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千年来，人们借用这句诗伤怀错过的事情，譬如年华似水。其实对于中国百代学人而言，这种伤感也适合寄托在另一处——书籍之上。即便圣贤之言煌煌如明日；即使文韬武略、兴观群怨，大智大慧，还是要面临与俗世对抗的一刻。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历史上最精美的发明：书籍，以草木、窑灰赋予的生命，在时间的不断磨蚀之中，可以说是纤细而脆弱的。虫或使之消、水或使之薄，不学或使之失义，战乱或使之失所。宛如美人易老，笔墨的新芬，终究逃不过皓首的宿命。在这宿命中，书籍有了另外一个雅号——故纸。
奇怪的是，当我们提及这个词，并继续深究下去的时候，并没有多少遗憾的感情。一方面，时光沉淀了故人故国的语言，江石流传，读书声声声入耳，使其变得厚重。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对于传统生命力最大化的信任。在中国文化血脉之中，“传承”作为一种最核心的民族基因，从未磨损。“传承”在中国古籍的流传之中，显示出价值，落实成脚步。
传承是“藏”。在虞山脚下，宋、元、明、清四代上百间藏书楼，勾勒出了东南文脉的轮廓，奠定了小城常熟在江南藏书界的一大重心地位。这里的故人，延续了“耕读传家”的灯火；这里发生的故事，昭示着一种“负箧曳屣”的学人精神，即便他们不过是些小人物。藏书风气中，诞生出一代“东南文宗”，酝酿了诗书化境，刻出了一方令人骄傲的印章。
传承是“校”。“校雠”，从人与人对坐，到人与书对坐，记录了汉语从口述到笔记最精彩的变迁过程。人在字中游，为求真理，朴学家在翰卷中度过无数漫漫长夜，以时间对抗时间的流逝。校雠学，是今人对古人劳动成果最大的尊重。
传承是“雕”、是“修”，是匠心独运。匠人之后，又有匠人。从藏经到汉经，从四川德格的山区到江南的碧水，一时一地的性格，经由经生的笔、刻工的手，流淌出一种不畏时间的美。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版印刷术，让中式的宁静与灵动，在一块梨木上获得统一。从字到画，从宋笺绘本到清印十三经，一代代古籍修复者用巧手，让危言耸听的时间停住。
我们看见，即便曲折的经历把古籍绞成纸粉，也有可能重现原貌。来源于古代的智慧，把时间的伤痕，挽回成历史精致的眉毛。
时光或许无法重来。但对于有心人而言，故纸定有重来的可能。
2000年4月12日，一件中国文化界的大事，悄然发生在一辆开往上海的火车上。在持枪乘警的护卫下，7只朴素的大箱子躺在卧铺上，共装着古籍80种、542册。这批古籍，是已知海外唯一一批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的私家藏书，也是目前所知清代以来流存海外的最后一批中国古籍善本收藏，此前流落美国半个多世纪。这些书上，印着常熟人再熟悉不过的名字，它们曾经的主人——翁同龢。
翁氏六代藏书，在翁同龢的履历中，这是个少有人关注的细节。实际上，一百年前的翁氏居所彩衣堂，宋椠珍本，不胜枚举，正是无数经典荟萃，让帝师佳话化作可能。
顺着这个线索，翻开常熟的地图：万巷楼、脉望馆、绛云楼、汲古阁、朴学斋、述古堂……这些元、明、清，不同年代的藏书楼，把圣贤的金粉棋布在常熟的土地上，勾勒出清晰的文脉。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在他的《江浙藏书家史略》的序言中说：“以苏省之藏书家而论，则常熟、金陵、维扬、吴县四地始终为历代重心。”南京、扬州、苏州均为富庶的大都市；常熟作为小小县城，竟能和他们并列为江南藏书“重心”，要感谢一大批藏书家的涌现。清末学者叶昌炽，有一本名作《藏书纪事诗》，共列举了从宋始、到清末的藏书家七百三十余人。其中，常熟籍的藏书家占了一百多席。
吴晗的《江浙藏书家史略》，所列举的百位藏书家内，常熟也占了八十四个席位。藏书家都是富裕的阶级。毫无疑问，两宋以来，虞山一带强盛的财力，可以说是一个基础，但绝非可以尽释的答案。那么，答案何在？我们不妨从常熟藏书之集大成者——瞿氏“铁琴铜剑楼”寻。在常熟宾汤门外十里之南唐古里村内，沃野千畦，桑树弥望之处。二层的小楼，不改容颜，与周围的村庄浑然一片，朴实无华。仿佛代代雄文的按钮。
方志记载，自明代以来，瞿氏一族购置经史，延师教子，是江南典型的耕读之家。瞿氏藏书，始于瞿进思；而此地有藏书楼恬裕斋、铁琴铜剑楼，并有大规模藏书，始于清人瞿绍基。至于第二代楼主瞿镛名震天下。瞿氏五代门人纳百川而不懈，藏书累累。常熟图书馆馆长苏醒，介绍了他发现的一个数据：国家图书馆在2002年曾推出一个“中华再造善本工程”，选择影印的对象，均为急需整理保存的古籍，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翘楚了。
该工程的第一期，选择了735种宋元本。通过将这七百多本书的目录简介，与铁琴铜剑楼藏书的目录参照，苏醒发现，这批书约有超过一百种宋元刻本，曾收藏于铁琴铜剑楼。“也就是说，中国将近三分之一最珍贵的书，可能盖着瞿氏家族的藏书印。”
在今天，买上整书架的书并不难，但在出版技术远不发达的年代，一本书的获得，除了要付出财力，还需要一些精力，甚至是“精神”。好书谈不上藏书，必要的条件是识得书，还要愿意费精神去访书。清代，苏州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后世得到“五百年第一藏书家”的名声，一生甘为书奴，藏书蔚然大观。
今天，他做跋的“黄跋”本直奔天价；但在当年，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只不过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普通读书人。黄丕烈去世之时，两位藏书家登门拜访，高价购书。使得黄丕烈所藏之书，一小部分流向了“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杨绍和之海源阁、更大一部分的去向，就是瞿镛的铁琴铜剑楼。
如果说，“开源”是一个有钱就可以模仿的手段，那么“节流”二字更能说明瞿氏一族对书的诚心。铁琴铜剑楼之所以能藏得住书，除了代代相传的家训，更重要的是“护书”的魄力。苏醒介绍，二十世纪初，瞿氏后人以为把书籍放在乡下不安全，转存到上海法租界的银行里面，尽管为此卖了一部分书，但是绝大部分精华得以保存下来了。
解放初期，郑振铎把这批书归入国家图书馆，据初步计算，瞿家人贡献了一千多种古籍，光是珍贵的宋元本，就贡献一百多种，其中更不乏“秘本”。比这个层次的“护书”还要难得的，是在战乱年代顶住压力，把价格高昂的书供在家里面。在太平天国年代，许多藏书家选择了散书养人，瞿氏“顶了过去”。“我们可以猜测，瞿氏世代是地方乡绅，经济状况较稳定。但也一定为此大大降低了生活质量。”“《江浙访书记》的作者谢国桢，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专门在常熟待了一段时间调查馆藏。
他在书里提到，常熟有很多的‘秘本’，按照白话解释，就是稀有的版本，不一定全是有名的著作，可能是很有用的著作。特别是太平天国时代的几种书格外珍贵，调研后，这批古籍很快被影印出版。”
实际上，瞿氏一族的男子都是秀才，没中过举人。只有瞿镛的父亲瞿绍基做过训导，管管教育，只是一个小官罢了。一代代考不上，仍旧愿意花大把的钱藏书，这点理想、这点心气，就是瞿氏的藏书基因吧。
常熟的藏书家毕生致力于古籍的收藏和整理研究，不仅在藏书质量上、数量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更在文化的推进和传播等各方面达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巅峰。这其中发挥作用的，除了“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种耕读传家的封建社会传统逻辑（瞿氏便是因为如此）；还有常熟在江浙地区可以称得上是“先锋”的文化追求，以及因之所形成的文化水准。
两宋开始，很多本地商人，以及不管是自愿，还是迫于战乱迁移过来的一帮精英分子，在相对安宁的常熟扎下根来，并带来一股读书之风。明嘉靖年间，常熟在科举上已有较高的成就，进士、探花、状元涌现，有史可查。
所谓藏书家，从来是文人的多种身份之一。这里不可绕过的，是一代文学巨擘钱谦益。常熟钱氏乃是藏书世家，曾推为“江南第一家”。在清初，大江南北藏书之富，首推钱谦益绛云楼为第一；钱谦益又是常熟藏书流派的代表，钱柳夫为夫妇藏书家。明亡后，钱谦益发愿修明史，因而他所搜罗的明代文献数量之巨，自然是一时无两的。
也许因为国破家亡的刺激，钱谦益藏书，可以说从需要成为了一种“癖”。关于钱谦益书多，有两个真实的细节。一是曹溶记列：“大椟七十有三。”说他有73个大柜子的书，多宋本、元本、孤本；而且，凡是经其读过的书，都能说出旧刻、新版如何，中间差别多少。二是，顺治七年，他的藏书楼绛云楼烧毁以后的记事。钱谦益的藏书从来秘不示人；据闻，其弟子钱曾得焚余之书，其书目著录3800余种，这一数字超过了《四库全书》的收书数。
纵观钱谦益的一生，他是个思想和性格均比较复杂的人。但不管其政治立场、道德人格如何，他的文学成就毋庸置疑的，他的号召力巨大。黄宗羲在钱逝世后所作的《八哀诗》中，仍将其引为“平生知己”，且肯定其“四海宗盟五十年”的学术地位；即使是像顾炎武至死不仕清廷，不愿列名于钱的“门生”的人，仍肯定其是“文章宗主”，故后来人称其为“东南文宗”。钱谦益首创虞山诗派，以先于他人的智慧，开凿了常熟乃至于江南一批人的文化意识。
正是因为其文化魅力，他藏书的喜好，影响了他的学生一代。常熟后来极有影响的藏书楼主人，如汲古阁主人毛晋、朴学斋叶树廉、述古堂钱曾，都曾“游钱谦益门”。
因藏书之风所兴的，还有常熟的藏书印，以及托此而生的“虞山印派”。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有秦汉及唐宋以来官私铜印、元押、石章等甚丰，咸丰年间曾辑家藏篆刻成《铁琴铜剑楼集古印谱》行世。
1937年因避日寇战乱，主人把藏印埋在古里铁琴铜剑楼院内。1976年，瞿氏第五代传人瞿旭初寻旧迹挖掘出土，出土之印章，包括了清人林皋篆刻的原石53枚、印面79方。瑰丽的作品，让林皋坐实了一代篆刻大家的位子。大名鼎鼎的杭州“西泠印社”，据传，一支血脉，也要见于常熟的藏书史。
德国作家乌尔夫·D·冯·卢修斯，在其所著之《藏书的乐趣》里有两段话：“藏书的动机——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个人的、心理的......”“私人收藏在公共图书馆中的生命延续：‘小小的永垂不朽’。”而常熟之文化路径，由藏书始，创文学新声、成篆刻大器，一代代藏书家其行为，已经远远超越了乌尔夫·D·冯·卢修斯于藏书之理想也。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系列之二）
记者：冒贻宣
图片：牛华新
编辑：小苹果 & 特别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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