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7日，“新时期辞书学与辞书发展研讨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外）举行。研讨会由中国辞书学会主办，广外词典学研究中心承办。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李宇明教授做总结发言。
今天的交流，时间比较紧，很多专家言犹未尽，很多真知灼见还没有来得及表达出来。今天是一个平台，今后交流的机会还很多。我今天感受最深的，第一个是使命感。辞书的发展对一个国家来说，太重要了。辞书最重要的意义，实质上，是在给我们的国人描写世界。它不是简单地在谈那一个世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个什么样子，是由新闻媒体、辞书和教科书这三家一起来描绘的。所以，每一部辞书，它不仅仅是编纂一个词条，里面有很多联系、很多观点。
第二，辞书还在构建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集体记忆。我们这个民族记忆什么，不记忆什么，抗日战争我们怎么去写它？民国我们怎么去写它？霍去病、卫青，我们怎么去写他们？作为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我们怎么去描写刻画他们？在这个方面，辞书的作用也很大。过去把这一点简单地理解为意识形态或文化，这很不够。实质上，这是在构建我们的集体记忆，包括我们的外汉词典，让外国留学生使用的汉外学习词典，也承担着同样的职责。一个没有词典的国家，或者没有好词典的国家，它的文化是出了问题的。我们应该在这样一个高度来理解辞书，而不是简单地用它来查阅一个单词、一个短语的语言或语法含义。但是，我们的辞书，存在着和社会需求、使用的巨大差距，以及词典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还有我们大家提出的评价体系等一系列的问题，可以说是把我们几十年的问题集中到一块了。
我也接触过一些别的领域，与我们辞书学会很不一样——辞书学会，比如举办学术会议都能得到出版社的解囊襄助。辞书学会最大的长处就在于我们有很多出版社——它们对辞书事业是大力支持的。我们最大的问题还是辞书学，是它对整个辞书事业的支撑不够。辞书学的研究也有很多成果，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专家所取得的成就。
我们辞书学研究的领域还不够：我们研究怎么编纂辞书，但是辞书怎么运作？一个大的辞书工程怎么发展？其人才如何培养？以及它是如何获取利益的？这些课题，并没有纳入我们辞书研究的范围。然而，事实上我们主要是专注于研究怎么编，这是很不够的。一个辞书强国、辞书大国，应该研究这些更宏观一些的问题。我想除了使命感，再就是这种危机感。
在目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各种矛盾当中，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辞书评价体制——对辞书人才培养，辞书价值的认识等。我们现在是靠着学者的责任，学者的使命感，一生兢兢业业去做辞书，我们自己也讲“编纂辞书，那是圣人做的事情，一般人做不了”。编纂辞书，不仅是一种技艺，还更在于是一种精神，一种风貌。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涉及整个高等教育的评价，比如“双一流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怎么去评价我们的教授所做出的贡献？是不是就单看他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在国外发了多少篇？被外国人引用了几次？这在一个时期作为权宜之计也许还可以，但如果是作为一种长期的制度性安排，问题就严重了。如果一个大国，只是用外国人的尺子来衡量自己的发展成果，这怎么能行？不要说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就是自然科学的成果，也不可以这么以一个单一标准来衡量。把你的话语权，你的衡量标准完全交到外国人手里，说什么也是说不通的，是很荒唐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学校领导，每一位教授、学者，都是依从目前的这种评价目标和评价标准来做事，问题就严重了。
我们在讲文化自信，如果是这种情况，恐怕要算是一种极不自信的表现了。
评价体系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外行评价内行。外行评价内行，只能依靠外在的标准，因为业内的东西外行是不懂，不明白的。辞书学会一定要实事求是，按照学术标准来做事，一定要以国家的发展，事业的发展为根本归依。今天大家提出的问题，我们一定会向各个方面去反映。我相信，长此以往，一定能够起作用。但是，眼下不见得能马上起作用，但是一定不会让大家都等到头发白了才见效。
第二个问题，以后的研究，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尽管都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应该是研究国内外重要辞书的编纂经验、运作经验、编辑经验，要做一些典型研究，理论和实践是要结合的。理论来自哪里？既来自于理论的演绎，也来自于现实当中的重大辞书，大家都公认的好辞书，对它们进行研究。国外的一些著名辞书是怎么运作的？现在是在怎么做的？我觉得很值得研究。一些著名的辞书是怎么养人的？中国，我们自己，也有大的好的辞书，《大百科》《辞海》《辞源》《现汉》《新华字典》等一批词典，这些重大词典，从立项开始，它们是怎么立项的？立项过程是怎么运作的？是谁在管理的？怎么去管理的？它又是如何编纂的？它为什么迟迟对网络不感兴趣？不感兴趣还能卖大价钱？如果到了我们的纸质词典都不盈利的时候，也许我们的词典就都要上网上线了。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我们现在是被利益包围住了。但是，我们也应该研究我们自己的成功经验。我们也有西方学不会的成功辞书经验。我们的政府介入，人员和经费都有保障。我们要把这些典型的经验进行研究。这方面的课题，我们希望将来能够立项。一个人，如果能够研究一部辞书，它在四十年当中走过的路，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我们研究一部辞书怎么编很重要，研究它怎么运作同样很重要。特别是希望，研究单位和出版社能够很好地结合。也希望出版社，把一部分精力，一部分经费，投入到这方面来。这方面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仅是国外的一些词典，包括我们台湾的一些词典，它们也是上网免费供大家使用的。另外，是不是国家通过对某些辞书进行购买，放到网上供大家免费使用，这作为一种办法也是可以考虑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广告来盈利，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着自己的优势。我们需要探索，以什么方式、通过什么途径，让我的一些辞书能够到国外的网站免费使用，这些都是可以探讨的，这是大势所趋。
我希望我们的辞书研究机构，要研究网络辞书的行业标准，网络辞书是需要有行业标准的，是应该有资质要求的。把国际标准看一看，引进来，然后再根据我们的国情实现本地化。
辞书学会，将来会进一步推广网络辞书的行业标准，使之成为学会标准、国家标准。让网络辞书能够有序地实现网络化。同时，也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
总之，今天我觉得很受教育，特别是一些专家谈的大的经验，小的经验。以后，希望我们的学术委员会，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特别是我们的各个分支专业委员会，研究八个专业领域的问题，我们要发挥学会的作用，也要做好研究基地的部署。将来能否跟教育部有关部门合作？做好辞书专业发展和辞书人才培养方面的工作。将来要不要向社会推荐优秀图书？再有，就是为辞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编纂者，如何凸显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也让他们成为社会上的崇拜对象？这不是这个人需要名誉，而是我们的人民需要给他们荣誉。应该认识到这一点。比如俄罗斯，还是在用人名来命名城市。而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开始用人名来命名城市和机构。不是这些人需要，而是我们这个民族需要。我们这个民族太需要尊重那些为这个民族做出特殊贡献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包括我们的一些辞书大家。我们辞书学会现在做的“中国辞书学会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今后要做更大力度的宣传，让人们知道那些辞书“圣人”，他们是怎么成为圣人的。我们要通过网站，媒体，当然也可做成纪念品。甚至有些辞书，我们也可以用名字来命名，比如说《黄建华汉法大词典》。这不是不可以，我们应该弘扬这些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专家的辞书精神。
我们希望这一届辞书学会，能够扎实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要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不能讲大话空话。只要积跬步，一定能够致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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