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古籍研究》第68卷，轉載請註明出處。作者王華寶為東南大學古文獻學研究所所長。
獲得《艱辛與歡樂相隨：周勛初治學經驗談》（鳳凰出版社2016年9月版）一書時，親切、敬仰和感慨繫之。一年多後，值“慶祝周勛初先生九秩華誕”舉行“周勛初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之際，落筆命題，筆者對温文儒雅、“圓滿收場”的周先生，不從“梅花香自苦寒來”入手，而以“寶劍鋒從磨礪出”稱述，實是出於個人對周先生學術人生的一種理解。
《艱辛與歡樂相隨：周勛初治學經驗談》
先説親切。不僅由於該書的主要内容曾先分爲20篇文章在《古典文學知識》連載，先睹爲快，更是因爲長期以來，我不斷有機會聆聽先生教誨，先後擔任先生7部書的責任編輯，參與先生主編或撰寫的3部書的工作，見證了書中所記多種成果的産生過程，也長期受惠於這些學術成果的滋養。1986年5月，先生所著《唐人筆記小説考索》出版，作爲責編的我，撰寫有關周先生的第一篇書評，文末談自己的感受是：“《唐人筆記小説考索》的内核是學術的、專業的，但其中的描述却讓人感到某種閲讀的享受，其研究思路更給人以多方啓迪。這本擁有大視野、開拓新領域、啓迪新方法等特點的專著，是現代學術新範型的一個很好的注脚。它的問世，不僅爲唐代文史研究闖出一條新路，而且對促進現代學術研究與學術交流大有幫助。”（載《唐代文學研究年鑒》1997年卷“新書選評”，209—213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版）1999年，先生的論文集《魏晉南北朝文學論叢》出版，筆者很快撰寫了《創新的精神實證的方法》（載《書品》2000年第4期，29—31頁）一文，認爲：“這十多年來隨著重‘觀念’‘方法’等的輪番提倡與倉促應用，曾一度造成學術的混亂與虚假繁榮，學術界特别是古代文學研究界，由對觀念更新的熱衷，轉至對各種時髦流派、方法持較慎重的態度，這種並非排斥新的觀念與方法、而是努力糾正觀念幼稚病的做法，正引導人們回歸到建立在現代人文觀念基礎上、合乎現代學術規範的常態的研究工作上來。現在，周先生的這部《魏晉南北朝文學論叢》，正可以説是遵循現代學術規範、富有創新精神、運用實證方法並取得豐碩成果的一部力作。”
《唐代筆記小説敘録》
頗有特殊意義的成果，當推七卷本《周勛初文集》。該書由吳迪、倪培翔、王劍三位與我一起編輯。2000年隆重問世之際，其時學術出版仍較艱難，《周勛初文集》精裝出版，因其内容廣博而精深，學界好評如潮，被譽爲“新世紀人文科學的一面旗幟”（見《中國典籍與文化》2002年第2期“《周勛初文集》筆談”，卞孝萱先生文章標題），“開拓了一條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史研究的道路”（見程毅中《尋求新樸學發展的道路——讀〈周勛初文集〉志感》，載《文學遺産》2001年第4期），陳遼先生則稱讚爲《雕之琢之 大器成焉》（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1期）。《師門問學録》也屬代表性的一種。此書初版於2004年，已不斷重印，並有馬來西亞等海外版。該書已成爲許多高校重要的教學參考書，並有十餘篇書評，有學者稱爲“‘孔門教學’在當代的發展”（見《古典文學知識》2005年第5期），筆者也曾以“一部别開生面的書”爲題做過簡介：“本書是由南京大學周勛初教授、莫礪鋒教授講述，馬來西亞籍博士生余歷雄記録整理的問學録，既有導師循循善誘，傳授治學經驗、心得，評述研究成果、研究現狀等教的内容，也有學生結合自身的學術背景、研究能力等，確立主攻方向、提煉研究課題、收集整理材料、形成學術觀點、撰寫修改論文、參加論文答辯等學的内容……是一部形式特别、内容豐富、學術觀點鮮明的圖書，從一個側面體現出南京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專業教學和科研的特點和風格等。”（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05年第1期，第67頁）該書獲得海内外的好評，周先生對此書也頗鍾愛，治學經驗談二《授業問難教學相長——一位師門薰陶下的摸索者》，即談成書的心得。
《周勛初文集》
筆者擔任先生大作的編輯，本身是一種很好的受教機會，其間也不斷受到周先生的肯定和鼓勵。如先生應邀撰寫《鳳凰出版集團的驕人業績》時，即舉薛正興先生和我等人，認爲“鳳凰出版集團擁有這樣一批既盡心盡力又能够積極鑽研學術的編輯人員，這是他們能在全國出版界擁有驕人業績的最好保證”（載《鳳凰情緣》，第136頁，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後來，在爲拙著《古文獻問學叢稿》中華書局2009年版。作序時，先生以清儒治學門徑相示，評價説：“他是沿著規範的治學道路不斷攀登，且不斷取得成績的一代新人。”此序與爲武秀成教授《〈舊唐書〉辨證》所作序一併收入《江蘇社科名家文庫·周勛初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先生的多方指導與褒揚，更加堅定了我的從學之志。
《師門問學録》
再談敬仰。筆者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讀於南京師範大學古文獻專業，曾有幸在南京大學旁聽過周先生開設的“近代學者治學方法”課程，對先生的博學宏通與嚴謹思辨大爲驚歎。在接觸較多之後，才知先生對文壇掌故、老輩風流如數家珍，特别是對不同區域、不同學校、不同學術年輪的學人，各自所具學術優勢、師承特點、研究方法、勤奮與否等，以具體學術成果來談，對我啓發幫助極大。及至2004年，我在撰寫博士學位論文之際，向先生請益，先生閲讀初稿後直指具體條目雖多，如散珠一盤，需要充實理論，以起綱舉目張之效。後來，筆者撰寫了《試論〈史記〉校勘的原則》（載《古籍研究》2005年上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歸納了9條原則，試圖通過《史記》文本校勘來探討古籍校勘中的一些共性與特殊性的問題，算是補交了一份未必讓先生滿意的答卷。
三十餘年來，對先生的敬仰之情是與日俱增。前十餘年，對先生的認識，多側重在學問方面，這從2000年撰寫的《此生原爲讀書來——記周勛初教授》（載《書與人》2000年第5期）。標題即可知，文章主要是介紹先生的治學方法和取得的學術成就。此後參與先生主持的《册府元龜》校訂本、《宋人軼事彙編》工作，以及不斷讀到先生七十歲以後的新作，更多瞭解到先生取得這些成果背後的艱辛付出與文化擔當精神。並爲先生獲得多種榮譽，實至名歸，而興奮歡呼。故在先生米壽之際，撰寫《周勛初:樸學就要“求真求是求通”》（載《光明日報》2017年4月12日“光明學人”版，《新華文摘》數字版2017年第12期全文轉載。感謝王二江先生幫助修潤文字）。一文，文末寫道：“周先生大量的學術論著與古籍整理精品，以及學術成果背後所藴含的‘以傳承祖國的優秀文化爲榮’的精神信仰，開拓創新的擔當精神，從一個方面體現著那一代學人文史不分的學術傳統，展示出他們的文化自信，也必然成爲當代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財富。”相信這不是個人的看法，而是許多學人的共識。
周勛初先生，上海市南匯縣人，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江蘇省文史館館長，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
在參與《宋人軼事彙編》一書的編撰過程中，我對古人所説道德學問有了更爲深切的體會，並撰寫了《營造古籍整理精品的要義在於‘敬畏’與‘創新’——寫於〈宋人軼事彙編〉獲獎之後》（該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出版，精裝5册。拙稿載《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簡報》2018年第2期）。一文談個人感受。一是“敬畏學術，崇尚使命”。在《唐人軼事彙編》學術價值受到普遍認可、學術界又有了新編《宋人軼事彙編》的期待時，周先生克服困難，組織團隊上馬。二是“敬畏規範，創新體例”。除了《凡例》的謹嚴周詳、材料的審慎考證要求外，給我觸動很大的是周先生對學術性《前言》的自我苛求，精益求精。三是“禮敬前賢，追求卓越”。不少作者容易在前人缺席的情况下，忽視學術發展與科技進步所帶來的各種便利，而只談自己做了多少修改、有了多少提升，不够尊重前人的開創之功。周先生則理性客觀，在《前言》中用較大筆墨揭示丁書的貢獻，分析其産生不足的歷史因素，對丁傳靖先生表達出最大的“理解之同情”“温情與敬意”。四是“相互尊重，共創精品”。做篇幅較大、歷時較長的集體項目，容易因貢獻大小、學術地位、署名以及經濟問題等滋生矛盾。而本書的編撰則在周先生的領導下，大家學術方面協作分工，各盡所長，各竭所能，相互尊重，共創精品。總體上，是周先生統盤考慮，並對“今之古人”葛渭君先生在生活方面、經濟方面照顧有加。該課題歷十六年而愉快地完成，並榮獲大獎，確實是功德圓滿。“治學經驗談七”即以《體例創新附件完善——營造古籍整理精品的一些嘗試》爲題做了闡述，並附録《唐宋兩朝歷史人物軼事彙編的編纂》一文。周先生説：“我總希望學術界不要輕視古籍整理，因爲這是國家文化大業中的一項基本建設。從事這一工作的人，必須具備多方面的學識，不論分章斷句、校勘輯軼，還是説明複雜的史實，或是闡釋深奥的哲理，都得依仗長期有積累，才能從容應對。”並强調：“我們重視古籍整理的人，應該有一種使命感，不要爲某些單位内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所動摇。”這些樸實又堅實的話語，極大地昇華了我對古籍工作的認識。
三十餘年來，儘管我有自己的學術師承，也由一名編輯轉爲一名大學教師，而與先生的關係，似乎不知不覺中已完成了從一名旁聽生，到先生大著的責任編輯，到先生某些工作團隊的一員，直至不少人心目中的“私淑弟子”這樣一個過程。
《冊府元龜》
第三説説感慨。《艱辛與歡樂相隨》一書20篇，爲周先生一生研治古代文史的經驗回顧與總結，兼具個人的人生歷程與感悟。每篇後的附録，爲與之相關的各類報導或書評。當事人、評論者與歷史場景等的集合，更符合中國“知人論世”的語境。周先生早年因家庭成份問題和個人身體狀况等原因，儘管長期在高校工作，但在學術方面被目爲“學風陳舊”，多被當作“勤雜工”，其他方面更難如人意。書中部分涉及一些理性的回顧以及與現代的對比。總體上，先生是敢於直面，以道德學問以贏得世人尊重，並心懷感恩，致力於開創未來。
周先生直面人生，從來不是金剛怒目式的，而是學術理性的娓娓道來。對於學術環境的時代變遷，“治學經驗談第十一”所附《瘋狂的年代，理性的思考——〈韓非子校注〉編寫始末》一文，“治學經驗談第十二”《選龍二學百年沉浮——從教學工作之一角看世運變遷》，有較多記述，這樣的文章已具有中國學術思想史的價值。另外一文《讀稿杞憂》（載《文學遺産》1997年第2期），則對經濟大潮之下學術亂象，提出批評，對學人如何自處，提出思考，顯示出周先生對學術路向的基本認識，也與南京大學兩古專業的發展模式有一定關聯。
《韓非子校註》
先生的人生歷程並非坦途（參見“治學經驗談第十七”所附祁傑《多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但一個人心中有學術，有情懷，有擔當，有毅力，便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就，迎來人生的輝煌。周先生在《學術小傳——我與傳統的文史之學》中回憶説：“三年床褥，瀕死者再，只是依仗父母的慈愛、兄妺的護侍，才能苟延一息。第二年時病情惡化，幸虧鏈霉素進入上海，才免於一死。但家庭經濟日益陷於困境，只能不斷變賣家産度日。”正是這種不幸經歷，讓周先生一生中尤重親情倫理，形成了沉穩寧静的性格與逆境中堅韌不拔的毅力，在學術上是“順其自然地攀登”。自上世紀80年初以來，先生的學術專著不斷推出，40年來已蔚爲大觀。莫勵鋒先生《貫通歷代彌綸群言——周勛初先生學術研究述評》（載《文學評論》2005年第4期）一文，全面評論周先生的學術成就、治學方法和學術精神等。最新出版的《周勛初先生九十壽辰紀念文集》（莫礪鋒編，中華書局2018年版）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後開列了2008年以來先生著述或主編的書達11種數十册，顯示出先生堅强的學術生命力。而這種耄耋之年所創煌煌，真是常人所難及。
“感恩”“感謝”是周先生取得成就之際最多的用語。他一方面感恩老師的栽培，這在許多文章中都有表述。我所親歷的是，在《周勛初文集》付印之前，周先生找出保存多年、紙張已變色的胡小石教授《九歌新語》批語、洪誠教授《〈韓非子〉劄記》批語、孫望教授《高適年譜》批語等，要挑出合適的批語來做書前的彩色插頁，藉以表達對曾經相助的師友的感謝之情。先生後來撰寫過《孫望先生的人格魅力》，彰顯孫先生“藹然仁人的形象”。此外，以《古之遺直的現代遭際》一文紀念周本淳先生，稱述“在他晚年，還做了一件大好事，爲我系的古籍整理一大項目《全清詞》的順康卷作了審訂和加工”（二文均見《餘波集》轉載，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在周本淳先生身後，表彰其不大爲人所知的學術文化貢獻。先生視學術爲天下之公器，“以文會友”，“治學經驗談第十三”《孤掌難鳴得道多助——感謝學術旅途中的一些同道》一文，直接談論與海内外同道共襄盛舉之事，感謝同道。同時，終身教學而培育大量傑出弟子，先生也常常以隨時隨處有學生相伴爲樂，感謝有他們而能教學相長。
先生對中國的未來充滿期待，並致力於學術文化的傳承發展，肯將金針度與人。全書談治學經驗，勝義疊出。如“王國維的成功，首先應該注意其觀念的變化，這樣才能瞭解其對材料的采擇，所謂‘方法’云云，應該落實在這些上面”；“要預流而不要趕浪頭”；“不管你面對的是老經學還是新經學，都應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要隨波逐浪，人云亦云，而要獨立思考”；“學問從根本上做起，則積少成多，聚沙成塔，總能取得某種成就”；“‘深入發掘’憑仗的主要是功力，‘觸類旁通’時憑仗的主要是穎悟”。全書介紹的事例，也多可借鑒。如先生將《文選集注》迎回故土（即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唐鈔文選集注彙存》。該書與中華書局版《唐語林校證》、鳳凰出版社版《册府元龜》校訂本一同入選“首届向全國推薦優秀古籍整理圖書”（共91種）），主持《册府元龜》校訂工作，既是“長期積累一朝奏功”（即治學經驗談五），更是把握時機、果斷行動的英明之舉。既有文化擔當精神，也富人生智慧。
先生治學施教老而彌堅，銳意開拓，真知灼見，世人可寶。如認爲“近百年來知識份子思想上多混亂，原因之一，與價值標準的多歧有關”，舉陳寅恪於1964年《贈蔣秉南序》中説：“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認爲陳先生“表白的是堅守傳統價值觀的信念”。寫作《“折衷”＝儒家譜系≠大乘空宗中道觀》一文，再論劉勰的《文心雕龍》與佛學的關係，商討二十多年以來的不同觀點，並以獨特的體例推出《文心雕龍解析》（文載《中國文化》2009年第1期；書由鳳凰出版社2015年出版，2017年獲“第六届中華優秀出版物提名獎”）。
《文心雕龍解析》
最後想説的是，《全唐五代詩》的編纂歷經艱難，作爲第一主編，周先生感到責無旁貸，而身荷文化使命需要擔當精神。2011年在多方支持下，他毅然決然大力推動，《全唐五代詩》初盛唐部分已經問世，九秩老人滿懷信心等待着該書近成全璧。
如此種種，正是“寶劍鋒從磨礪出”的最好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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