍郎。王昶官做得大，亦富有财力，致仕后，邀集门人撰写了《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可称为金石学巨著。王昶与门人对郎官石柱认真辨识，得三千一百九十二人，略超过朱赵二人。王昶还做了另外一件事，他将郎官题名与两《唐书》有列传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全唐诗》作者核查，撰成考一卷，其结论为“凡有可考者，得五百七十六人，余一千六百廿四人则无考矣”（《金石萃编》卷一一五、一一六）。王昶是词家和金石学家，而不是唐史学者，他的考做得过于简单，“挂一漏百，误谬宏多”。但王昶首创之功，又应予肯定。王昶不成功的做法，引起了学者赵钺的注意。他是浙江钱塘人，做过知县、知州，退休后即着手辑录郎官事迹。可以想象，那个年代尚无索引之类典籍，寻找史料，只有逐书逐页翻阅，或者自己下功夫，编制自用的工具书，费时费力，故赵钺属稿未半，年老力衰，自度难以完稿，便将此事嘱付于同乡劳格。

劳格字季言，钱塘诸生，生于唐史世家，其父劳经原撰有《唐折冲府考》。劳格精勤唐史，长于考核，“尤熟于唐代典故，钱少詹（大昕）以后一人而已”（清人丁宝书《读书杂识》序）。他比赵钺年轻四十余岁，自接手此稿后，一诺无辞，悉力考核，以期毋负故人之谆属。咸丰末，遇战乱，他流离转辗于双溪、吴江等地，犹手写不辍。不久，忧伤致疾而逝，年仅四十五岁。临终以手稿嘱托友人丁宝书。十余年后，缮写清本，编定成书，名《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二十六卷和《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三卷（简称《御考》）。与劳格其他著作一并刊入《月河精舍丛钞》。

《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中华书局出版

《郎考》一书虽非劳格最后自身勘定，但当是接近完成，此书渗透劳氏毕生精力，其着录尚书省左司郎官等三千二百余人，另外补遗六百三十四人，在人数上大大超出前人；在辑录史料上，劳氏“广搜事实，详加考证，以视王氏《金石萃编》增多十数倍”，采摭繁富，蔚为巨观。丁宝书序云：“其见于旧、新两书者，足以校史传之异同；其不见于新、旧两书者，足以羽翼史传之未备。”《郎考》使絶大多数郎官史实，皆可稽考，可谓居功至伟。唐史大家岑仲勉先生称“其书得为清代名著，非徒然矣”。

 

二十世纪，岑仲勉先生在继承清代学者的成果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成就，先后撰着《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简称《新著录》）和《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简称《新考订》）。《新著录》是“证实原题名之顺序，各归其本”；《新考订》是“订正各司名下任官事迹”（《新考订》陈达超引言）。岑氏征引出土唐人墓志，“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创获甚丰”。因岑氏病逝，未能终卷，遗稿由其门人陈达超整理出版。大概陈先生手头未备《郎考》一书，光凭岑氏遗稿誊录，未与《郎考》核对，岑先生摘抄了《郎考》中的一些史料，可能是为撰写《新考订》参考之用，陈达超误认为是岑氏要辑入之史料，全部抄录入《新考订》，造成与劳格所录重复，颇有蛇足之嫌，多此一举。因本书主要是订补劳赵之书，对《新考订》存在的瑕疵，不在此作具体评述。

岑仲勉先生

岑氏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谢世，已踰半个世纪，唐人碑版，日出不穷，故继岑氏再作补考。笔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参与编撰《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之时，即萌发为《郎考》作补考之遐想。九十年代，中华书局点校本《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出版之际，又嘱笔者编制人名索引，以便检查，笔者有意将岑氏以上两书人名一并编入，以期对后人研究郎官有所裨益。笔者凡见唐人碑版，即与劳赵之书核查之，有可补之史料，随即批录书眉及字里行间，日积月累，竟得数百余条，由此撰写拙稿，写作过半，知已有学者发表了同类论著：胡可先《郎官石柱题名考（左司郎中、员外郎）补正》（《文教资料》1997年第3期），胡可先《郎官石柱题名考（司封郎中、员外郎）补正》（《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胡可先《郎官石柱题名考（金部郎官）补正》（《漳州师院学报》1998年第1期）。（以上三文简称《胡补》），吴浩《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增补》（《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简称《吴补》），王宏生《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续补》（2004年《古典文献研究》）（简称《王补》）。他们的辛勤劳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不同角度，订补《郎考》一书的缺失。但是有的文章存在一些问题，既名“补正”，应当广泛收集史料，作全面负责之订补，如学者傅斯年所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而不是仅找少许史料，仓促为文。又如对订补所引史籍，应当了解其根本源流，尤其不应当引用《全唐文》小传去订补《郎考》，须知此小传实取之于石柱题名也。本书是补考《郎考》一书，不是订补这些论文，故具体问题不作论述了。笔者主要是利用唐人碑志对《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作一较为全面之补考，凡岑仲勉先生已言及者，因有专书，不再重复，并遵守以下原则：

（一）劳格列为“无考”以及其辑录史料与郎官无关者，列为补考之首选。

（二）一人历任多曹郎官，今在某曹处详加辑录，其余诸曹只摘引有关内容，文字尽量从简，以防重复。

（三）虽然笔者收集史料在前，而以上诸位论文却早于笔者，凡与他们史料雷同者，注明他们文章，尊重他们的劳动。凡他们言及未尽者，则再补充其他史料。

（四）增设“新补遗”一栏，专收“郎官石柱”未见者。

（五）以出土碑志为主，用二重证据法，如王国维《古史新证》所言“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征前代之事实”，“匡史文之讹谬”，以达到证史、补史之目的。

 

本文共补考郎官七八七百八十人次，其中包括劳氏确定的“无考”者五十三人次、新补遗三百零一人次。这类问题，半个世纪前岑仲勉解决了一些，笔者亦尝试解决一些。我们相信，随着唐人碑志的不断发现，学者的不停努力，昔日湮没已久的历史陈迹，逐渐得以复现和揭示。本书排校中闻洛阳碑志学者赵君平、赵文成已编就《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三编》，其中唐志达七百余方，笔者很希望能将这一最新出土文献成果在本书中有所体现，承赵君平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慨允，同意引用。拙稿原交《文史》杂志，因字数较多，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主任李静与文史编辑杨祎认为不如改为单行本刊印，更利于保存与查检。他们的想法很是周全，笔者欣然同意。赵钺、劳格的另一部同类著作《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简称《御考》），笔者亦撰有补考，是在2011年“唐长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唐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提交的论文，因发表有年，今将所见新近史料作了补充，附于本书之后。《郎考》《御考》是姐妹篇，作为两书的补考亦一并印制，有利于读者参考。最后，我要向为我慷慨提供史料的赵君平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付出辛劳的中华书局编辑李勉、俞国林、白爱虎、为本书题签的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等同志，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2016年10月记于北京西南六里桥草堂

（本文节选自《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补考》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