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对历史学，乃至对整个社会的贡献，那就是：中国通史能成为一门可讲可读的课程、成为青年学生及一般国民学习历史知识的基本读本，吕思勉先生厥功甚伟。
与一些职业的历史学家不同，吕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年月，都在学校中任教职。从二十二岁起，他就担任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的教师，其后，他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馆、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上海沪江大学、上海光华大学等学校任教。一九五一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他遂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除了在一九一四年后有四年在上海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外，五十余年，自小学、中学至大学，一直未离开过课堂的讲台，这在现代史学名家大家中是很少见的。
位于常州的吕思勉故居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时代，并无今日通行的中国通史这种科目和历史读物，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初，因梁启超提倡“新史学”，强调为国民撰史，强调历史教学要面向社会和青年学生之后，新式学校才逐渐开设中国通史的课程，史学家们也开始编撰这种新式的历史读物。
吕先生在学校的任课，自以文史类的科目居多，而在历史科目中，则以中国通史课程为主。他编写的教科书，也以中国通史为最多。他的通史著述，原都是为教学需要而编写的。如《白话本国史》原是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和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历史课所积累的讲稿，书名全称是《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也是供青年学生自学历史所用。《吕著中国通史》是在光华大学讲授“中国史”写的讲稿。他也为中小学生编写过各种历史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如《高等小学校用 新式历史教授书》《高等小学校用 新法历史参考书》《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高中复习丛书 本国史》《初级中学适用 本国史补充读本》《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等等。
吕先生的通史著述，都有“大视野、通识感，而不拘泥于局部细节”的特色。历史的内容是广泛而繁复的，古人就有“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的感慨。写给中学生看的中国通史，当选哪些史事为重心？是不是该多讲点历史故事呢？“老先生们估量人们知识的深浅，往往以知道的、记得的事情多少为标准。讲历史，自然尤其是如此。但无意义的事实，知道了，记得了，有什么用处呢？尤其是观点误谬的。”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教科书的编写或课堂上的讲授，不免会偏于堆积史事。其实，史事若不能理解它的意义，即使记忆了，又有何益？不求理解而勉强记忆，这对于真正的历史学习反而是有害的。
吕先生认为：学习历史，应该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获得一个历史的轮廓，而不在于史事记忆上的多少，也不在求其详细。
“过求详细，反要连轮廓而丧失掉的。古人说：对马的认识，在牝牡骊黄之外的。这似乎是句笑话，其实确有至理。我们现在问：有一条河，其下流是以定期泛滥的，因此遗下很肥沃的土地，为世界上最古文明的源泉。这是什么河？在什么国里？不常读书的人，或者仓猝之间，竟记不起尼罗、埃及的名字。然而只要这个人，是受过教育；他所受教育，不是白受的；总记得这条河是在非洲的北部，决不会误以为在欧洲在亚洲，而河流与文明的关系，与最古文明的关系，他也还是了解的。如此，这个人的书，就算是没有白读。反之，在科举式的考试下读书，竟可以尼罗、埃及等名词，背得烂熟，而这一条河，在历史上，在地理上，有何等关系；因而与人有什么关系；竟茫然不知。有时或者会照书上所说的，默写、背诵出来，而于这句话的内容，其实并没有了解。这种教育，就算白受了。”
正是出于这种观念，他编撰的通史著述，都有一种“居高临下”“登楼远眺”的特色。如写春秋战国的学术派别，吕先生只写诸家思想的主要内容，不写孔子、老子、墨子等生平活动；写秦之强大及秦之统一，只说“七国之中，又以秦为最强。因为（一）由地势险固，易守难攻。（二）且秦国民风，最为朴实勇敢。（三）而秦孝公又用商鞅，定变法之令，强迫全国的人民都尽力于农，秦遂成为最富的国家”。既不写有关秦孝公、商鞅变法的措施和具体过程，也不写有关商鞅的许多故事。
不写历史的局部细节，并不是说局部的细节不重要，而是强调细节与整体的关系，细节的描述，原也是为了有整体上的全面把握，或揭示一些不可忽视的历史侧面。如《史记·高祖本纪》云：“（汉）八年，高祖东击韩王信余反寇于东垣。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公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悦）。”从“怒”到“悦”，这是一个细节，再参以其他记载，正可说明“汉之刻剥其民，而为史所不详者多矣”。
《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有许多史事间的联系，非拓宽了视野、扩大了时空范围则不易察觉。如吕先生叙汉征匈奴，说：西域都是小国，汉攻匈奴，于天山南北路，就有相当的防备，后来匈奴败亡后，未能侵入，这也未始非中国之福。这是拉长了时段才能获得的“史识”。再如他论明初北方边防之坏，说：明太祖虽居南京，而北方边防规模颇远，即元之上都置开平卫。又因元之大宁路之降，设泰宁、朵颜、福余三卫，而宁王权居大宁以节制之，地跨辽、热、吉三省间。成祖起兵，以兀良哈（今乌梁海）兵从征有功，以大宁地方，赠兀良哈。后又徙大宁都司于保定。于是，开平势孤。宣宗时，徙治独石口。北边所守者，遂成今长城之线。而宣（宣化）、大（大同）为极边矣。若能始终保持太祖时之形势，则对蒙古可取攻势，而至满洲，可有自热河趋吉林之快捷方式，不单凭出山海关趋辽阳之一道也。今既为成祖所坏，故对蒙古始终取守势，而趋满洲之快捷方式，亦遂断矣。这都是放开了视野、拓展了空间才能获得的历史观察。
在这些地方，教科书的作用就是带着学生做“鸟瞰远眺”，开阔他们的视野和境界，观察史事的各个侧面；一些隐含在大视野、长时段中的历史联系，由此豁然而贯通。吕先生曾引雷海宗的话告诫青年学生要有广博的知识，开阔的眼界，说“凡人年到三十，人格就已固定，难望再有彻底变化。要作学问，二十岁前后，是最重要的关键”，年轻时一定要“眼光要放大”，“不拘拘于一局部”。
[明]《丝路山水地图》
吕先生的通史著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关注民生。他的史著，但凡婚姻、财产、赋税、实业、货币、物价、衣食、住行等有关民生的内容都有详详细细的叙述。对于一些被“盛世”之名而遮蔽的民生疾苦，他都一一揭示出来，以纠正认知上的错觉或盲点。
比如，写汉初的轻徭薄赋，一般都写“无为而治”“三十税一”等史事，但吕先生特地指出“汉代钱价贵”，虽是“三十税一”，而百姓负担仍不轻。写汉武帝时的富庶，通常引《史记·平准书》“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等记载，但吕先生则指出，《平准书》紧接的下文是：“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兼并是该行之于穷困之时的，富庶之日，如何反行起兼并来呢？”结合董仲舒的言论，可见“所谓富者，不过总计全国的富量，有所增加，而并不是均摊在众人头上。所以这时候的富人，固然远较天下初平时为富，穷人则还是一样；而贫富相形之间，其悬殊或者反较大乱初平时为甚”。“财富总量有所增加，而其分配的不平均如故。所以汉代的人，提起当时的民生来，都是疾首蹙额。”
董仲舒像
写宋朝的史事，通常会写经济如何富庶、文化如何发展、市民生活如何丰富，即使说它“积贫积弱”，也多落笔在财政、兵力方面。而吕思勉则说：“从唐中叶以后，豪强兼并，地权不平均，历五代、两宋之世，始终没有能够改正。加以南渡以后，两浙的腴田，都落入富豪世家之手，收租奇重。末年，贾似道做宰相，因国用窘迫，又把贱价强买做官田，即以私租为官税。”所以“宋朝的农民是很困苦的”。
至于史事的是非得失，吕先生也多站在民众的立场，以民众的利益为评判准绳。如他论晚唐之役法说：力役是征收人民的劳力。人民所最缺乏的是钱，次之是物品。至于劳力，则农家本有余闲，但使用之不失其时，亦不过于苛重，即于私人无害，而于公家有益。（晚唐）之所以役民者，并非古代的力役之征，而是庶人在官之事。古代的力役之征，如筑城郭、宫室，修沟渠、道路等，都是人人所能为的；而且其事可以分割，一人只要应役几日；自然不虑其苛重了。至于在官的庶人，则可分为府、史、胥、徒四种。此等事务，是不能朝更暮改的。从事其间的，必须视为长久的职业，不能再从事于私人的事业。所以“晚唐以后的役法，其厉民却是最甚的”。
他对制度的评价如此，对人物的评价也是如此。梁太祖朱温，因他之篡皇位、杀无辜，历代史家对他都无好评。然吕思勉则说：“梁太祖的私德，是有些缺点的，所以从前的史家，对他的批评，多不大好。然而私德只是私德，社会的情形复杂了，论人的标准，自亦随之而复杂，政治和道德、伦理，岂能并为一谈？就篡弑，也是历代英雄的公罪，岂能偏责一人？老实说：当大局阽危之际，只要能保护国家、抗御外族、拯救人民的，就是有功的政治家。当一个政治家要尽他为国为民的责任，而前代的皇室成为其障碍物时，岂能守小信而忘大义？在唐、五代之际，梁太祖确是能定乱和恤民的。”
梁太祖朱温像
严耕望曾说，吕思勉的史学是建筑在国学基础上，然而他的治史意趣并不保守。并以吕先生用白话文来撰写中国通史，和赞同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基础之说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其实，吕先生的“不保守”，还体现在他对传统国学的评估上。他教青年读书，总告诫要“先读现在的科学书，而古书且置为缓图为顺序”。他最反对的是不察名实而无条件地迷信古书，这样的读书，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了。他说：读书的为利为害，全看你能不能综核名实，如不能综核名实，难免会被古书所误，尤其是社会历史方面的书。所以，读书的“先后缓急，却不可不审其次序。对于现代的科学，先已知其大概，然后在常识完备的条件下，了解古书，自然是有益的。若其常识不完具，退化了好几世纪，而还自以为是，那就不免要生今返古，与以耳食无异了”。
吕先生也反对把读书、治学视为敲门砖。他说，把读书、治学视为敲门砖，那是科举时代的态度，后来科举虽然废除，但这种态度始终没有改变。“凡所讲习，都视为敲门砖，对于本身并无诚意。如此，自然说不上有兴趣，更说不上有热心，什么有用的好学问，在这态度下都断送了。”他说：
“自吾有知识以来，五十年矣。小时所遇之读书人，其识见容或迂陋可笑，然其志则颇大，多思有所藉手以自效于社会国家，若以身家之计为言，则人皆笑之矣。今也不然。读书者几皆以得一职求衣食为当然，一若人之所求，更无出于此之外者。人诚不能无衣食，然谓所求仅仅在此可乎？人之所求，仅在衣食，是率天下皆自私自利之徒也，聚自私自利之人，而欲为利国利民之事，不亦蒸沙而欲成饭乎？社会科学其本在识。当识人事之万象纷纭，而能明其理，知其所以然之故，然后知所以治之之方，而识之本，尤在于志，必有己饥己溺之怀，然后知世有饥溺之事，不然饥溺者踵接于前，彼视之若无所见也。张横渠见饿莩辄咨嗟，对案不食者竟日。嗟乎，见此饿殍者，独横渠也哉？人之志量，固有大小，然未尝不可以学而扩充之。日与第一流人相接，熏其德而善良。入芝兰之室，久而与之俱化，未有志徒在乎身家衣食者。第一流人或不易遇，尚友古之人，则其道也。今之时事艰难极矣，有大志者，理宜风起云涌，而顾寂然，是则士之耻也。”
这是半个多世纪前吕先生对青年学生的告诫，今天仍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李永圻 张耕华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六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