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去看中国原始社会的文化遗址图示，就会发现规模较大、文明程度较高的大多都远离海岸，分布在有河流经过的平原或山谷之中。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对于古代先民来讲，稼穑和狩猎的收获比出海捕鱼要可靠的多，稳定的多，从人身的角度来讲也安全的多。
但却有一处例外，就是河姆渡遗址。
河姆渡遗址离海相当近，不过三十公里。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个遗址的规模很大（约四万平方米），文明程度也很高。从挖掘出的文物看，有耕具（耒、耜等）、纺具（纺轮、纱棒、经轴、机刀等），同时还大量出土了稻谷、谷叶和秸杆，甚至出现了杆栏式的原始房屋。为什么在海边会出现如此典型、如此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遗存，相当令人费解。
河流纵横、便于灌溉是一个原因。河姆渡就在余姚江边上，不远处就是慈江。但还有一个因素也很重要，是我在和宁波出租车司机攀谈时想到的。
当时刚有一个台风在浙东登陆，多地大受其害。我问司机宁波的受灾情况，不想司机却说，别看宁波在海边，很少有台风能刮到这里，大部分都让舟山群岛给挡住了。
答案原来在这里！舟山群岛，我国最大的群岛，占我国海岛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舟山也因此成为我国第一个以群岛建制的地级市，包括1390个岛屿，1440平方公里的陆域面积。广阔的舟山群岛遮蔽住来自大海的巨浪狂风，让这一地区虽近海却无台风之患。同时余姚江、奉化江、甬江汇聚此地，留下了一片丰润、肥沃的甬上平原（宁波简称“甬”）。
因为如此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才有了新石器时期的河姆渡遗址，这方土地得以最早沐浴了文明的曙光。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她在沿海地区显得非常的早熟和另类。
先看历史沿革：“当宁波先秦时期设县建制（秦时宁波称鄞县），广州还是邻近番禺的宁静村庄；当宁波唐代建州（唐时宁波称明州）、已是“海外杂国，贾舶交至”的繁华城市，上海还只是一个海滨渔村；当宋代的宁波已是我国闻名国际的四大港口城市之一（宋时宁波称庆元府），天津还是名不见经传的一片滩涂。”（引用自何伟先生《唤醒宁波的文化之魂》）
再看古今人物：宁波自古而今，重文向学。史载“为父兄者以其子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宁波历史上曾出现过2432名进士、12名状元和数万名举人，秀才童生以数十万计。宋元后，宁波人更是执学林之牛耳，出现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万斯同等一批开宗立派的大师。直到今天，宁波人学力未衰，现有两院院士共110人，居全国第三位，被称为“院士之乡”。我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屠呦呦女士，亦是宁波人。
宁波不光人杰地灵，她还有一项特别的好处，即默居于浙东一隅，较少兵匪之患。东南大邑，古来多称扬、杭，宁波距之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得其实惠而少其虚名。不像长安、洛阳、金陵、汴京，虽极一时之盛，然问鼎逐鹿之祸、刀并火卷之乱，世代多有，难有长宁之日。与之相比，宁波地区人民的生活较为富庶、安定。
还有一事，亦上天对宁波之莫大眷顾。宁波毗邻东洋，海路通畅，与日本、高丽、东南亚甚至北非地区发生贸易，至晚可上溯至唐宋间，其后和番禺（今广州市）一直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两个最重要的出海口。到了近代，宁波商帮更是闻名天下，“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孙中山先生语）现代香港十大富豪中，宁波人竟独占三席。故“豪殖巨贾，无处不有。不至敌国者，羞于言富。”
以上发溯绵久、文心播越、地处偏安、财力雄达，非无故而言之。提及之由，乃因其正与本文主旨休戚相关。这一题目，便是藏书。
我们都从文学或者影视作品中看到过很多人间悲剧，其悱恻哀怛，令人寸断肝肠，不能自已。但我想如果有个人以书为主角写一部作品，我们看到的所有悲剧都会在她的面前黯然失色。因为这“书”的命运，实在是太过于凄楚和悲惨的啊。
隋朝牛弘即有“五厄”之说（《请开献书之路表》），到了明代，胡应麟又续“五厄”，史称“书之十厄”（《少室山房笔丛》）。罗贯中“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说来轻巧，哪一次江山易主不是生灵涂炭、血雨腥风。人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谁还有闲心思去照顾书呢？
中国历史上，书难以避免的和这世道紧紧地系缚在一起。清平之世收书、聚书，可到了乱世，却又是毁书、焚书。宋以前私人藏书还不发达，主要是官藏。官藏相比于私藏，具有巨大的强制力和财力优势，所以能达到巨大的藏书量。但这千辛万苦搜罗到的书籍，由于集中存放，毁灭起来却更为方便，一把小小的火炬倾刻之间便可让其化为乌有。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这书是收了烧，烧了收。中国历史上城头大王旗的每次变换，对于书就意味着一次灭顶之灾。即使假设一次改朝换代书能保存下来百分之三十，稍微翻一下历代年表，我们也可大约知道，“晋”之前的古代典籍保留下来的其实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这实在是令人极为痛心疾首之事啊。
不光胜利者烧，失败者自己也烧，最典型的是梁元帝萧绎。梁承圣三年，即公元555年，梁元帝萧绎在西魏军攻占江陵后，命侍从高善宝将两朝所收十四万卷藏书付之一炬，许多珍稀的母本古籍自此不复存世，造成中华文化史和藏书史上的一次浩劫。
还有更令人奇怪之事，是藏书人自己也烧书，这其中的缘故多半是因为文字狱。中国文字狱之酷烈，世所罕见，自春秋而至满清，无代不有，多少书因之而灰飞烟灭。元代有一个著名藏书家叫庄肃，一生嗜书如命，晚年积书至八万卷。元惠帝下诏求书时，庄氏后人惧其收有禁书，竟将庄肃的八万卷藏书焚毁，余册不足五百卷。
书之不传，还有一个隐密的缘故，就是官家征书。中国历代帝王，最倾心于文治武功，这文治中的一个大题目，便是要重修典籍。要修成这卷帙浩繁的煌煌巨著，必得广征遗书。可这征书，却从来都是“寓禁于征”的，能保留下来自然是好，但因各种说不清道不明原因被禁毁的，却也不在少数。
书运命之多舛，由上述便可见一斑了。各位亲爱的读者，你可知道，那每一本古代典籍，无不是经历了九死一生才来到你手中。她能呈现在你的目前，可是有多么的不易啊。
前文中提到“晋”朝，并非随意言之，因为在中国藏书史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下面用尽可能短的篇幅，简述一下书籍形制的变迁。
春秋战国之前，文字是记录在甲骨和青铜器上，这种“书”每一“本”都几乎是绝版。从战国到东晋，即从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后三世纪这七百年间，书的存在形式有三种，竹简、木牍和缣帛，其中以竹简为最常用。这时的书较之前当然是易得和普及了，但真正使用起来仍有许多不便之处。比如竹简就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刻写不易，另一个是重量和体积都太大。这使得晋之前书的制作和存放成本较高，造成整个社会的存书量较少而书籍的分散度较低。
所以晋之前的每次书厄都给中国文化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像秦始皇和项羽六年间放的两把大火，（始皇焚书情况特殊，以后会专文详述。），新莽的长安起兵、东汉末年的董卓焚洛和西晋的八王作乱，因为当时书少存放又集中，烧了就没了，所以这种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但就在这期间，书籍命运的曙光也开始逐渐的显现了，那就是在东汉和帝的元兴元年，即公元105年，蔡伦造出了纸张。我把史籍中关于此事的记载摘录在这里，因为这件事对于书而言，实在是太过于重要。
“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天下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后汉书·蔡伦传》
范晔说“自是天下莫不从用焉”，这是有些夸大了。实际上，纸张替代简牍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两者是一个并存的状态，从现在文物出土的情况来看，简牍的使用还要更广泛一些。直至东晋安帝元兴三年，即公元404年，事情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年，桓玄废晋安帝自立。虽然他在龙椅上只坐了短短的四个月就被刘裕赶出了建康，但却颁布了一条影响极为深远的诏令 --- “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至此，纸作为编纂书籍的主要使用材料，正式被确定下来。
有了纸，最大的好处是书可以抄了。这大大的提高了社会上书的保有量，同时书也分散化了，老百姓家里也有书，藏书不再是官府或者官员的专利，这实际上是提高了书籍“存活”下来的可能性。
王朝的更替改变不了，焚书的乱世消弭不了，书想流传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的数量多些，更分散些，你烧了这本还有那本，这就是历史上的实际情况。从这个角度来说，纸的出现，于书来讲，确实具有无比重要之意义。
中国人并未就此止步。约五百年后，（约在唐懿宗咸通年间）他们又做出了一项深刻影响世界文明史的伟大创新，那就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这一伟大发明，又一次深刻地改变了书的命运。
在雕版印刷术未出现之前，书籍都是卷轴式的，现在很多书画作品还采取此种方式。中间是一根木轴，纸粘轴上，缠绕作束状。轴突系签，记书名与卷目，唐中叶前的书都是这种样子的。这种卷轴图书，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检索不便。另一个是一张纸字数有限，一本书须由多张纸熨烫粘连而成，时间稍长，则易断散成页，非常不利于书籍的保存。
雕版印刷出现后，随之而来两大巨变。
第一，改抄为印。之前要保存一本书，只能靠手抄，费时费力还易出错，现在只要刻好了模板，很快就可印制出大量的图书。一百年后，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毕升又发明出活字印刷，再一次大幅提高了成书效率。沈括在《梦溪笔谈·技艺门》中记载：“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版，一版印刷，一版已自布字，此印者毕，则第二版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
第二，变卷为册。雕版印刷术的关键在于制作书籍母版，为了保证印刷质量，母版不能做的太大，所以小页纸开始被大量使用，直接带来了卷轴书向册页书的转变，这是书籍进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正如明代学者胡应麟在他的《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指出的那样：“至唐末宋初，钞录一变而为印摹，卷轴一变而为书册。易成、难毁、节费、便藏，四善具焉！”
造纸术、印刷术，中华民族四大发明中的两项，书皆受益良多，此堪为不幸中之大幸。但也正因如此，它们才能跻身四大发明之列。宋以后的书，不但字迹清晰，还轻便易携，几与现代书无异。更有宋元刻本，因校勘缜细、装帧精美，历来被视为稀世之珍，后代藏书家莫不以得一册视为平生之幸。
技术的发展终于让书不再那样孱弱，她的生命力得到了一定的增强。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她要想生存下来仍然是困难重重。
书是可以印了，但印什么却是个问题。没人愿做亏本的买卖，费心费苦制好的书版不是拿来给读书人做慈善的，除了官府指派的那些经史子集，什么赚钱才会印什么。所以中国历史上印刷量最大的书不是经典名著，甚至不是演义小说，而是佛经。
那许多没人印的好书怎么办，只能靠我们马上就要提到的藏书家。他们把这些书或抄录、或购买，然后再世世代代保存下来，后人才得以看到这些伟大的作品。中国的古代书籍富甲寰宇、称首海内，这些藏书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藏书之所起，必得四事：一曰蕴深，二曰文心，三曰少乱，四曰财阜。宁波四者皆具，故自宋以降，藏书之风大兴于甬上，万卷上者不可计数，逾五万卷者拟过百人，成为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私人藏书之地。
但藏书欲得之久，却是那样的艰难。除须避过天灾兵燹，尚有三要。分别是：一要靠制，二要靠人，三要靠术，三者缺一不可。通俗些说，制度要完备，堵死所有可能出现的隐患；人要有爱书之性，否则制度再完备也是摆设；术要切实可用，防火、防潮、防蠹、防盗，一法有失，则必不能长存。而最大的考验，在于不是一代人要做到这些，而是世世代代的人都要做到，这才是难中之最难者啊，所以黄宗羲才会发出“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的深沉叹息。
聚书一时易，传之后世难，一座座曾在宁波城风光无限的藏书楼，绝大多数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无存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