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1839-1915年),字惺吾,别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今枝城市)人,是中国清末民初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学者和书法家。
清道光十九年春,杨守敬出生于宜都一个商人家庭,其祖、父开设多家店铺。四岁时,其父去世,家业由祖父掌管。生长在这样的环境,杨氏自幼即富于商业头脑,五岁时就在店中数钱,十一岁时就奉祖父之命去姑父孙氏所开店中习商,次年回自家店中照料店务。杨氏成年后就曾自设店铺,为人处世亦极精明。
杨守敬天资聪明,六岁起就由母亲教他读书识字,八岁开始随一覃姓老师读书,九岁学作文,十岁随一谢姓老师读书,十四岁随朱凤池老师读书,同年参加宜都县考,得第十三名。十八岁时参加府试,但三场都落第。十九时师从朱槐卿,学得写文章迅速成篇的能力,同年杨氏在县试和府试中五场都获第一名。但二十岁参加乡试、二十一岁参加恩科乡试都未中,直到同治元年(1862年)二十四岁时才在乡试中获八十名,成为举人。此后杨氏七次赴北京参加会试,但全部名落孙山。最后一次他已四十八岁,从此“绝意科名,专心著述”。
杨氏为秀才时就开始坐馆(当家庭教师),先后在家乡、北京、山西高平县等处为富人或官宦子弟授课。杨氏家中开有米店,生活无虞。他从三十五岁起亲自从商,在北京向好友潘存借银子八百两,请同乡商人张云陔从北京贩买蘑菇到湖北,但钱被张云陔挪用,经营失败。三十八岁时见经营纸业颇能获利,又向族人借款开设纸行,自任经理。四十岁时将纸行交给其弟杨先三,自携所著《楷法溯源》一书的书版去武昌卖书,获利颇丰。
三十七岁时,经何如璋向天津商人介绍,杨守敬首次鬻字,他的书法作品在不到半个月时间内卖得一百五十元。此后,他五十八岁、六十八岁时都曾到上海卖字;七十一岁时住在上海怡和洋行总办甘翰臣家中,“求书者踵接于门,日不暇接,继之以夜”(《邻苏老人年谱》)。六十八岁和七十一岁时,两次去两江总督端方衙署,为其所藏金石碑版鉴定题跋。
尽管杨守敬在科场连续失利,但七次去北京使他结识了不少名流学者,如潘存、邓承修、何如璋、李慈铭、龚橙(龚自珍子、段玉裁外孙)、袁昶、谭献廷等。何如璋出任清朝驻日本公使,招杨氏为随员,去驻日本公使馆供职。杨氏于四十二岁时到达东京,次年黎庶昌改任驻日公使,杨氏留任,在日本四年,于四十六岁时回国。在此期间,杨氏搜罗日本汉文古籍,为黎庶昌刻成《古逸丛书》二十六种、二百卷,大多是在中国已经失传或散佚的古籍,于光绪十年(1884年)刊行。同年,杨氏又撰成《日本访书志》十六卷,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刊行。杨氏在日本的四年不仅是他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页。
早在二十岁时(清咸丰八年,1858年),杨氏对地理学就有了兴趣。当时余杭郑兰因避太平天国战事,借居宜都杨氏屋中。杨氏在郑兰晒书时见到一部《六氏舆地图》,即借去影绘了两部,受到郑兰赞赏。第一次入北京时,曾与邓承修同撰《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三十八岁时又在武昌东湖饶敦秩家继续编撰,于光绪五年(1879年)刊行。至光绪末年,杨氏对此图又作修订,六十八岁时重订《历代沿革险要图》及《春秋地图》。杨氏又在学生熊会贞的协助下,继续编成了全套《历代舆地图》。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杨氏为《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作自序云:
四十年前,余在京师,与归善邓鸿胪承修同撰《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光绪戊寅,复与东湖饶君敦秩增编而刊之。岁久漫漶,鄂中、沪上、西蜀均有翻本,而讹谬滋多。拟重镌之,未暇也。迩来日本河田熊者,就余书删并,竟以南北朝为一图,而图中只题刘宋、北魏两代,岂知南之宋、齐、梁、陈,北之元魏、齐、周,其疆域州郡,分合不常,乃以一图括之。五代十国,亦只一翻,反谓余图为疏略,其诬妄何可言!使初涉亥步者,惊其刻印之观美,不考其事实之有无,贻误后学,匪浅鲜也。乃嘱门人熊会贞重校之,亦间补其缺略。吾愿读此图者,勿徒观其表焉可也。
《历代舆地图》因卷帙浩繁,分批完成并陆续刊行,具体年代和图幅如下:
光绪三十年(1904年) 前汉地图;三十二年 春秋地图、《历代沿革险要图自序》;三十三年 三国地图;宣统元年(1909年) 战国、秦、续汉、西晋、东晋、刘宋、萧齐、隋地图;二年 明地图、北魏、西魏地图;宣统三年 十六国、梁、陈、北齐、北周、唐、五代、宋、辽、金、元地图。
这套图采用“古墨今朱”法套印,同时显示古今不同的内容,从春秋战国至明代,凡见于先秦典籍及正史《地理志》上的可考地名,基本都已绘入,直到本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前,还是中国历史地图中最重要、最富学术价值、最全面的一种,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地图学的一个里程碑。 1954年,毛泽东询问历史学家吴晗,读中国古史时如何能了解古地名之今地在何处,吴晗推荐了杨守敬此图,又指出此图翻检不便,所用地名均为清末,与今地名不同,建议加以改编。毛泽东采纳吴晗建议,命吴晗组织“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并召先师谭其骧先生进京主持。此后几经周折,方决定新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至1989年初出全八册。
杨氏的其他地理著作还有:《隋书地理志考证》九卷、补遗一卷,光绪二十一年刊行;《晦明轩稿》二卷,《续稿》十卷,光绪二十六年刊行;《汉书地理志校补》二卷,光绪二十六年刊行;《水经注图》四卷,《补》一卷,光绪三十一年刊行;《水经注疏要删》四十卷,光绪三十一年刊行;《水经注疏要删续补》,宣统元年刊行;《水经注疏要删再续补》,未刊;《禹贡本义》一卷,光绪三十二年刊行;《三国郡县表补正》八卷,光绪三十三年刊行;《湖北江汉水利议》,光绪三十四年刊行。在他选刻有的《古逸丛书》和所著《日本访书志》中也翻印或记录了大量珍贵的古代地理书。杨氏致力于《水经注》研究,晚年在学生熊会贞协助下撰成的《水经注疏》和《水经注图》集中国对《水经注》研究之大成,其成就空前绝后,至今仍无人能够全面超越。
杨氏六十一岁时,湖广总督张之洞电邀任两湖书院教习,主讲地理一门。六十五岁时,朝廷开经济特科,张之洞与两江总督端方合词保举,称其“老成夙望,博览群书,致力舆地学数十年,于历朝沿革险要熟洽精详,著书满家,卓然可传于世”。罗振玉曾将杨氏的地理学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李善兰的算学,合称为清代三绝学。当代历史地理学家也充分肯定杨氏的杰出贡献。 杨守敬与日本汉籍和古文书发生关系,是在他到达日本任公使随员以后,他在《年谱》中称:
先是,余初到日本,游于市上,睹书店中书,多所未见,虽不能购,而心识之。幸所携汉魏六朝碑版,亦多日本人未见;又古钱古印,为日本人所羡,;以有易无,遂盈筐荚。
有关杨氏搜集汉文古籍的情况,其他学者已有很细致的研究,笔者着重探索杨氏所收日本古文书及其流传过程。此方面尚未发现直接记载,但从杨氏《年谱》及《日本访书志》中仍有线索可见。
杨氏当时就注意到了日本保存了大量唐人(或相当于中国唐朝时代)手迹的事实及其原因:
日本气候,固无我江南之多霉烂,亦不如我河北之少蠹蚀,何以唐人之迹存于今者不可胜计?盖国有力之家皆有土藏,故虽屡经火灾而不毁。至于钞本,皆用彼国之茧纸,坚韧胜于布帛,故历千年而不碎。
而高山寺和法隆寺是他特别注意搜集的地方:“日本崇尚佛法,凡有兵戈,例不毁坏古刹,故高山寺、法隆寺二藏所储唐经生书佛经,不下万卷。即经史古本,亦多出其中。”尽管他没有具体提到从高山寺和法隆寺搜集到了日本古文书,但从目前所见文书多为来自高山寺一事推断,他携回中国的文书也应该有出自法隆寺者。 由于杨氏在《日本访书志》中没有著录这些零星的、不成书、不成卷的文书,我们还无法肯定它们的流传过程,只能根据杨氏藏书的保存和移 动经过作些推测。
杨氏回国后即任湖北黄冈教谕,五十岁时(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黄州筑邻苏园(因城北有苏东坡赤壁而命名)以藏书,这些古文书也应该收藏于此园。六十四岁(光绪二十六年,1902年)任两湖书院教职时,于武昌菊湾买屋,次年建书楼,邻苏园的书籍文物均应迁至此楼。
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杨氏避居上海,书籍留于武昌,由仆人守护。以后得知,因日本人寺西秀武向民军都督黎元洪请求,黎元洪特意在杨宅门上张贴告示:
照得文明各国,凡于本国之典章图籍,罔不极意保存,以为国家光荣。兹查有杨绅守敬,藏古书数十万卷,凡我同胞,均应竭力保护。如敢有意图损毁,及盗窃者,一经查觉,立即拿问治罪。杨绅系笃学老成之士,同胞咸当爱敬,共尽保护之责,以存古籍而重乡贤。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杨氏命家人将武昌所藏图籍全部运至上海寓所。民国三年,杨氏被总统袁世凯聘为参政,移居北京,将上海图书陆续运去。至民国四年(1915年)1月9日,杨氏在北京逝世。
从目前杨氏所藏日本古文书主要集中在湖北省博物馆一事判断,在杨氏历次迁移中,这批文书的主要部分并未随迁至上海和北京,而是与《历代舆地图》《水经注图》两书的本板一起,留在武昌旧宅,至1963年10月23日,由杨氏的孙子先梅及其子树干献给湖北省文史研究馆。目前保存在湖北省博物馆的杨先梅、杨树干呈文手迹云:
今将先祖杨守敬先生遗著是业经刊成的《历代舆地图》及《水经注图》两种版片全部,捐献呈于湖北省文史研究馆,恭请保管,理合开具清册于下:……
关于这批木板的保存经过,呈文云:
上列图板,原存于武昌斗级营街寓所。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起,为了保存起见,冒日寇飞机轰炸之危险,用小船分三批运往汉口,租屋保存。因租金奇昂,一迁于汉润里,再迁于□□里,最后又迁于汉口郊外农民家。时日寇侵犯汉口,见欲毁之,经农民泣求始免。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始迁于现居之满春巷。
呈文没有提到这些古文书,或许因当时不受重视所致,但从木板以后一直由湖北省博物馆保管分析,文书也应在此时由湖北省文史研究馆接收,再移交博物馆的。现在由山东某私人收藏的一部分文书,也是由武汉杨氏旧宅中流出的。
从上海博物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都藏有零星文书看,杨氏在世时将图书迁往上海、北京的过程中,也已带出部分日本古文书,以后才陆续流入他人之手。如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的文书主要来自周叔弢家。这样看来,这些文书还有流散在其他地方的可能。但由于中国学者或收藏家往往将这些文书误认为敦煌文书,或古人写经,所以如不进行全面普遍的调查,将难以发现,除有明确著录(如记有高山寺或日本其他寺院、年号者)者外,一般也不易鉴定。
最近,承友人靳飞先生告知:庆应义塾大学所藏斯道文库中,有森立之的七册手稿《清客笔谈》。森立之是杨氏当年访书的主要中介,杨氏称:“日本收藏家余之所交者,森立之、向山黄村、岛田重礼三人,嗜好略与余等。其有绝特之本,此录亦多采之。”《笔谈》中除森立之抄录的谈话记录外,还有杨氏用于笔谈的原稿。因正值寒假,未能看到书稿,不知其中是否有关于这些文书的内容。 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缘起》中云:
日本维新之际,颇欲废汉学,故家旧藏,几于论斤估值。尔时贩鬻于我土者,不下数千万卷。犹忆前数年有蔡姓者,载书一船,道出宜昌,友人饶季音得南宋板《 吕氏读书记》一部,据云宋元椠甚多,意必有秘笈孤本错杂于中,未知流落得所否?今余收拾于残剩之后,不能不为来迟恨,亦不能不为书恨也。
余之初来也,书肆于旧板尚不甚珍重。及余购求不已,其国之好事者遂亦往往出重值而争之。于是旧本日稀,书估得一嘉靖本,亦视为秘笈,而余力竭矣。然以余一人好尚之笃,使彼国已弃之肉复登于俎,自今以往,谅不至拉杂而摧烧之矣。则彼之视为奇货,固余所厚望也。(近日则闻什袭藏之,不以售外人矣。)
每个国家都可能因种种原因使古籍文物遭受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收藏、抢救都有益于文化的保存,都有益于全人类。杨守敬当年的行动为保存中日两国的古代文明,为促成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而今中日学者共同开展对在华日本古文书的调查和研究,使杨氏保存文化的贡献得以发扬光大,其意义和价值自不待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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