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诗经》学研究，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思想的弘扬。桐城派作为几乎贯穿清代历史始末的文学流派，不仅从事创作和文学理论总结，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涉及经学研究，其中对《诗经》的研究最为显著。通过考察和梳理桐城派对于《诗经》的研究情况，可以把握桐城派的学术个性，为其在清代近三百年的时间跨度上找准定位，有利于深化对桐城派的理解和研究，并可为《诗经》研究填补空白。
通过评点方式研究《诗经》
桐城派对《诗经》的研究，为评点这一特殊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批评方式作出了较大贡献。
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包括后期的曾国藩、吴汝纶、吴闿生，都有评点著作，除《诗经》之外，所评对象广泛，涉及经史子集四部。通过对桐城派评点《诗经》这一文学活动的研究，考知桐城派对于中华典籍的评点大略，从而评价桐城派对评点之一的中国式批评方式的贡献。
桐城派文学观念影响桐城派学者对于《诗经》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诗经》评点中，如刘大櫆认为文章最重要的因素是“神气”。所谓“神气”，是一种“行文之道”，即作文的方式和驾驭语言的先决条件，属于艺术和审美范畴，不同于义理、书卷、经济等“行文之实”，即文章的素材、内容和思想。这实际上就是强调了文学的独立性，与其本人爱好辞章、以文人自居的立身之道有关。刘大櫆以文学的取向来评点《诗经》，正是基于自己的这种文学观。
清末（民国）都门印书局铅印本《诗经》二卷本，撰者署名吴汝纶，实际有吴汝纶所辑刘大櫆、姚鼐、曾国藩三家评点，加上吴汝纶及其子吴闿生的评点，可算五家评本。姚鼐评点过的书籍很多，他认为“圈点启发人意，有愈于解说者矣”，故对“学文最为有益”。姚鼐论文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合为一，此三者虽是论文，却也适用于概况其对于《诗经》的评点特点。当然，姚鼐要求作文时义理、考据、辞章三者融合无间，而在评点中这三个因素却往往是分离的。这是写文章与评点的不同之处。在他的《诗经》评点中，既有义理的内容，也有考据的内容，还有专讲辞章文采技法的内容。
桐城派《诗经》研究的创新
桐城派《诗经》研究与清代主流的《诗经》学研究的区别所在，其特点和形成原因还有待于当代学人进一步归纳总结。在笔者看来，桐城派《诗经》研究区别于主流“清学”之《诗经》朴学研究及义理派《诗经》“六经注我”式研究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为文学性批评内容的凸显；第二为桐城派文学理论在《诗经》批评中的渗透；第三为桐城派受到传统经学思想的影响。对于第三个特点所涉及的范畴，目前学术界进行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但大多是就经学论经学，而没有把桐城派的经学与其文学理论联系起来。学界对于桐城派的《诗经》学研究，历来集中于少数几位名家及其作品，如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等，而对桐城派其他文人的《诗经》经学的论述则甚少，如方苞的《诗义补正》、姚鼐的《九经说》、管同的《七经纪闻》、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方宗诚的《诸经说都》等。如果仅局限于若干著作，是不容易理清桐城派文人对《诗经》这一影响其文学创作的原典的具体态度和继承元素。
桐城派从文学角度对《诗经》所进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桐城派作家对《诗经》的评点。评点过《诗经》的桐城派学者，今所知有刘大櫆、姚鼐、曾国藩、曹一士、鲍桂星、张泰来、吴汝纶与吴闿生诸人。通过对以上诸人的《诗经》评点本进行通观比较，寻绎规律，可以得出结论，即桐城派的《诗经》研究，有从传统经学视野向文学视野倾斜的趋势。这种趋势对于桐城派的文学观、散文理论来说，具有渗透和影响的作用，而桐城派评点本身也具有独立的文学鉴赏价值、文学批评价值和文学理论价值。桐城派在文学范畴中对于《诗经》的研究，成就最大者莫过于刘大櫆。刘大櫆对于《诗经》的评点中至为重要的一种为清钞本，题名《诗经读本》，现藏上海图书馆。方东树论诗专著《昭昧詹言》中对于《诗经》的论述部分以及其他桐城派学者的一些论及《诗经》的单篇文章也有一定见地。
至于纯粹传统经学范畴中的桐城派的《诗经》研究，也与清代主流以考据为主的《诗经》学者有所差别。他们对于汉学考据虽然在学养和功力上多数难以与陈奂、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大学者相提并论，但并非全无创获。桐城派的经学范畴中的《诗经》研究自有其特点，即理解上的通脱。如吴汝纶研究《诗经》的特点，一是训诂好引《尔雅》、《薛君章句》及徐璈语；二是多引用旧籍解说诗本事。
综观桐城派的《诗经》研究可见，一方面桐城派经学立场日趋辩证和开放，对于文道关系的看法明显地表露出与传统经学文论相离异，甚至有解构等维新的迹象；另一方面，在捍卫旧文化与旧文学的立场上始终没有动摇。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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