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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姚名达的《目录学》

笔者近日有幸购得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之《目录学》民国初版本。三十二开竖排右翻,封面整体布局外框为一颇具中国特色的府第大门的石刻画,高大的门楣,挺拔的门柱,一对灯笼分挂两侧,灯下是一对守门人。而门内则留白,显得深邃。在这空白处的正中竖排书名《目录学》三个大字,右上小字竖排“国学小丛书”,左下竖排著者姓名,既突显了书名,又不至让封面显得空洞失衡,整个封面设计犹如一幅画,古朴敦实,疏密有致,主题突出,特色鲜明。这在商务印书馆早期图书中可以说是蔚成风格的。


版权页在书的最后,右上起竖排突出标示为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一月(1934年1月)初版。而菲页后的自序则作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五日(1933年11月5日),从稿成作序到出书前后只两三个月的时间,足见商务印书馆当时的效率。


序跋特别是自序往往是一本书成书的历程和书的内容的概述。姚名达的这本《目录学》亦不例外。《自序》开宗明义:“这小册子是‘一二八’商务印书馆被毁后,重新写的;作者是同时同地同样‘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努力’的一分子。”“商务印书馆不因倭寇一炬而歇业关门,作者亦不因倭寇一炬而灰心丧气。吾家虽毁,吾身尚存;敌人虽强,怎能禁止我们另起炉灶呢?”虽然此书的原稿为写这本书而搜集的二百多种参考书都与东方图书馆一起被日寇飞机轰炸焚毁,片楮不存。但是,“我们应该怎样地发扬我们的文化,给他们瞧瞧,使他们知道我们是打不倒灭不掉的呢!”作者告诉我们:“这是专门研究目录学的著作,给一般图书馆的馆员和读者做一只开门的钥匙。”“但是这又是万有文库国学小丛书的一部。”“丛书而以‘小’名,自然不能够过于详细。”所以这本书只能将作者撰写的《目录学史》《目录学年表》“提要钩玄”缩写入这小册子成一简明的“历史篇”。该书动笔于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十日(1929年11月10日),至脱稿花了整整五年时间。五年的时间,在我们一般人来说,也许算不得什么,可是对一个只有三十七岁生命的人来说该占了多大的比例?而在姚名达短短三十七年的人生中,他创造的辉煌又何止一部《目录学》?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作者的简历。姚名达(1905-1942),字达人,号显微,江西兴国县人。1905年3月23日出生,1918年入省立赣县中学读书,1923年中学毕业后入南洋大学肄业,1925年7月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8年6月经由导师梁启超、陈寅恪、李济等人考察成绩,认为及格,授予毕业证书。毕业后,留校继续随梁启超从事研究。1929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29年10月,姚名达拟定了撰写一部《妇女中国史》和创办一个女子图书馆的计划,1932年至1937年先后在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兼任历史学教授,此间其活动一直与妇女运动的事业密切相连。他与夫人黄心勉共同创办、经营旨在“为妇女作智识上的服务”的书店与刊物,于1932年3-4月间成立女子书店,1933年3月创办《女子月刊》,同时编印女子文库。对其思想产生巨大冲击的,是1932年的“一二八”之役。在这次灾难中,商务印书馆和姚名达的寓所均被日机炸毁。灾难过后,姚名达于“无桌无椅”状态下写信给胡适说:“我军若败,不容我们再作纸上工夫,我打算从事政治和社会运动。我军若胜,外交必有转机,百业当可逐渐发达,我打算仍旧作史学的研究。”这明确表达了他要走出书房,参与到社会运动中去的思想转变,是其成长历程的一大转折点。1937年抗战爆发后,姚名达举家迁回江西。作为姚名达计划撰著的《中国战史》中的一篇,他的《秦始皇统一战国的政略和战略》全文五万余字,完稿于1939年11月,在当时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下,有着特殊的意义,是其以学术参与社会事业的一种举动,是出于借历史上的经验以备现代时局应对之借鉴的考虑。1940年10月,国立中正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前身)在江西创办,校长胡先骕聘请姚名达为研究部研究教授。1942年6月,日军侵扰浙江金华、江西上饶一带。为了鼓励士气,动员民众,姚名达先后在新喻、峡山、新干等县发起组织“战地服务团”,并被选为团长,编印了《战争服务特刊》,发表发刊词和《战地服务团成立宣言》,率全团三十余人奔赴抗日前线。1942年7月7日,姚名达率领十几名团员,准备从石口渡过赣江。到石口天色已晚,他们便在村里祠堂中休息,不料这时日军发动突然袭击。姚名达大声叫道:“和日本鬼子拼呀!”就赤手空拳和手持武器的日军打斗起来。他从日军手中夺到了枪,正准备上楼占据有利地势,一个日本兵开枪了,姚名达中枪倒地,另一个日本兵又用刺刀刺进他的胸膛。“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爱国教授姚名达就这样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终年三十七岁,成为为抗日捐躯教授第一人。胡先骕在纪念姚名达殉国一周年时,曾高度赞扬他“绝学有遗著,千秋有定评”,“英风传石口,大节振江西”。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追认姚名达为革命烈士。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中正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雷洁琼为姚名达烈士亲笔题词:“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三百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原国立中正大学教授姚名达名列其中。


姚名达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国学大师梁启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目录学家,“中国目录学史的开创人”。1933年至1940年期间,姚名达先后出版了《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以及《中国目录学年表》三部著作。这几部作品在思想上、方法上、组织上,对中国目录学不仅有革新创见,而且能自成体系,体现了新旧交替时期的许多时代精神。如果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是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之一,构成了二十世纪目录学传统的源头的话,姚名达就是其中最核心的主流。


1990年,江西师范大学(国立中正大学正是今天的江西农业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的前身)庆祝建校五十周年的时候,为了纪念姚名达教授,在校园内将湖畔一亭加以改建,命名为“显微亭”。


令笔者窃喜的是,手中所藏的这本《目录学》不仅是民国初版本,而且是国立中正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本。书内多处盖有国立中正大学图书馆椭圆形蓝色藏书印。手捧这本书,我觉得正是教授用胸膛和鲜血改写了人们对书生的传统看法,用生命和呐喊警示人们:“我们应该怎样地发扬我们的文化,给他们瞧瞧,使他们知道我们是打不倒灭不掉的呢!”手中的这本《目录学》正应成为我淘书、藏书“一只开门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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