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彩虹七十年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长篇小说文本说起
文|雷 雨
70载风雨兼程，70载春华秋实。回顾盘点70年来的条条线线、点点滴滴，自然是热门话题，理所当然，并不仅仅是宏大叙事的命题作文，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应景敷衍，实在也属于有话要说的题中应有之义。且不揣浅陋，仅以70年来的长篇小说文本为例，挂一漏万，略作回顾，难免贻笑大方了。
1
丁玲的河
丁玲成名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她虽然比冰心、庐隐等成名要晚些，但她自三湘到了沪上，尔后辗转京华，再赴西子湖畔，最终在上海被捕，后囚禁南京三载，在莫干山产下一名女婴，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也是她最后的孩子，此后远赴大西北宝塔山下，昨日文小姐，今朝武将军。丁玲没有成为将军，但却成为文坛之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堂堂须眉中，特立独行，独树一帜，这就有了她的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反映华北农村社会巨大变迁的小说文本，也许在今天看来存在诸多遗憾和不足，但丁玲笔下的暖水屯中的人物、事件、细节，都固化在丁玲别致、凛冽、大气、磅薄的文字之中了。桑干河也因为丁玲的文字而广为人知，有了文化符号的意味。
2
梁斌的旗
梁斌也是早年投身于革命的热血青年，他出生在河北蠡县一个做梁庄的村子，尔后读了蠡县师范，伴随着革命的高歌猛进，梁斌到了长江两岸的武汉三镇。但他别有抱负，决意北返，倾注全部精力撰写长篇小说，终于在62年前出版了《红旗谱》的第一部，此后的《播火记》与《烽烟图》则分别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红旗谱》风格雄浑而又亲切朴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其语言风格、篇章结构、叙事手法也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书中也写到了滹沱河，还有锁井镇。当年读《红旗谱》，对书中人物贾湘农特别迷醉，对当年严志河的儿子读书的保定二师特别神往，对梁斌笔下冀中大平原的风土人情更是魂牵梦绕。多年后，看到同乡梁鸿写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首先想到的就是梁斌。
3
冯德英的花
冯德英在70年前投身军旅，其间辗转，大概也是来到了武汉。据说，他在1950年受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的影响，开始爱上了文学，自此如饥似渴地阅读，逐步产生了表现自己所熟悉的英雄人物的创作冲动。大致在1953年，他偷偷躲在地下室或者车库里开始写作练习，在1955年春终于撰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苦菜花》，经过三年打磨，在61年前，《苦菜花》得以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冯德英当时才20岁出头。《苦菜花》的成功，令冯德英的创作热情更为高涨，翌年，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迎春花》也呱呱坠地。进入新时期后，冯德英描写抗战前胶东曲折复杂斗争的长篇小说《山菊花》也得以出版.至此，冯德英终于完成了其胶东“三花”姊妹篇的创作。
4
曲波的雪原林海
曲波的《林海雪原》出版于62年前，其影响之大，超乎当下人的想象，据说此书累计发行有三百多万册，而根据此书改编的电影、戏曲，更是近乎家喻户晓。多年前，我去黑龙江，到了哈尔滨，不是急切地去看松花江、太阳岛，而是急于去看雪原林海，去牡丹江、亚布力。曲波在《林海雪原》中塑造了许多英雄人物，但最为光彩照人的，还是杨子荣。当年年少懵懂，读《林海雪原》，最喜欢看的除了“智取威虎山”外，就是“白茹的心”。后来才知道，这个“白茹”，有着很浓厚的作者妻子的影子。曲波还写有《桥隆飙》等长篇小说，也很受欢迎，但影响力就远远不及《林海雪原》了。据说，贺龙、陈毅等都关注到了曲波，这也很难怪，在那样的书荒年代，中国人选择文学文本的空间实在是过于逼仄了。
5
姚雪垠的史
姚雪垠是一个认真得近乎固执的人。魏明伦的一封信，对姚雪垠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当然是负面的冲击。学者吴功正生前不止一次对我谈起过他对姚雪垠的欣赏，他在自己的《小说美学》中，也对姚雪垠厚爱有加，不吝溢美之词。姚雪垠喜欢争辩，他因为写《李自成》而质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听到别人批评他把李自成写成了“八路军”“新四军”而大为光火，极力申辩他对晚明史的深刻解读，他对崇祯皇帝、卢象升、杨嗣昌等人的非脸谱化的努力，但姚雪垠的声音在近乎一边倒的责骂声中被淹没了。重口铄金，积毁销骨，此之谓乎？二月河先生后来写康熙、雍正、乾隆，所谓“晚霞”系列，不能武断地说受到姚雪垠的影响，但他们都来自南阳盆地则是不争的事实。
6
张贤亮的树
大致谈过“十七年文学”中的长篇小说，该说说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文本了。也许在当代文学史家看来，作为小说家的张贤亮，没有太过鸿篇巨制的长篇小说，如张炜的长篇《你在高原》，如李洱的《应物兄》，如金宇澄的《繁华》，甚至如梁晓声的《人世间》，但张贤亮以他的锐利大胆，以他的敏感直率，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他的《绿化树》，他的《龙种》，他的《习惯死亡》，他那带来巨大争议与声名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个作家一生坎坷，祖籍苏北盱眙，出生于南京，后来成名崛起于西北宁夏的黄河边上。他在文坛激流勇退，投身影视与旅游开发，特立独行，争议多多。但他留下的诸多文本，在当今及未来的文坛，应有一席之地。
7
陈忠实的原
《白鹿原》是一个谜，是一个神话，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文学样本。陈忠实进入公众视野为大家所熟知，要晚于路遥与贾平凹，这里是针对陕西这三棵大树相比较而言。但陈忠实厚积薄发，终于灵光闪现，扑下身子，沉醉于历史与现实，捧出了一部如他的话讲“死后可以在棺材里做枕头的书”。这部书的丰富性、复杂性、尖锐性、多义性，可以写成很长的论文，很厚的学术论著，但陈忠实实实在在是以文学的形式展示了一个古老沧桑饱经忧患的苦难民族的秘史。考虑到文章的篇幅所限，在此一并提到陕西的另外两位大师级的小说家——路遥与贾平凹。路遥早逝，前几天看到李建军的文章，讲述路遥兄弟失和之事，令人五味杂陈不忍细读。路遥与他的这位记者弟弟都已经早早去世了，再旧事重提，似乎于心不忍，更何况路遥的弟弟又不是如鲁迅的弟弟周作人那样的文章大家？关于路遥的传记很多，但真正能走进路遥内心世界去了解路遥的途径，还是得读他的《平凡的世界》，这一文本，与贾平凹的《浮躁》，经过岁月的冲刷，将会成为不朽的经典。
8
迟子建的国
迟子建大致应该属于大器晚成的作家，她如今的文学事业正蓬勃葳蕤不可限量，我在这里想说的不是她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也不是她的《群山之巅》《白雪乌鸦》，而是她多年前以极大的勇气与耐心去勾画描绘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文本实践——《伪满洲国》。关于伪满洲国的文本众多，但大都着眼于上层人物、重大事件，迟子建无意与历史学者争抢饭碗，她着眼于这个时代怪胎之中小人物的命运走向与人生沉浮，通过这些小人物来反观人与国家的命运、时代与人心的向背。迟子建也提到日本人的翻云覆雨、上下其手，满清遗老的不大甘心、垂死挣扎，东北土著的随波逐流、逆来顺受，东北抗联的艰苦卓绝、义烈千秋，但这不是重点,甚至只是点缀，以这样的视角与方式去讲述一个存在近十四年的所谓的“国”，别致独特而又耐人琢磨寻味。
王安忆的歌
王安忆几乎是与改革开放同步伐的标志性作家，她成名很早，挺立文坛潮头近四十年，她的知青小说系列，有别于北大荒作家的清浅明白而追问探索深邃幽深。她的《纪实与虚构》更着眼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拷问，但她的《长恨歌》则立足大上海，既写人物命运，更写时代沧桑，既有上海里弄升斗小民的鸡零狗碎，更有一代名媛看惯秋风春月的洗尽铅华。王安忆的《长恨歌》是工笔细描，是丝丝入扣，是水到渠成，是举重若轻。王安忆大致说过这样的话，写过《长恨歌》，面对张爱玲，我可以安心了。
莫言的红
最后再说说莫言。路遥也好，蒋子龙也罢，甚至还有王蒙，有一定的文学事业，也都有很高的声誉。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本土作家而言，是一种肯定，是一种激励，但是否所有人都认同服气，舆论则并非众口一词没有杂音。莫言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作家，也是一个很有智慧和想象力的作家。他的小说家族十八般武艺几乎样样都有，真是杂花生树，繁花似锦。但应该承认，莫言的小说家族开始引人注目，是因为他的《红高粱》，是从“红高粱家族”开始，莫言才打通了自己的任督二脉。他此后的文学，一路扶摇云蒸霞蔚。
啰啰唆唆，拉拉杂杂，盘点共和国70年长篇小说，涉及多位作家，但重点说了十位，改革开放之前与改革开放以来，大致各占一半，并不是为了平衡，而的确是因为作家的成长周期比较漫长之故，也难免有遗珠之憾，如没有说到汪曾祺，也没有提到宗璞，好在这只是一家之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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