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有新旧，爱无长幼

有日子没读书话类集子了，前些天在家中半天功夫翻完商务印书馆为谢其章所出最新书话集《绕室旅行记》，看到老谢书中某些观点论调，很有些不吐不快。

平心而论，本书形式和内容都还是中规中矩的书话之作，书名《绕室旅行记》借用了施蛰存先生同名文章，封面版画则直接用了比利时版画家法郎士·麦绥莱勒（Frans Masereel）著名的木刻连环画作品《光明的追求》中的一幅（上海良友图书曾在1933年出版过《麦绥莱勒木刻连环画故事》四种，其中《光明的追求》一册为叶灵凤作序，我在七年前第一次去凤凰时路过吉首的“湘西文史书店”时曾买过一套湖南教育社2006年的复刻本，精装一盒四册，非常精美，故而印象也尤为深刻），内容上从李香兰、柳存仁、张仃等的掌故，到“南玲（张爱玲）北梅（梅娘）”一说的质疑，从《论语》、《良友》、《宇宙风》等民国旧刊的收藏，到护封、藏书票、样报等的赏析，都算是标准书话路数，甚至最后几篇小圈子的序跋与酬和，也无伤大雅。不过，也恰恰是老谢在为书友陈晓维前年所编《买书记历》（中华书局，2006年）一书写的一篇推荐——《三十九位爱书人自画像》，无意中流露出的一种粗俗，仿佛榨出了老谢“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其实，《买书记历》一书作为同人书话集比起老谢写的推荐来，可读性要强很多，编者晓维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我的书友，至少几年前有过一面之缘，获赠过签名本著作《好书之徒》一册，对他的文章和收藏向来钦佩有加，即使是在《买书记历》中三十九位爱书人之中人品文品都颇为醒目。老谢一文在谈到书名时便对买书做了“老书旧书”的限定，声称买“热气腾腾刚刚出版的新书”其实也用不着回忆。之后又以自己“深知买书人的内心深处纯洁与否”，做出以下断言，令人瞠目：“老书旧书的价值如同一个只涨不跌的股票，你存一屋子新书最终的下场就是卖废品，而一屋子的老旧书最少也值几十万上百万。”

当然，我为之瞠目的原因，并不是老谢此言大谬，也不是经常买新书的我突然被他戳中了脊梁骨。的确，在所谓价格甚或价值当先的理念下，他的立论也是言之有理。然而我瞠目的，是他前后的逻辑或许早就背离了他早年聚书的初衷；我遗憾的，是他这么多年浸淫民国旧刊的代价和结果，却换来骨子里待价而沽的必然；我鄙夷的，则是顶着堂堂“藏书家”的称号（老谢的微博id），居然会对新书有着如许的傲慢与偏见。想来老谢在旧刊中的经年耕耘让他尝到了不少甜头，这些当然是他文章中值得大书特书的瞬间，也是我等书迷喜闻乐见的故事，但绝不该成为沾沾自喜且奉为圭臬的理由。至少在我看来，没有几个真正的爱书人会拿书未来的出售价格或者市场价值作为自己买书时的准绳，他们在面对爱书时，或寤寐思服或辗转反侧，或上穷碧落或踏破铁鞋，其实都缘于一个“爱”字：爱书的作者和编者，爱书的装帧和封设，爱与书相遇时的惊喜或窘迫，爱藏于书中的隐秘和坎坷，还真未必是爱它的新旧出身、抑或是未来的可能归宿与价格。诚然，书价有高低，书品有优劣，书版自然也有新旧之别，但“旧”本身并非旧书得天独厚的优势，正如“新”也不该成为新书的天然短板，书本身形式与内容的完美与否要远比新旧二字重要，更何况试问世间哪一本旧书不是由新书演变而成，哪一本新书最终的归宿不是爱书人书架上的一本旧藏？

说到底，书的新与旧，原本不该有高下之分，而旧书之爱与新书之爱说穿了都只是爱书人“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和“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一味地标榜白玫瑰鄙薄红玫瑰，怎么看都更像是个书商而非书人。正如老友与新朋都是人生之不可或缺，买书之时想着未来多少钱卖掉，恐怕也和交友之前考虑以后利用价值几何一般，失之鄙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