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7日,“新时期辞书学与辞书发展研讨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外)举行。研讨会由中国辞书学会主办,广外词典学研究中心承办。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李宇明教授做总结发言。
今天的交流,时间比较紧,很多专家言犹未尽,很多真知灼见还没有来得及表达出来。今天是一个平台,今后交流的机会还很多。我今天感受最深的,第一个是使命感。辞书的发展对一个国家来说,太重要了。辞书最重要的意义,实质上,是在给我们的国人描写世界。它不是简单地在谈那一个世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个什么样子,是由新闻媒体、辞书和教科书这三家一起来描绘的。所以,每一部辞书,它不仅仅是编纂一个词条,里面有很多联系、很多观点。
第二,辞书还在构建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集体记忆。我们这个民族记忆什么,不记忆什么,抗日战争我们怎么去写它?民国我们怎么去写它?霍去病、卫青,我们怎么去写他们?作为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我们怎么去描写刻画他们?在这个方面,辞书的作用也很大。过去把这一点简单地理解为意识形态或文化,这很不够。实质上,这是在构建我们的集体记忆,包括我们的外汉词典,让外国留学生使用的汉外学习词典,也承担着同样的职责。一个没有词典的国家,或者没有好词典的国家,它的文化是出了问题的。我们应该在这样一个高度来理解辞书,而不是简单地用它来查阅一个单词、一个短语的语言或语法含义。但是,我们的辞书,存在着和社会需求、使用的巨大差距,以及词典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还有我们大家提出的评价体系等一系列的问题,可以说是把我们几十年的问题集中到一块了。
我也接触过一些别的领域,与我们辞书学会很不一样——辞书学会,比如举办学术会议都能得到出版社的解囊襄助。辞书学会最大的长处就在于我们有很多出版社——它们对辞书事业是大力支持的。我们最大的问题还是辞书学,是它对整个辞书事业的支撑不够。辞书学的研究也有很多成果,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专家所取得的成就。
我们辞书学研究的领域还不够:我们研究怎么编纂辞书,但是辞书怎么运作?一个大的辞书工程怎么发展?其人才如何培养?以及它是如何获取利益的?这些课题,并没有纳入我们辞书研究的范围。然而,事实上我们主要是专注于研究怎么编,这是很不够的。一个辞书强国、辞书大国,应该研究这些更宏观一些的问题。我想除了使命感,再就是这种危机感。
在目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各种矛盾当中,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辞书评价体制——对辞书人才培养,辞书价值的认识等。我们现在是靠着学者的责任,学者的使命感,一生兢兢业业去做辞书,我们自己也讲“编纂辞书,那是圣人做的事情,一般人做不了”。编纂辞书,不仅是一种技艺,还更在于是一种精神,一种风貌。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涉及整个高等教育的评价,比如“双一流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怎么去评价我们的教授所做出的贡献?是不是就单看他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在国外发了多少篇?被外国人引用了几次?这在一个时期作为权宜之计也许还可以,但如果是作为一种长期的制度性安排,问题就严重了。如果一个大国,只是用外国人的尺子来衡量自己的发展成果,这怎么能行?不要说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就是自然科学的成果,也不可以这么以一个单一标准来衡量。把你的话语权,你的衡量标准完全交到外国人手里,说什么也是说不通的,是很荒唐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学校领导,每一位教授、学者,都是依从目前的这种评价目标和评价标准来做事,问题就严重了。
我们在讲文化自信,如果是这种情况,恐怕要算是一种极不自信的表现了。
评价体系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外行评价内行。外行评价内行,只能依靠外在的标准,因为业内的东西外行是不懂,不明白的。辞书学会一定要实事求是,按照学术标准来做事,一定要以国家的发展,事业的发展为根本归依。今天大家提出的问题,我们一定会向各个方面去反映。我相信,长此以往,一定能够起作用。但是,眼下不见得能马上起作用,但是一定不会让大家都等到头发白了才见效。
第二个问题,以后的研究,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尽管都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应该是研究国内外重要辞书的编纂经验、运作经验、编辑经验,要做一些典型研究,理论和实践是要结合的。理论来自哪里?既来自于理论的演绎,也来自于现实当中的重大辞书,大家都公认的好辞书,对它们进行研究。国外的一些著名辞书是怎么运作的?现在是在怎么做的?我觉得很值得研究。一些著名的辞书是怎么养人的?中国,我们自己,也有大的好的辞书,《大百科》《辞海》《辞源》《现汉》《新华字典》等一批词典,这些重大词典,从立项开始,它们是怎么立项的?立项过程是怎么运作的?是谁在管理的?怎么去管理的?它又是如何编纂的?它为什么迟迟对网络不感兴趣?不感兴趣还能卖大价钱?如果到了我们的纸质词典都不盈利的时候,也许我们的词典就都要上网上线了。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我们现在是被利益包围住了。但是,我们也应该研究我们自己的成功经验。我们也有西方学不会的成功辞书经验。我们的政府介入,人员和经费都有保障。我们要把这些典型的经验进行研究。这方面的课题,我们希望将来能够立项。一个人,如果能够研究一部辞书,它在四十年当中走过的路,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我们研究一部辞书怎么编很重要,研究它怎么运作同样很重要。特别是希望,研究单位和出版社能够很好地结合。也希望出版社,把一部分精力,一部分经费,投入到这方面来。这方面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仅是国外的一些词典,包括我们台湾的一些词典,它们也是上网免费供大家使用的。另外,是不是国家通过对某些辞书进行购买,放到网上供大家免费使用,这作为一种办法也是可以考虑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广告来盈利,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着自己的优势。我们需要探索,以什么方式、通过什么途径,让我的一些辞书能够到国外的网站免费使用,这些都是可以探讨的,这是大势所趋。
我希望我们的辞书研究机构,要研究网络辞书的行业标准,网络辞书是需要有行业标准的,是应该有资质要求的。把国际标准看一看,引进来,然后再根据我们的国情实现本地化。
辞书学会,将来会进一步推广网络辞书的行业标准,使之成为学会标准、国家标准。让网络辞书能够有序地实现网络化。同时,也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
总之,今天我觉得很受教育,特别是一些专家谈的大的经验,小的经验。以后,希望我们的学术委员会,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特别是我们的各个分支专业委员会,研究八个专业领域的问题,我们要发挥学会的作用,也要做好研究基地的部署。将来能否跟教育部有关部门合作?做好辞书专业发展和辞书人才培养方面的工作。将来要不要向社会推荐优秀图书?再有,就是为辞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编纂者,如何凸显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也让他们成为社会上的崇拜对象?这不是这个人需要名誉,而是我们的人民需要给他们荣誉。应该认识到这一点。比如俄罗斯,还是在用人名来命名城市。而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开始用人名来命名城市和机构。不是这些人需要,而是我们这个民族需要。我们这个民族太需要尊重那些为这个民族做出特殊贡献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包括我们的一些辞书大家。我们辞书学会现在做的“中国辞书学会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今后要做更大力度的宣传,让人们知道那些辞书“圣人”,他们是怎么成为圣人的。我们要通过网站,媒体,当然也可做成纪念品。甚至有些辞书,我们也可以用名字来命名,比如说《黄建华汉法大词典》。这不是不可以,我们应该弘扬这些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专家的辞书精神。
我们希望这一届辞书学会,能够扎实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要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不能讲大话空话。只要积跬步,一定能够致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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