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心声，纸短情长

2019年8月19—23日，“故纸心声——李阳泉藏古籍残叶暨手书题跋展”在首都图书馆举办。开幕式当天还举办了“纸短情长”文化沙龙，来自图书馆界、出版界、藏书界的30余位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出生于山东的李阳泉有着山东人的豪爽，也有着文科生的文艺范儿，从媒体行业转战到图书出版作业的过程中，他慢慢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真正的爱好：书法与古籍相结合。近十年来，李阳泉走着独特的古籍收藏之路——专门寻找“古籍残叶”，搜集到手便探索、查证残叶背后的版本及文献信息，再把自己的思考和心路历程用书法表现出来，于是就有了“残叶与小楷题跋”相结合的独特美。对李阳泉来说，自己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与古籍、古人进行对话，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古籍残叶得以和现代生活相融。李阳泉用书法展现古籍是搭建了一个桥梁，“让古籍活了起来”。近日，本报记者对李阳泉进行了采访。

李阳泉

  故纸因心声而得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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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书报：展览取名为“故纸心声”，含义是什么？

    李阳泉：“残叶”确实都是已经作古的纸，但是中国有句古话叫百年之后无废纸。通过寻访收购、研究珍藏、摸索把玩这一系列的经历，我和这些叶子之间的感情也在不断升级。这个过程当中，我深深地感受到有一种强烈的质感和不服输的精神，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穿插、流淌着。这么多年来，这些叶子，每一片都载着中华文明的灵魂——有的叶子承载的是传统礼教对人们的教育和期待，有的叶子承载的是一种文人的风骨和信仰，有的叶子承载的是一种远去时代的美，有的叶子承载的是一段隔着几百年的笑话……

    每一片故纸都有它的心灵，每一片残叶都有它自己心灵的声音，它们要发出心中的呐喊。我想做的事，就是替它们说那些想说的话。这些叶子埋没了几百年，它想向这个世界说：你来看看我，中国文化在我这里，你们为什么要绕开我？我的出身是硬黄纸，是1200年前平安时期日本高僧的写经，你们为什么不看一看？我是明朝的一个大文学家写的一部书当中的一页，我可以留住你太过匆忙的脚步吗？所以，取名“故纸心声”，是想通过题跋，说出故纸的意义，传达心声。

    藏书报：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古籍残叶的收集和研究的？怎么想到要给古籍残叶作文题跋？

    李阳泉：我搜集古籍残叶将近十年了，最初只是通过古籍界的一些朋友，陆陆续续地收购一些残叶。当然我收购的残叶有个人的价值取向，比如我比较喜欢佛经和诗文，所以收藏的这两类残叶就相对集中，比较多。后来整理这些残叶时，我开始对它们进行版本的考证，即出自哪部书、那部书怎么样，再考证残叶在这部书中的内容、价值，然后把这些作为版本信息题跋上。这个过程中有时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感触，这些感触也会写进题跋中。

    藏书报：搜集到的残叶，可能多数是破损的，那先怎样处理这些残叶？

    李阳泉：古籍残叶题跋这件事被提上日程后，我想起了曾经交往的一个朋友，即古籍修复师董书承先生。我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这边有一些残叶想做题跋，不知道该怎么修复好。董先生说：小事一桩，你给我拿来，我给你修。没几天董先生就帮我修好了，拿到董先生修复过的叶子后，我一下子有了信心，因为这些叶子经过董先生的修复不仅得以延续寿命，更值得称赞的是，它们都被修得很漂亮。古建筑的修复中有一种原则叫修旧如旧，董先生的古籍修复同样遵循了这个原则——他用旧纸来补旧叶子，这种修复方式也是老先生数十年来一直坚持的。

    但是后来自己搜集得越来越多，又想快些把这些残叶修复好，然后题跋，于是就萌生了和董先生学习技艺的想法。“软磨硬泡”之后，董先生同意把技艺传授给我。其实我学的也只是古籍修复的一个环节而已，即把叶子展平修补好，并没有学后面的装裱，相对来说这个环节的难度不大。通过手工修复，我们有效地修复了300片左右的残叶。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我做古籍残叶题跋展的一个前提，因为这些残叶如果不经过修复，那每动一下，就会损坏一点，我们的工作也就不是在保护，而是在破坏。

  题跋因探究而得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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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书报：搜集到残叶后，如何选择出值得题跋的？

    李阳泉：明代以前的叶子，都是值得题跋的，因为它们都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明以前的叶子才值得题跋，如果一片叶子具备了多个价值标准，那么即便它的年代较晚，也会很有价值。这次展览便有一片辑录墓志内容的民国叶子，那片叶子刻工之美，开本之阔，用纸之讲究，可谓登峰造极。虽然年代晚，但它一定属于名家，这样的叶子自然也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还有一类叶子，会和本体，也就是我这种题跋者之间产生某种触动，比如这次展览有清中晚期手抄本《诗经》中的一块，我题跋它并把它作为这次展览的一个亮点，是因为这片叶子上写的是“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我第一次看到这片叶子时，觉得古人写错了字，因为我学过、背过的是“呦呦鹿鸣，食野之蘋，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句。我思忖片刻，想到《诗经》每讲一个单元都有几句重复，于是立刻去查了《诗经》，发现这是《鹿鸣》的最后一章。那时突然发现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时，我们就像无知者。所以我没有把它放在袋子里，而是立刻修好，再题跋出来。因为“芩”这个字，给了我琴瑟和鸣的感觉，于是我用红色的纸题跋了“琴瑟和鸣”四个字。我在想，如果有一个热爱传统文化的家庭，看到这样一组作品，会挂在自己家的墙上，这幅作品将来也会伴随着他的子女，在和美的生活中，将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藏书报：这些残叶的题跋都有哪些内容？

    李阳泉：首先是要查明并交代这片叶子的“户口”——属于哪一本书、哪一个朝代，归经史子集哪一部，属于哪一个刻本，总共多少卷，用的何种纸张这些基本的信息。其中纸张的判断是一个国际性难题，韦力先生曾多次呼吁中国的图书馆做古籍著录时应该著录纸张的类别，因为同一部书用不同纸刻的情况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版本的珍贵程度就会和纸张有很大的关系。第二部分是介绍该残叶所在的书的情况，并简单介绍书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是该残叶在全书中的大概位置、地位以及传达了什么思想或感情。第四部分是这片残叶给了我什么感受，比如我会惊讶于一片佛经残叶的美，简单地写“阿弥陀佛”四个字。这部分也会写这片叶子之外投射给读者的东西，比如有一次我拿到了《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中的一页，想了好久不知题跋应该怎么写，因为我没有在澄衷蒙学堂上过课，而且这只是本字典，不会带给大家人文思辨。思来想去，我最终决定把澄衷蒙学堂的教职员名录抄在最后，有一句话说“见一叶而知秋”，同样的,我们看到教职员名录，就能知道澄衷蒙学堂真正的水平。

  残叶因艺术而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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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书报：您觉得古籍残叶题跋为何能成为新的艺术品？

    李阳泉：第一是因为古籍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古籍的载体是纸张，千百年前一张薄薄的纸张保留至今，可以想见其珍稀程度。而且，这些保留下来的古籍残页，不可能再生，每有一件作品被人收藏，世间便少了一页散落的残叶。第二是因为古籍残叶需要高水平的修复。古籍残页的破损程度不一，有的较为完整，有的则是千疮百孔，这些破损程度较大的古籍残叶需要专业的古籍修复技师进行修复。第三是因为古籍残叶的考证较难。为了查清残叶版本，题跋者需要翻阅海量的文献，甚至需要不断求助各大藏书机构，这个过程漫长而艰辛。第四是因为古籍残叶的纸张较难判定。中国古籍的用纸，品类繁多。硬黄纸、麻纸、白棉纸、开化纸、连史纸、毛边纸……粗略统计也有几十个品类，细分则逾百种。第五是因为这是一个题跋者因残叶受启发而再创作的过程。每一件古籍残叶题跋的作品，题跋者会根据残叶内容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再创作，古老的书页和新创作的书法艺术品置于同一空间，意与古会，浑然一体。第六则是因为题跋者需要具有一定的书法艺术。

    藏书报：为古籍题跋的意义在哪里？

    李阳泉：在办这次展览的过程中，我多次受到身边朋友的鼓励。有时候在自己的书局，一片小小的叶子和小小的题跋，就能使去那里访问我的朋友流连驻足，他们那种由衷的赞叹给了我动力，也让我觉得吾道不孤。同时，这片叶子也得以由过去只是躲在一堆旧书的夹缝里，有可能随时被一阵风吹跑，到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被人一次又一次地瞻仰——我觉得用瞻仰并不为过，因为这些残叶投射出来的那种倔强的美，跨越千年一点都没有打折。但古籍不应该仅仅被作为艺术品束之高阁，它的内涵应该被更多的人了解，古籍题跋的意义就是用这种“让古籍残叶发声”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籍背后的文化和历史内涵，也唤起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而中国文化也就是在每一个像我这样的人的微薄努力中，变得有了气节，变得更加高贵。

    藏书报：留意到您的题跋作品中有一方印为“不退敬观”，“敬观”和“秘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藏书观”，有不少藏书家喜欢“藏”而秘不示人，您怎样看待？

    李阳泉：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我特别尊重的当代藏书家韦力先生，韦力先生有一方印是“曾在韦力家”，也就是说，他抱有一种豁达的心态，因为哪怕是秘藏，在百年之后也不会还属于自己，所以长远来看没有秘藏。我想我能够有机会去“观”、去“拜”叶子，就已经很满足了，所以我请著名篆刻家王燕云先生为我刻了“不退敬观”四个字。“不退”是我的号，我会用恭敬的心去“观”它，去窥探这片叶子的心灵，去倾听它心灵呐喊的声音。这之后，这片叶子能伴随我多久就不得而知了。但以后无论这片叶子被哪位藏家收藏，都不影响我这个“观”所带给下一位主人的那种心情。我想，这就是我的藏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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