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汉语方言大型词典的编纂
摘要
本文是作者在主编456万字上下两卷本《汉语方言学大词典》中的几点体会，作者认为要编号大型方言学辞书，必须抓好几个方面;一是组建一支热爱方言事业，有一定业务素养，乐意为这一集体事业共同奋斗的编纂团队；二是粮草先行，最珍贵最可靠的粮草是国家的重视立项和领导的支持；三是要有精准科学的编写方案和周详具体的编写条例，这是大型方言辞书编纂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四是认真细致的审稿是大型方言辞书保证质量的关键。
文章最后建议语言学界应重视大型辞书的建设，这是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
改
革开放以来，随着学术大振兴，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突飞猛进，作为方言调查研究最直接、最突出的成果就是方言词典的编纂出版。大大小小各种类型的方言词典层出不穷，其中大多数是中小型的单一方言词典，也有过几套大型的的多卷本方言大词典，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先后问世的由李荣教授主编的40多卷分地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及随后编撰出版的综合版6卷本《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由许宝华教授和日本学者宫田一郎主编的5卷本《汉语方言大词典》。以及由陈章太教授和李行健教授主编的5卷本《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还有前后两版先后由李荣教授、张振兴教授等主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和曹志耘教授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等，这些都是汉语方言巨大建设工程的成功范例，理所当然地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赞赏。这些重大的成果既大大丰富了我国语言学的宝库，也大大提高了汉语方言学科在整个语言学科中的地位，在中国语言学中原属冷门和弱势的汉语方言学，从寂寂无闻、无足轻重一跃而成为举足轻重的强势学科，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引人注目的“显学。”
我跟语言学、特别是方言学结缘六十多载，也多次参加过一些大型辞书的编撰，包括汉语方言辞书的编撰。从上世纪后期到本世纪前期，几十年来目睹汉语方言辞书雨后春笋般不断产生，特别是前面提到的几部大型汉语方言辞书先后一一完成的情景，真是欣喜莫名！不料近几年自己又以暮年之躯挑起策划、组织编撰上下两卷4百多万字《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的重担子来。编纂大型方言辞书所遇到的从理论到实践的种种问题纷纷涌到面前，不由不认真思考，认真面对。所幸的是：压力往往跟动力同时存在，结伴而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经验往往就能创造经验。在负重前行的路程中，就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曙光蓦然出现眼前。如今我们编撰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的漫漫长路总算走到尽头，几百万字的成品终于摆到了每个编撰者的案前，在此圆梦的时刻，真所谓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此刻终于可以梳理梳理几年来的经历，把所思所想所做的说出来，让同道朋友来共享编纂方言大型辞书的苦与甜。
回
顾多年来编纂《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的历程，深深体会到要编好大型的方言辞书，得在以下几个方面认真发力，下足功夫：
1、想方设法组建起一支热爱方言事业，有相当业务素养，乐意为这一集体事业共同奋斗的编纂团队，是大型方言辞书的编纂能否顺利上马启动，能否在遇到阻力和难题时，始终矢志不移、无怨无悔地迎难而上，和团队中人一起来攻关克难，直至赢得一个个战役胜券的关键所在。所谓不打无准备的杖，最最重要的准备就是首先要物色、组建起这么一支足以承担编纂大型方言辞书任务的队伍。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深有体会的。当年李荣教授主持编纂42卷《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他找了一批分布在各地，熟悉并调查研究过当地方言的语言学专业人士，让他们人自为战，各人负责编纂自己熟悉、甚至自己使用中方言的方言词典，这样一支方言大词典编撰团队，自然是最有素养，最能胜任，最可信赖的队伍了。编纂者只要吃透编纂体例，注意遵循统一制定的编写规范，编写出来的每一部方言词典，质量上也就都有保证，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可是，时代不同，条件不同，所编纂的辞书类型和要求也不尽相同，二十多年后当我们要组建《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的编纂团队时，既不可能汇集起一批像当年编纂《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那样人自为战的专家队伍，从实际的需要出发，也不宜于完全照搬当年的团队组建模式。我们要编的是百科性质的大型方言辞书，是“方言学词典”而非“方言词典”。更不是每卷只反映显示一个地点方言现象的方言词典；正因为加了一个“学”字，内容的含量和覆盖面就大不一样了。又因为我们正处于信息化数字化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编纂的大型辞书也就不能满足于只编成纸本可供阅读的大词典，还需要进一步在纸本的基础上做好数字化平台的建设，以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这样一来，我们面临的组建团队的问题，就显得比较复杂了。如何组建起一支符合现实需要，具有相当专业素养而又能够通力合作、坚持到底的《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编纂队伍，是关系到我们大词典能否顺利上马的大前提。为此我们几位老一辈志同道合的方言学“发烧友”碰到一块在一起反复研究商量，最后得出一个共识：这部方言学大词典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开创性的方言学大词典，内容涵盖全国各地、包括海外华人社区的汉语方言，也涵盖汉语方言学科的方方面面，非设法组织起全国方言学界的力量，组成强大的编纂队伍，齐心协力来完成不可。基于这一共识，我们确立了团队组建的两个原则：一是老中青相结合，把有条件可以参与的方言学界力量尽量请进来;二是分层组织，逐级管理，务使各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都能落到实处。根据这两个原则，我们着手物色分层次中的顶层成员，这就是编纂委员会的组成，根据大词典内容的需要，编纂委员要涵盖各方面内容所需的人才。编委会的成员就分别负责第二个层次——编写组的组建和领导工作。然后到了第三个层次，就由各个编写组根据实际需要物色本编写组成员来参与编写工作了。在组建编委会时，我们明确编委本人都是执笔编写的主要骨干，要带领并指导编写组成员一起协力根据统一的编写条例按时按量完成编写任务。有了这一构思，我们就积极开展组建团队的工作，当中自然免不了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还是一一得到解决了。最终加入到我们编纂队伍中来的，是一支来自南北各地、老中青都有的约200人的队伍，大家共同怀着要圆一个方言学梦的理想，整装待发，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尽管这支队伍的成员并非个个都是精英之士，但能够招揽到这么一批覆盖面遍及全国各地方言的数以百计的方言学界有志之士，《汉语方言学大词典》也就基本上达到了可以开工上马的地步了。
2、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最珍贵、最可靠的的“粮草”就是国家的重视立项和领导的大力支持。这一点是我们的国情，也是我们编纂《汉语方言学大词典》同仁最为深刻的体会。可以想象的是：如此巨大的一项辞书建设工程，没有足够资金的支撑，即使有再强再棒的编纂团队，也是难以施其技、毕其功的。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是有过沉痛教训的。早在《汉语方言学大词典》上马编纂之前几年，我们曾经以民间资助的方式组织起一个相当可观的编写班子，着手编纂名为《中国语言文字大词典汉语方言卷》的大型汉语方言学辞书，参与此事的一众同仁热情很高，在2007年就积极开展了从筹建编纂团队到设计编写方案、制定编写条例等一系列的工作，开始时确实热气腾腾，颇有气氛，可是好景不长，几年后资助方财力匮乏，无以为继，我们的工作也就不得不搁浅下来，白白耗去了几年的功夫。这一教训是沉痛的。好在2013年底我们东山再起，编纂《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的计划向国家社科基金办申请获准成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重大项目，这一下就解决了资金的问题，原先被迫搁浅待命的一批方言学热心志士又回到我们编纂《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的队伍中来了。活生生的事实让我们深深感受到，粮草要先行，最可靠的粮草就来自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撑，而如果没有有关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我们又可能陷入申请无门的困境！这次只是由于暨南大学校、院领导对我们编纂方言大词典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我们这一申请国家社科立项的愿望才得以顺利实现。与此同时，出版部门也高度重视我们这项巨大工程，他们又积极向国家出版基金申请列为国家重点出版物加以资助。可见我们的事业只要得到相关部门领导的重视，财力上的支撑就不用发愁，粮草先行也就能够落实，不会只是一句口号。这就是我们的国情，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办事情而不考虑国情，是难免要碰壁的。
3、精准科学的编写方案和周详具体的编写条例是大型方言辞书编纂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在大型方言辞书的编纂中，启动之初编委会就应该设计好两个文件：一个是大词典的编写方案，编纂本词典的宗旨，目的要求，成果形式，内容框架，包含哪些内容，每一部分设置什么条目，、都应该有清晰的说明。不同类型的方言辞书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自然应该有不同的编写方案。我们编纂的是百科性质的方言学大词典，编写方案也就不同于一般只记录某个方言的方言词典，应该说，百科性方言学辞书的内容复杂得多。例如各大方言区及其下位的方言片、方言小片以至重要的地点方言都要设置条目，汉语方言发展的历史、各个阶段的研究情况、研究成果和主要著作、主要方言学者都是这本大型辞书的重要内容；还有，关乎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方法以及方言学的基本知识和常用的名词术语;方言研究与相关学科，如方言学与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移民学等学科都有关系，在我们的大词典中也得设置相关的条目；方言的重要组织机构。学术活动、学术刊物等，也都应该要在这本大辞典中出现。如此等等。一部内涵如此丰富广泛的方言百科辞书，不同条目的分量自然也应有大小之别，我们一般就笼统地分为大、中、小条，什么样的内容应写成大条，什么样的内容该写中条、小条。在这本大辞典中，大、中、小条目的比例如何，这些也应在编写方案中有所体现。还有，编写方案中对于编纂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置，以及编纂流程，时间控制，分几个时间段完成，打算何时完成等等，也应有所说明，让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一部怎么样的大词典。除了编写方案，还应该制定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编写条例，编写条例作为本词典的编写规范，也是编委会给全体编写人员的编写指引，要求全体编写人员掌握执行。编写条例要明确具体，才便于编写人员遵照应用。例如本词典中要设置许多方言著作的条目，著作条该写入哪些内容？必不可少的是什么？又比如人物的条目，什么样的人才可列入条目？人物条目中应包括哪些必不可少的内容？如此等等，编写条例要为各种不同类型的条目提示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甚至在该写的内容中，哪些在先，哪些在后，都应该有次序分明的指引。辞书的一个特点就是讲究语言、行文的规范化。作为一部汉语方言方面的专业性大辞典，各项规范的运用，，包括语言、行文规范的运用，以至标点符号的运用，数目字的运用，年月日的运用等等，理应都在编写条例中有所交代。有编写条例作依据，编写人员就不至于无所适从，编写出来的稿子也才不至于五花八门，给随后的审稿定稿带来许多的麻烦。有了编写方案和编写条例，下笔有章可循，心中就踏实多了。为了让编写人员更有把握，在编写条例中，还附上一些可作范例的样板，如著作条目的样板，人物条目的样板等。但也不是有了方案和条例就万事大吉，编写中再也不会出现难题了。在具体的编写实践中，难免还会出现一些突破条例的情况，或者是发现一些条例考虑欠周，有待修订完善的问题，因此，在编纂工作全面开展之后，还得随时掌握编写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必要时从实际出发，就得及时对编写条例以至编写方案进行合理的修改，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制定出来的条例，绝非不能改动的。实践出真知，只要是在编写中出现了涉及条例欠妥的问题，就要实事求是地及时加以修改。为此我们大词典编委会每隔一两个月都要开一次交流汇报会议，跟进各组工作，汇总编写中发现的问题，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及时加以解决，以保证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
4、认真细致的审稿是大型方言辞书保证质量的关键。一部集合众多编写人员经历长时间通力协作才终于编成的巨型词典，其质量高低好坏如何得到保证？编纂前期众人共同编写的初稿固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而最终显示出一部大词典质量高度的，关键还在于初稿出来以后，在初稿的基础上认真细致的反复加工，一再修订，使之日趋完善的审稿工作。许多大型的辞书，正是由于花大力气做好审稿工作，才达到所谓“拿得出手”的地步。一部大型方言学辞书，往往审稿的时间要占整个编纂时间的一半以上。就以我们这部465万字，编写人员超过200的《汉语方言学大词典》来说，编写初稿的人员如此众多，尽管有统一的编写条例做指引，各人情况不一，写出来的初稿仍然难免良莠不齐，要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组织审稿，真没有把握可以避免出现众多的纰漏和差错。我们的审稿成员都是编委会中的常委，涵盖方言学界方方面面堪称权威的学者，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一辈方言学领军人物，，如张振兴教授、鲍厚星教授、刘村汉教授、刘纶鑫教授、周长楫教授等，由这么一群老当益壮的方言学长辈坐镇把关，配以几位年富力强的方言学界精英，初稿中遇到的问题再复杂 审稿的任务再繁重，也就完全有条件可以攻关克难，迎刃而解了。我们这部大辞典整个编纂历程四年左右，，花在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审稿上的功夫足有三年，其认真细致，精益求精的精神可想而知。举两个突出的例子，为了处理好大词典下卷几十个方言点字音对照的问题，年届八旬的刘村汉教授多次冒着酷暑奔走于出版社和他所在的湖北、广西之间；为了尽量多点时间审稿，刘纶鑫老教授多次在审稿会后自愿提出可以多留几天，帮忙完成未了审稿任务。一部如此庞大、史无前例的方言学大词典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内胜利编好，“拿得出手”，质量上有保证，是这些老专家带领老中青相结合的强有力审稿队伍，以只争朝夕的态度苦战巧战的成果。审稿定稿功莫大焉，这无疑是编纂大型方言辞书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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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谈了我在编纂《汉语方言学大词典》中的几点体会，盛世修典，其意非凡。集合一批人来编纂大型辞书是每个学科都应该有的壮举 ，是文化建设中该抓的大事。也是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当今我们都已认识到语言是重要的资源，国家已在政策上把语言工作提升到战略高度，语言保护、语言开发利用的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时此刻，我们语言工作者正宜趁此大好形势，多多组建一些足以显示文化自信的重大学术工程，编纂系列大型语文辞书也应引起我们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就这个意义来说，我在这里谈的有关编纂方言大型辞书的点滴体会，也就不无抛砖引玉之意了。
（作者：詹伯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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