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从头讲起,朱元璋一死,他的四子燕王朱棣可来了神,乘着天下大乱,领兵就攻入了都城南京,在位的亲子建文帝,年轻无为,哪里是他的对手,手握重权的燕王凭借武力,夺取了的皇位。新皇上把年号改为永乐,猜也猜出来了,这就是耗费人力编写《永乐大典》的皇帝——明成祖。
虽然作了皇帝,可当时人口中“大逆不道”的骂名,令他入主南京时丢尽面子,前来迎候的大臣实在寥寥无几。背负“弑君忤逆”不忠恶名的明成祖,那会有好日子过。尽管皇上杀了齐秦,砍了方孝孺,接下去一口气宰掉了五十位,包括他们的九族亲属。可照样无法引人心服。
看来光会来硬的不顶事,傻了眼的朱棣皇上爷,思来想去,不知道怎么想出了个修书的歪主意。你看,又可以标榜文雅,明示弑君的新皇上并非粗人一个,光会杀人;还可以笼络读书人,让他们费神费力,没有闲暇管到不该管之事。
据民间传说,下落不明的建文帝,出家做了和尚,这可是朱棣的大心病好了,这回借修书为名,召集和尚参与,搜寻建文帝,看他究竟能够在何处藏身?清代的乾隆皇上,曾批评过朱棣用和尚太多太滥,他那里知道这其中的原委。
解缙是明初着名文人,年少得志,很早就得中了进士,他很受朱元璋赏识,两人经常扪心清谈。后因上书得罪朱元璋,丢了官职, 郁郁地由父亲领回家中,再次作上了草民。有幸朱元璋死后,解缙回朝再次为官,不久归附朱棣。由他与胡广、胡俨、杨士奇等,于永乐元年(1403年)受明成祖之命,开始着手修篡一部大型类书。
其中的用心良苦,明成祖曾说天下古今万物浩如烟海,又分散在各种书籍之中,查找起来非常不便。现在要把它们分门别类,编在一起,人们读书、查找资料就易如反掌了。 召集上百人,受命的解缙,第二年就将书编成,明成祖特赐书名《文献大成》,这就是《永乐大典》的前身。
书虽然成了,可编纂的时间短,书籍收得太少,记载也简略,永乐皇帝不太顺心。于是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重修原书。再由解缙与太子少傅姚广孝 礼部尚书郑赐三人共主监修。这里的姚广孝,朱元璋时在北平大庆寿寺做主持,与燕王朱棣相交甚欢。他为朱棣夺取皇位,实在出力不少,因此被授太子少傅之职。
全书的编制由监修和总裁总负责,都总裁沟通监修与总裁、副总裁之间的联系,副总裁参与总的筹划工作外,还要监管某个部门的任务,领导篡修人员,搜集 加工本部门的图书资料。修篡人员按分工的范围收齐资料,由编写人员按韵目编排起来,经过校对核实后,最后誊写成书。
总裁、副总裁选认博学之士担当。都总裁陈济本是一个平民百姓,因学问好被特聘,修篡人员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他都能马上回答,一点磕拌都不打。其他如负责医经的副总裁蒋用文、赵同友本身就是太医院的御医,负责佛教的是高僧道联等。
明成祖规定: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天文、地理、阴阳术数、医学、佛教、道教等各种书籍,无不在收集之列。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全部藏书也都被一股脑的收入。皇上曾问解缙等人文渊阁的图书是否够用,解缙回答说:经部、史部的图书大体齐备,子部图书则所缺甚多。明成祖马上说:读书人 要有余钱,都要买书,何况朝廷呢?他立即派人分赴各地购书, 要书好,不论价钱。
由于明成祖的重视,准备了丰富的图书,才使《永乐大典》收入的书籍总数达八千余种。编撰完成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分装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三亿七千万字。它保存了明代以前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技史料,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以前的类书编篡,方法大致有三种:按类别、按音韵、按数字。以类别编篡多见,分为上千、甚至数千类目。由于过多,容易把同一资料拆散或重复编入,造成混乱。对读者来说,如果不熟悉类别的划分,当然不便。《永乐大典》的目录查询,结合按韵检索与分类检索,采用以韵统字,以字统事的方法,以读音和内容为线。
全书按《洪武正韵》的韵目编排,每韵下分列单字,单字下详细注明该字读音、字义,并列出它的篆、隶、草、楷各种字体。最后随字记载有关天文、地理、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名物、奇闻逸事以及日月星辰、江河湖海、雨雪风霜、雷闪电鸣等各种内容。这样按韵找字,按字找事,检索非常方便。
《永乐大典》修成后,收藏在南京文渊阁的东阁内。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永乐大典》也运到了北京,放在故宫里的文楼(即文昭阁)里。当时有人建议将《永乐大典》刻印出版,以广流传,但因费用太大, 能作罢。此后,《永乐大典》深锁禁宫百余年,少人问津。这种情况直到明孝宗和世宗才有所改变。孝宗曾经把《永乐大典》》中的医药秘方抄给御医药房,并亲自抄写了一些秘方赐给太医院。明世宗在明朝皇帝中最喜欢读书,常常将《大典》放在案头,随时浏览。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皇宫发生大火,三殿和文、武两楼等主要建筑均被焚毁。世宗一夜下了三、四道禁令,督促抢救《大典》。幸亏抢运及时,《大典》才逃过一场浩劫。世宗因此尔心有余悸,决心重新抄录一部,以备不测。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重录工作正式开始。
此次重录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誊写人员每天早入晚出,领取《大典》,必须登记,严禁私自带出雇人抄写。每天三页,有错还要发回重作,不计入工作量。每册《大典》重录后,册尾要注明重录总校官、分校官、誊写人的姓名,职责自负。重录的《大典》的格式、装帧与永乐原本完全一样,称为嘉靖抄本或副本,收藏在明代新建的藏书处皇史 内。
《永乐大典》重录后,有关的记载很少,它的身世由此也变得扑朔迷离。首先是正本的下落,虽然有人认为清初尚在,从种种情况分析,这种说法确实不对。乾隆修《四库全书》时,曾在皇宫内外大肆查找,毫无结果。很不幸,《大典》正本恐怕已在明末的战火中毁弃了。再说《大典》的副本,虽有散失,但当时倒还在,雍正年间改为在翰林院收藏。到乾隆修《四库》时清点,已缺一千余册了。
乾隆对《大典》的费心保护。《四库》修篡官黄寿龄,私自将六册《大典》带回家中,不料被贼偷去。乾隆大为震怒,严令官府缉捕。由于风声太紧,小偷无法脱手,又偷偷将《大典》放到御河挢边。虽然《大典》最终并未丢失,黄寿龄仍受到罚俸禄三年的处分。
乾隆以后,被束之高阁的《大典》,无人过问,疏于管理,一些行为不端之徒乘机偷窃。早上进翰林院时,带一件棉袍,包得像两本《大典》大小。晚上离开时,把棉袍穿在身上,将两本《大典》装在包袱中,这样神不知鬼不觉,有的人竟然偷出了一百多本。
经过1860年英法联军的洗劫,到光绪元年(1875年),《大典》已不到五千册。光绪二十年(1894年), 残存区区八百册了。这些幸存的《大典》在八国联军侵华中也难逃厄运,被用来构筑工事,甚至修成马槽,肆意践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力多方搜求《永乐大典》,国内许多公私藏书家慷慨解囊,将珍藏的《大典》贡献国家。1951年,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将下属东方图书馆收藏的二十一册《大典》捐献出来。北京大学图书馆也捐献了四册。赵元方等着名收藏家也把自己精心收藏的《大典》拿了出来。
五十年代初,流散在国外的《大典》,有一部分也回到了祖国。苏联先后三次归还《大典》六十四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归还了三册。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大典》,由一百一十册,增加到了二百一十六册。据统计,现存于世界各地的《大典》约三百七十册,八百零一十卷,分散在十多个国家的三十多个公私收藏家手中。1959年,中华书局将搜集到的《大典》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1986年,中华书局又将后来查访到的《大典》加上前者共七百九十七卷印刷出版,是现在收集最全的《永乐大典》影印本。
与《四库全书》相比,《永乐大典》有两大优点。一是对采录的书籍没有任何删改,皆按原书一字不漏地分类编入,最大限度地保存古书原貌。二是收书广泛,不像《四库全书》轻视科技工艺和杂剧、平话等民间文学,因此堪称真正的百科全书。
由于战乱、火灾等原因,图书的毁坏、散失非常严重,众多有价值的古书原书现已不存,幸赖《大典》将其录入,我们得以见其风貌。清人修《四库》时,专门设立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事处,负责从《大典》中辑出失传的古书,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都参加了这一工作。
乾隆四十六年(1780年),辑出各类书籍三百八十五种,着名的有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林宝的《元和姓怪》、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医学名着《苏渖良方》、《博济方》、《伤寒微旨》等等。当时《大典》基本完整,辑佚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重要的书籍该辑而未辑,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现存的《大典》祗有原书的百分之四,但保存的史料仍然非常丰富,今人编辑《全宋词》、《全金元词》的许多资料即来自《大典》,《大典》保存的《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南戏剧本,是研究戏曲史的重要资料。《大典》中现存宋元地方志七百余种,是我国最早的地方志,也极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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