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从头讲起，朱元璋一死，他的四子燕王朱棣可来了神，乘着天下大乱，领兵就攻入了都城南京，在位的亲子建文帝，年轻无为，哪里是他的对手，手握重权的燕王凭借武力，夺取了的皇位。新皇上把年号改为永乐，猜也猜出来了，这就是耗费人力编写《永乐大典》的皇帝——明成祖。
虽然作了皇帝，可当时人口中“大逆不道”的骂名，令他入主南京时丢尽面子，前来迎候的大臣实在寥寥无几。背负“弑君忤逆”不忠恶名的明成祖，那会有好日子过。尽管皇上杀了齐秦，砍了方孝孺，接下去一口气宰掉了五十位，包括他们的九族亲属。可照样无法引人心服。
看来光会来硬的不顶事，傻了眼的朱棣皇上爷，思来想去，不知道怎么想出了个修书的歪主意。你看，又可以标榜文雅，明示弑君的新皇上并非粗人一个，光会杀人;还可以笼络读书人，让他们费神费力，没有闲暇管到不该管之事。
据民间传说，下落不明的建文帝，出家做了和尚，这可是朱棣的大心病好了，这回借修书为名，召集和尚参与，搜寻建文帝，看他究竟能够在何处藏身?清代的乾隆皇上，曾批评过朱棣用和尚太多太滥，他那里知道这其中的原委。
解缙是明初着名文人，年少得志，很早就得中了进士，他很受朱元璋赏识，两人经常扪心清谈。后因上书得罪朱元璋，丢了官职， 郁郁地由父亲领回家中，再次作上了草民。有幸朱元璋死后，解缙回朝再次为官，不久归附朱棣。由他与胡广、胡俨、杨士奇等，于永乐元年(1403年)受明成祖之命，开始着手修篡一部大型类书。
其中的用心良苦，明成祖曾说天下古今万物浩如烟海，又分散在各种书籍之中，查找起来非常不便。现在要把它们分门别类，编在一起，人们读书、查找资料就易如反掌了。 召集上百人，受命的解缙，第二年就将书编成，明成祖特赐书名《文献大成》，这就是《永乐大典》的前身。
书虽然成了，可编纂的时间短，书籍收得太少，记载也简略，永乐皇帝不太顺心。于是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重修原书。再由解缙与太子少傅姚广孝 礼部尚书郑赐三人共主监修。这里的姚广孝，朱元璋时在北平大庆寿寺做主持，与燕王朱棣相交甚欢。他为朱棣夺取皇位，实在出力不少，因此被授太子少傅之职。
全书的编制由监修和总裁总负责，都总裁沟通监修与总裁、副总裁之间的联系，副总裁参与总的筹划工作外，还要监管某个部门的任务，领导篡修人员，搜集 加工本部门的图书资料。修篡人员按分工的范围收齐资料，由编写人员按韵目编排起来，经过校对核实后，最后誊写成书。
总裁、副总裁选认博学之士担当。都总裁陈济本是一个平民百姓，因学问好被特聘，修篡人员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他都能马上回答，一点磕拌都不打。其他如负责医经的副总裁蒋用文、赵同友本身就是太医院的御医，负责佛教的是高僧道联等。
明成祖规定：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天文、地理、阴阳术数、医学、佛教、道教等各种书籍，无不在收集之列。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全部藏书也都被一股脑的收入。皇上曾问解缙等人文渊阁的图书是否够用，解缙回答说：经部、史部的图书大体齐备，子部图书则所缺甚多。明成祖马上说：读书人 要有余钱，都要买书，何况朝廷呢?他立即派人分赴各地购书， 要书好，不论价钱。
由于明成祖的重视，准备了丰富的图书，才使《永乐大典》收入的书籍总数达八千余种。编撰完成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分装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三亿七千万字。它保存了明代以前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技史料，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以前的类书编篡，方法大致有三种：按类别、按音韵、按数字。以类别编篡多见，分为上千、甚至数千类目。由于过多，容易把同一资料拆散或重复编入，造成混乱。对读者来说，如果不熟悉类别的划分，当然不便。《永乐大典》的目录查询，结合按韵检索与分类检索，采用以韵统字，以字统事的方法，以读音和内容为线。
全书按《洪武正韵》的韵目编排，每韵下分列单字，单字下详细注明该字读音、字义，并列出它的篆、隶、草、楷各种字体。最后随字记载有关天文、地理、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名物、奇闻逸事以及日月星辰、江河湖海、雨雪风霜、雷闪电鸣等各种内容。这样按韵找字，按字找事，检索非常方便。
《永乐大典》修成后，收藏在南京文渊阁的东阁内。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永乐大典》也运到了北京，放在故宫里的文楼(即文昭阁)里。当时有人建议将《永乐大典》刻印出版，以广流传，但因费用太大， 能作罢。此后，《永乐大典》深锁禁宫百余年，少人问津。这种情况直到明孝宗和世宗才有所改变。孝宗曾经把《永乐大典》》中的医药秘方抄给御医药房，并亲自抄写了一些秘方赐给太医院。明世宗在明朝皇帝中最喜欢读书，常常将《大典》放在案头，随时浏览。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皇宫发生大火，三殿和文、武两楼等主要建筑均被焚毁。世宗一夜下了三、四道禁令，督促抢救《大典》。幸亏抢运及时，《大典》才逃过一场浩劫。世宗因此尔心有余悸，决心重新抄录一部，以备不测。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重录工作正式开始。
此次重录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誊写人员每天早入晚出，领取《大典》，必须登记，严禁私自带出雇人抄写。每天三页，有错还要发回重作，不计入工作量。每册《大典》重录后，册尾要注明重录总校官、分校官、誊写人的姓名，职责自负。重录的《大典》的格式、装帧与永乐原本完全一样，称为嘉靖抄本或副本，收藏在明代新建的藏书处皇史 内。
《永乐大典》重录后，有关的记载很少，它的身世由此也变得扑朔迷离。首先是正本的下落，虽然有人认为清初尚在，从种种情况分析，这种说法确实不对。乾隆修《四库全书》时，曾在皇宫内外大肆查找，毫无结果。很不幸，《大典》正本恐怕已在明末的战火中毁弃了。再说《大典》的副本，虽有散失，但当时倒还在，雍正年间改为在翰林院收藏。到乾隆修《四库》时清点，已缺一千余册了。
乾隆对《大典》的费心保护。《四库》修篡官黄寿龄，私自将六册《大典》带回家中，不料被贼偷去。乾隆大为震怒，严令官府缉捕。由于风声太紧，小偷无法脱手，又偷偷将《大典》放到御河挢边。虽然《大典》最终并未丢失，黄寿龄仍受到罚俸禄三年的处分。
乾隆以后，被束之高阁的《大典》，无人过问，疏于管理，一些行为不端之徒乘机偷窃。早上进翰林院时，带一件棉袍，包得像两本《大典》大小。晚上离开时，把棉袍穿在身上，将两本《大典》装在包袱中，这样神不知鬼不觉，有的人竟然偷出了一百多本。
经过1860年英法联军的洗劫，到光绪元年(1875年)，《大典》已不到五千册。光绪二十年(1894年)， 残存区区八百册了。这些幸存的《大典》在八国联军侵华中也难逃厄运，被用来构筑工事，甚至修成马槽，肆意践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力多方搜求《永乐大典》，国内许多公私藏书家慷慨解囊，将珍藏的《大典》贡献国家。1951年，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将下属东方图书馆收藏的二十一册《大典》捐献出来。北京大学图书馆也捐献了四册。赵元方等着名收藏家也把自己精心收藏的《大典》拿了出来。
五十年代初，流散在国外的《大典》，有一部分也回到了祖国。苏联先后三次归还《大典》六十四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归还了三册。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大典》，由一百一十册，增加到了二百一十六册。据统计，现存于世界各地的《大典》约三百七十册，八百零一十卷，分散在十多个国家的三十多个公私收藏家手中。1959年，中华书局将搜集到的《大典》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1986年，中华书局又将后来查访到的《大典》加上前者共七百九十七卷印刷出版，是现在收集最全的《永乐大典》影印本。
与《四库全书》相比，《永乐大典》有两大优点。一是对采录的书籍没有任何删改，皆按原书一字不漏地分类编入，最大限度地保存古书原貌。二是收书广泛，不像《四库全书》轻视科技工艺和杂剧、平话等民间文学，因此堪称真正的百科全书。
由于战乱、火灾等原因，图书的毁坏、散失非常严重，众多有价值的古书原书现已不存，幸赖《大典》将其录入，我们得以见其风貌。清人修《四库》时，专门设立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事处，负责从《大典》中辑出失传的古书，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都参加了这一工作。
乾隆四十六年(1780年)，辑出各类书籍三百八十五种，着名的有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林宝的《元和姓怪》、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医学名着《苏渖良方》、《博济方》、《伤寒微旨》等等。当时《大典》基本完整，辑佚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重要的书籍该辑而未辑，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现存的《大典》祗有原书的百分之四，但保存的史料仍然非常丰富，今人编辑《全宋词》、《全金元词》的许多资料即来自《大典》，《大典》保存的《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南戏剧本，是研究戏曲史的重要资料。《大典》中现存宋元地方志七百余种，是我国最早的地方志，也极为珍贵。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