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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始实施，2008年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挂牌成立，多年来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如：健全机构、完善机制，建立起古籍分级保护制度，全省有9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6家“安徽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18年，安徽省64家公藏单位120万册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圆满完成，提交普查数据82843条；同时开展修复技艺传习，加强人才培养，等等。
站在图书馆的角度，为什么要注重对古籍的保护与利用？安徽省这些年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取得了怎样的成效？以此为基础，下一个阶段，公共图书馆该如何看待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本期，“馆长访谈”栏目邀请到安徽省图书馆馆长林旭东先生，一起谈谈有关“古保”的那些事。
藏书报：安徽省近年来古籍保护工作重点有哪些？取得了哪些成果？
林旭东：宏观方面，从领导层到图书馆人，再到社会公众，古籍保护的意识明显提高，尤其是2018年文化部印发了《“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古籍保护被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其重要性得以进一步强调；通过集中培训，培养了一批人才；通过全省普查，基本摸清了古籍“家底”，尤其是古籍公藏状况，为下一步修复、开发、利用古籍奠定了基础；整理出版方面，安徽省注重将文创开发与古籍的宣传利用结合起来，产出了一部分既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底蕴，又有市场需求的文创产品。此外，我们还举办了一系列推广活动，比如参加高校的研究生暑期夏令营，让不同专业的研究生有机会去触及古籍保护的技艺以及源远流长的中国书籍文化，让他们感觉到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同时，通过亲身体验，比如简单地装订、修复，产生对古籍的感性认识。在今年暑期，我们面对中小学生举办“安图文化研学一日营”活动，让小营员在古籍修复老师的指导下体验中华传统文化技艺雕版印刷。另一方面，通过古籍的普查、宣传、体验活动，也能进一步扩大图书馆的影响。在现今社会信息泛滥和可替代图书馆阅读功能的资源大量出现的背景下，这些活动能让社会上更多的人重新认识到，只有公藏机构才能够安全地保存古籍，长久地传承文化，从某种角度提高了图书馆的地位，让图书馆在新媒体时代将消亡的偏见有所纠正。图书馆有为了现在传承过去、为了将来保存现在的功能，而这一功能就是以古籍文献为载体开始实现的，我觉得这就是古籍的价值和古籍保护的意义。藏书报：在古籍保护工作方面，馆里目前的主要方向是什么？
林旭东：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加大对古籍的宣传和开发利用。这里的利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为读者提供服务；另一个是加大我们自己对古籍文献内容的研究，通过对古籍版本的鉴定，对古籍文化的挖掘，让古籍所蕴含的价值和文化底蕴更好地展示出来。
藏书报：具体来说，为读者提供服务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林旭东：第一是展览，揭示古籍的内涵；第二是通过数字化提供线上阅览服务；第三是通过和相关出版部门的合作，把一部分古籍影印出来，扩大它的影响范围，将来的目标是在妥善保护的情况下，让古籍尤其是有关安徽的地方文献得到更多的推广和应用，并从中找到文旅融合的契合点，让古籍散发出经典的魅力、传统的生命力和文化的自信力。
藏书报：在开展古籍保护工作的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林旭东：现在遇到的主要障碍是缺乏人才。首先是馆员中缺乏古籍文献研究人才。馆员比一般读者更早接触到古籍，所以要求他们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和对古籍内容的研究能力，而不能只是简单地停留在对古籍的编目著录上。其次，修复人才也是缺乏的。安徽省图书馆自身有大概十二万册的古籍需要修复，专业修复人员却只有5名，两相对比，修复力量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如果再把古籍保护的下限延伸一点，民国文献修复的迫切性一点不亚于古籍。我们目前馆藏民国文献大约6万册，从库房的保存条件到民国文献的普查、修复，这些都比较欠缺。如果问中国古籍保护最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觉得是在具备一般古籍保护知识的前提下，还有情怀的人。古籍保护工作需要古籍保护者有爱心、有责任心，有比较宽广的胸怀，要爱书，也要爱读者。我认为这种人才的培养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通过专业性机构培养，比如在高校设置古籍保护相关专业；一种是让现有岗位的职工去参加国家举办的培训班，尤其是一些师带徒形式的培训。古籍保护工作者从修复的角度讲是“工匠”，要做好这件事，心境和技巧同样重要，它要求从业者能坐得住冷板凳，要有职业认同感，所以说情怀很重要。我看过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编的《书卷多情似故人》，里面谈及了职业感想，我总结出来便是职业情怀，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才，所以建议国家层面多给古籍保护人员一定的荣誉奖励。以我们单位来说，就是要给他们更多的人文关怀，让从事古籍保护的职工多点情怀，少点情绪。他们的工作环境是很艰苦的，需要多给予一些肯定。我甚至对部门负责人讲过：一般的管理理念是“以人为本”，但在历史文献部门还是以书为本，就是以古籍为本。我们非常注意对人才的培养、使用和宣传，比如推荐藏春华同志荣获2015—2016年度省直机关“青年岗位能手”称号；借助当地的主流媒体对人才进行宣传等。在对古籍人才的培养中，我们特别注意采用老带新、师带徒的方式，这种方法除了能培养他们的专业能力，还会在他们对职业的选择、愿景，甚至是为人做事方面，有一定的影响。这方面，我们聘请的潘美娣老师堪称是古籍修复“传道授业解惑”的典范。藏书报：关于整体的中华古籍保护工作，以后还应在哪方面更有侧重？林旭东：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来看，应该尽快加大“法”的力度，出台类似于“国家古籍保护条例”这种专业性的法律法规，进一步从全社会的各个层面增进对古籍的认识。另外，能够以国家图书馆或者相关机构为主导，对古籍保护工作进行评比或者激励，激励从业人员爱岗敬业去获得荣誉。尤其是在职称评定上，不应限于论文条件，因为古籍保护人员凭借的是技艺，所以对其职称评定应该是以技艺高低为首要，体现专业人才要分类实施评价的科学观。希望以国家图书馆为代表，能够以《“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为指导，在“十三五”时期的最后两年加把劲。比如古籍普查在“十三五”时期即将结束，相关的文化主管部门都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签订了任务书。现在如果给中期定一个标准，看看规定时间内是否可以做到，以此为一个指标，可以督促相关文化部门加大执行力度。古籍保护工作顶层机构有部际联席会议制度，部际联席会议要切实发挥作用，把相关的部门一起发动起来并及时向下传导工作责任。现在古籍保护针对的大多是公共图书馆的馆藏，而其他的比如宗教系统的藏书、教育系统的藏书、民间藏书等，也是中国文化载体的一部分，也应该要加大保护力度。这方面可以考虑建立一种制度，即大馆代存制，对一些不具备保存古籍条件的小馆、私人藏书家所藏古籍实行公藏单位代存。藏书报：您认为古籍保护工作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哪些辅助？林旭东：我认为首先是科技技术。我们需要更新更好更安全的科技手段来进行古籍的修复与保护，还有一些古籍需要通过数字化广泛为大家所用。科技助保，数字化出版，纳米技术辅助，对古籍保护都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媒体宣传。古籍保护还要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目前，我们馆、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与当地媒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对于宣传保护古籍工作的意义，揭示珍贵馆藏，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社会志愿者参与。大学生志愿者参与普查，弥补了公藏单位普查人员的不足，为顺利完成古籍普查工作提供了极大帮助。专业的文创公司。文创公司可以以古籍为素材设计一些原创的产品，让古籍以一种新的形式接近读者，也为古籍活起来，提供读者所喜爱的内容和形式。藏书报：听上去，截至目前原生性保护方面我们已经做的很好了，那下一阶段的重点是不是就是再生性保护了呢？林旭东：如果古籍保护仅仅停留在狭隘的保存角度，那到原生性就结束了。但我们讲的保护是让“保存”产生更大的效益，这就需要对文献本身进行开发和利用。这里的开发利用有内容上的，也有形式上的。我始终认为，古籍保护的重点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书籍本体的保护上，而是在如何让古籍产生更大的效能上，这就是下一个阶段我们身上的使命。藏书报：贵馆目前有哪些长期的规划？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的行动？林旭东：我们要结合新馆建设统筹考虑古籍保护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古籍修复技艺的长期传承，比如在修复空间和人才建设方面进一步加强。我们把古籍保护纳入到了阅读推广范畴中，意在让公众知道古籍的存在、古籍的意义、以古籍为元素的文创产品的开发、以古籍为依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体的举措：对《安徽省古籍保护“十三五”规划》完成情况进行自查，为下一步制定“十四五”计划明确任务和目标。在特殊的时间节点，要积极通过展览、体验、文旅融合的形式，开展古籍保护宣传活动。我们正在策划如何将图书馆建成研学游目的地，有针对性地让学生参观古籍及其修复的流程，把古籍应该也值得保护理念“种子”播撒在孩子心田。要积极申报古籍保护研究课题，开展“安徽省图书馆藏桐城派珍稀古籍修复及研究”等项目，加强学术研究对古保的引领。尽快扩大古籍数字化服务面，在公众广泛利用中彰显古保的重要性。省级图书馆作为地区性龙头馆，我们理所当然地要进一步推进市、县馆古籍保护工作，承担古籍分级保护的重任。记者手记：
安徽省图书馆有独特的古籍馆藏，特别是藏有安徽名人章伯钧的专藏。在古籍保护的大背景下，章伯钧的后人正是因为看到了省图书馆在古籍保护基础措施方面的投入，以及工作人员热爱古籍文化的情怀，才愿意把这些价值连城的书无偿的捐献给安徽省图书馆，以得到永久的保护和传承。林旭东说：“正是拥有古籍的人看到了我们的努力和诚心，所以才愿意也放心把古籍交到馆里，他认为这是古籍的回家，而于我们而言这就是古籍保护的延伸。”
林旭东认为，古籍保护最终还是要为社会服务，在服务过程中产生的价值，反过来更加有利于它的保护，这是一个回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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