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读书周报》第1590号第一版至第四版“特稿”
(2015年11月16日随《文汇报》发行)
难忘梅朵
罗达成
我总以为真诚两字是做人的准绳。就我自己来说,我宁可失掉一切,但决不做伪善之人。——1982年元旦梅朵致本文作者的信
一篇缅怀文字触碰了许多人的心底情弦
我在《文汇报》服务了三十多年,“到点”后又应邀到一家都市报“过渡”了七年。2010年,才算真正结束将近四十年的新闻生涯。往事远去,豪情不再,我是真心想含饴弄孙,安享晚年了。曾经沧海难为水,我连那种一两千字的短文都没情绪写,倒是乐颠颠地教孙子写作文。悠闲了一年,如佛家所说,放下就是解脱,一念放下,万般自在。
谁知,2011年1月17日,突然接到《笔会》编辑舒明的电话,说梅朵病逝,要我赶出一篇追悼文章。当我和肖关鸿赶往梅朵家中追悼,面对他亲和而又让人敬畏的遗像默哀时,我悲痛难抑,泪水如注,往事如同火山爆发,从胸中喷涌而出。人生有些事,很难真正放下,最多只能暂时搁在心底,看似沉寂,但其深处依然炽热,熔浆恣肆,豪情万丈。
眼前心上,都是老梅的音容笑貌。梅朵这位“工作狂”,晚年一直郁郁寡欢,他原本就佝偻的身子更直不起来,眼睛里也失去了光泽。
梅朵的晚年是在中山医院的病床上度过的,在那里一住八年。哀莫大于心死,往事皆成追忆,不能再风风火火、频繁地飞往北京组稿;不能再用加急电报半夜三更搞“精神轰炸”,逼迫名家们限期交稿,让作家们一个个惊呼“梅朵梅朵没法躲”;激情丢失了,思想停滞了,语言功能也几近消失,连跟至亲好友都不对话、不交流。当我和报告文学名家祖慰前去看望梅朵时,他勉强认出了我,却尴尬地摇头说,不认识祖慰。当我们提出要他的《相伴六十年——梅朵文艺评论选集》时,照顾他的护工阿姨立马答应给我们每人一本,但他指着我们两个大男人,大声喝阻道:“他们夫妻俩,有一本够了。” 我和祖慰相顾无言,暗自叹息梅朵风烛残年、思维退化:这位九十老人,恐怕永远无法离开这间病房,且余日无多了。
在忧郁症之后,梅朵又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几乎完全不认识人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神智失常、呼叫呻吟、拒绝进食,又被罕见的“超级病菌”彻底击垮,每天要靠昂贵的进口针药艰难而又痛苦地苟延生机,医生给他插了胃管,又要切开气管,家属不忍卒睹,终向院方请求放弃医疗。
上世纪五十年代,梅朵、姚芳藻在北京。
梅朵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引路人,他指引了我的编辑之路、创作之路、人生之路。作为梅朵传人,我怀着深深敬意和拳拳真情,在《笔会》上写了一篇四五千字的悼念文章《敬畏梅朵》。这带泪的缅怀文字之感慨之激扬,似亦触碰了京城一批已入老境的文学名流的心底情弦,有五六十人相继致电致信慰藉年已八十五岁的梅朵夫人姚芳藻。随后,姚芳藻来电致谢说,很感谢我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我回答道:“不能这样说,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没有梅朵的栽培,就没有我的成长,为了报答梅朵,我愿意做我能做的一切。”
一些杂志和一批朋友,读了文章深感言犹未尽,纷纷鼓动我、勉励我放开笔墨来写回忆文章。我在《笔会》时的老上司、老作家徐开垒,在看了《敬畏梅朵》之后,特意给我打电话,叮嘱说:“你千万要抓紧时间写啊!否则到我这个年纪,就力不从心,不能提笔了。”令人遗憾和痛心的是,这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通话。
我整整迟疑了一年,担心自己廉颇老矣,会因写回忆文章,而将已经习惯了的平静的退休生活打破,乃至被累垮。但夜来辗转反侧、长吁短叹,种种顾虑终被担心有一天会为愧对梅朵、愧对刊物、愧对历史的悔恨所盖过,梅朵当年对我们这些后辈有知遇之恩,现在依然是“梅朵梅朵没法躲”呵。我鼓励自己,就把写作这段回忆,作为我一生中最后的文字、最后的拼搏,算是孤注一掷吧——能做完这件事,死而无憾。
梅朵梅朵没法躲
往事依稀,记忆模糊,而我又从不记日记,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准确还原历史?所幸的是,有意无意间,我保留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笔会》工作起,直至《文汇月刊》停刊期间,我与一百多位作家联系的大半信件,一个作家少的一两封,多的上百封,总计大概有将近两千封吧。其中有老作家和名头很大的袁鹰、魏巍、流沙河、汪静之、魏钢焰、郭风、曾卓、孙静轩、黄宗英、田流、公刘等人的;更多的是当时的中生代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其中多与报告文学相关,如冯骥才、姜德明、鲁光、理由、陈祖芬、张胜友、肖复兴、张正隆、谢望新、祖慰等,还有诗人李瑛、雷抒雁、徐刚等,以及朦胧诗代表人物舒婷等。自然,也有许多上海名家,如辛笛、徐中玉、卢芒、徐开垒、肖岗、王安忆、赵长天、叶辛、赵丽宏、秦文君、俞天白、江迅、黎焕颐等。这是笔十分折磨人的宝贵财富,我花了十三个月,才在电脑上整理出洋洋数百页、近二十万字的“信件摘录”。
袁鹰写给本文作者的信,建议建议介绍诗人汪静之,及汪静之遵袁鹰嘱,给本文作者寄来爱情诗并附信。
读着这些留有时代印记的信件,读着作家们应约写来回忆当年的“印象记”,以及我一直珍藏的他们从前写梅朵的文章,和我作为亲历者的记忆碎片相连缀、相融合,关于梅朵的许多往事和细节如在眼前。
我加盟《文汇月刊》之后,发觉之前听到的“梅朵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的评价很不公道,梅朵是由百分之几的“暴风雨”,与百分之九十几的“春风细雨”构成的,“金刚怒目”是偶发,“笑容可掬”则是常态。惜乎“好事不出门,恶名传万里”。
陈祖芬曾在给《花城》写的一篇《暴风雨》中,形象而又深刻地勾勒出梅朵的“暴风骤雨”:
“你那稿子怎么样了?”梅朵在北京的旅馆里,清早起来便向各处挂电话,“什么恐怕不行?一定要行!”出现在人们的视角和听觉里的梅朵,往往是一种暴风雨的形象。他一天可以跑五六个作者家里组稿。可是中午怎么办?作家一般要午睡呵。这有什么?上午的最后一家跑东郊,下午的第一家跑西郊。中午正好在路上度过。他中午在电车里,无力地斜靠在坐椅上。他那叱咤风云的气势哪儿去了?他原来是这样的瘦削与虚弱!这是另一个梅朵——工作之余的、走出了人们视角范围之外的梅朵。
梅朵对那些答应写稿,到时又推托、拖延的名家,每每发那种“精确制导”的加急电报,算准在半夜三更送到,送报员的叫嚷声和摩托车马达轰鸣声,瞬间将整幢楼的人吵醒。名家们无不屈从于梅朵的“精神轰炸”,答应一定在限期里交稿——没办法,有几十年的交情垫底,不可能翻脸。最“过分”的一次,是1980年10月,我亲眼看到梅朵不近人情地追踪、“威逼”丁玲的全过程。为了1981年1月号上一篇“怀念胡也频烈士牺牲五十周年”的文章,梅朵无论如何要找到丁玲,非她莫属!但丁玲因病因疲惫躲到外地去了,无论梅朵说好话还是发脾气,丁玲家人都不肯说出去向。梅朵打了一整天电话,找遍北京朋友,终于打探到了老太太在鼓浪屿一家宾馆的房号和电话。老太太开始还“负隅顽抗”,但梅朵发出最后通牒:这个稿子我非要不可!你马上写,写完了给我,就不打扰你了。你不写,我马上乘飞机赶过来!丁玲知道这位五十年代就相识的老友的行事风格,不得不答应如期交稿。
本文作者罗达成(右二)与梅朵(中)、张辛欣(左二)、周玉明(左一)、周嘉俊(右一)1985年冬摄于圆明园路149号文汇报社顶层。
外面的人没法躲,我们这些自己人就更不用说了。1980年10月中旬,我这个上岗不久的报告文学编辑兼诗歌编辑,代表单位去福州参加“朦胧诗讨论会”,并组织了第一篇报告文学——请人写饱受争议的朦胧诗代表人物舒婷。11月初,回来没几天,就被梅朵逼着,要我赶快到北京“救场”!让我惊愕、不满的是,梅朵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也没跟我商量的情况下,给我订好当天去北京的机票,连五百元出差费用都让人替我到财务科借来了。那天,我一进办公室,梅朵就急切地对我说:理由原先答应给我们写李谷一,因为有特殊原因说不写了。而我们下一期刊有李谷一的封面已经在印,这篇配发文章12月5日前一定要发稿。“现在,再另外找人顶替已经来不及,你去写吧!”梅朵让我放下手头一切,下午就飞往北京,还说:“机票、出差费都替你弄好了,你回去拿点衣服,赶紧去机场。” 真应了北京一批名家所惊呼的“梅朵梅朵没法躲”!
见我毫无思想准备,且有怒气,他恳切地给我做工作:“你冷静想想,能让版面开天窗吗?光有封面,里面没有配发文章,能行吗!你自己说,明年第一期 ,报告文学要打响,没有这个文章,就成哑炮了。你说是不是?”继而,梅朵又解释,这“救场”为什么非我莫属:“你是分管报告文学的,又是写报告文学的,你不去‘救火’,谁去?我想来想去,你最合适,因为你应该去,也有这个能力!”
虽说我心头怒气渐渐散去,却又很快被沉重的压力所占据。我对梅朵叹息说:“我到你这里才两个月,怎么会这么倒霉呢?”梅朵知道,不彻底除去我的心病,这篇“救场”文章能够完工,但不可能打响。他要激起我胸中的万丈豪情,去拼搏一场:
你想想看,你一直期盼有一天能在报告文学上有名气、有成就,但这一天不是等来的,是拼来的。许多名家的成名,就是靠抓住突发事件,把握突发时机,让作品产生影响的。李谷一如今是争议人物,为读者所关注,这是个多好的题材。现在理由不写,你去写,如果能在短时间里抢出来,又有质量,有分量,这既能证明你的潜力,又能造成较大影响,你说这个机会有多好!你应该去,赶快去,放手一搏!
1981年1月号,梅朵逼出了这篇《你好!李谷一》;年底12月号,又故伎重演,让从武汉组稿刚到北京的我放下一切,限时限刻地去采写3∶0大胜科威特队的中国足球队。他不光留好版面,还得意地取好标题《中国足球队,我为你写诗!》……对被老梅“逼上梁山”、“倒计时”式地写作,之前我曾很恼火,甚至当面向他发泄过不满。但在仓促中、磨难中,带着深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日夜兼程赶出稿件,且产生反响后,我对梅朵“压迫式”、没有退路的逼稿满怀感激。恰恰是这两篇刻不容缓的“命题作文”,逼着我真正学会了“火线”采访,学会了把握题材和拿捏分寸,让我的报告文学写作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达到新的高度。
不过,梅朵能拿到那么多好稿,并非依仗“加急电报”,而是靠跟作家的交情和一片真情。我的老朋友,原先在人民体育出版社当编辑、后来到作家出版社当《作家文摘》主编的刘进元回忆道: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盛夏时节,梅朵到北京组稿,我到前门附近的一家旅馆去看他。天气闷热难耐,老头儿上身只穿一件跨栏背心,斜靠在床头和我聊天。当时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我说起自己的编辑老师殷之慧当年曾经在《文汇报》工作时,老头儿说:“她呀,殷之慧,一个小姑娘,快人快语!”其实,老殷那年已经五十多岁了。天太热,我怕影响老头儿休息,坐了一会儿就告辞走了。大概一两天之后,是个星期天,外面下着大雨,我在家里写东西。传来敲门声,起身开门,梅朵拎着雨伞站在门口,脚下是一摊水渍。我忙把他让进家里,请他坐下,刚要去沏茶,老头儿却说:“你不要忙,我马上就走。”我愣住了。他接着说:“我来只跟你说一件事,有了好的题材,要先跟我们打招呼,写了报告文学,要先给《文汇月刊》!”我点头答应了。老头儿拿起雨伞要走,我忙拦住他。他却说:“得走了,还要跑好几个地方呢。刘进元呀,你也是做编辑的,告诉你一个组稿的诀窍,天气越不好越是要往作者那里跑,最好是刮风下雨,你往作者那里一站,好稿子就来了!人心都是肉长的嘛。”说完,他狡黠地笑了起来。
梅朵在北京拜访那些大名家时,没忘了看望这位成长中的后起之秀,这让性格豁达的刘进元感怀终身,后来成为《文汇月刊》最铁的作者和朋友之一。
对《文汇月刊》最具“忠诚度”,每年给我们五六篇甚至更多的报告文学的,是陈祖芬和肖复兴。在他们家里装电话前,我给他们打过的传呼电话都有几百个,而打通并找到人的概率是百分之二三十。每一个传呼电话,都是对我信心和耐心的严峻考验。打北京传呼电话,没有半个小时很难拨通,而打通了等传呼到人又要十来分钟。等人来了,电话又给挂掉了,排队打电话的人吵着闹着,怎么能一个人占用掉这么长时间。
1985年9月,成都。本文作者(左一)与肖复兴(中)在全国体育报告文学研究会成立会议上。
而让我让肖复兴不能忘怀的,是1982年12月初那一次。肖复兴没有想到,他的《海河边的一间小屋》在《文汇月刊》上发表两个多月后,就获得了1981—1982年全国第二届优秀报告文学奖。1980年第一届评奖时,《文汇月刊》创刊未几,评奖沾不上边。而随着1982年《文汇月刊》报告文学的强势崛起,声名渐隆,我们发的作品,也理所当然地进入评委会的视野。1982年12月初,我们在第一时间得知,肖复兴的《海河边的一间小屋》已经入选优秀篇目。
梅朵心急火燎地催促说:赶快把消息告诉得奖的作家!我心里比梅朵还着急,急切间找到肖复兴的概率太低了。梅朵一直倡导,对作家特别是骨干作家,一定要感情到位、服务到位,而这早已融化在编辑部同人的血液里,成为我们编辑工作的常态,我们对作家的服务真情、周到、热心,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堪称首屈一指。
肖复兴当时还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人,但不常去,他不让我往学校打电话,连号码也不留。打传呼到他家里,他爱人说他到江苏开笔会去了。我打了两个多小时电话,先后找了江苏作协和《雨花》《钟山》等几家杂志社的七八个朋友,才知道他在参加《青春》月刊的笔会,住在南京郊区一个部队招待所里改稿。当我最终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肖复兴时,他惊呼道:“天哪,你怎么能找到这里?” 梅朵一直在办公室来回踱步,焦急地等待结果,见找到人他也乐了,抢过电话,热情地祝贺肖复兴。当时往外地打长途是天价,一分钟四块钱,我这个电话打掉几百块钱,而当时住一天招待所的房钱才六块钱。但我们觉得这点投资值得,情感无价啊!对于这次电话寻人,肖复兴终身难忘:他的报告文学第一次获得全国奖,这个奖项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一老一小像两个神经病
从1980年秋天到第二年夏天,我到《文汇月刊》十个月,已经基本习惯了被梅朵逼得透不过气来的工作节奏,和顾不上家里老老小小的生活节奏,连生物钟也调节成梅式的了。我到编辑部时间不长,当时认识的报告文学作家,特别是影响很大的名家还不多。有些稿子是梅朵拿到后再给我处理,或者是联系好了由我跟进的。好在梅朵像拐杖一样,就在身边,天塌下来,有他撑着。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拐杖”竟然折断了。1981年夏天,刚从北京组稿回来的梅朵,疲惫不堪,心脏病突发,被紧急送往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甚至说可能有生命危险。“穷凶极恶”的梅朵,竟然敌不过更加凶恶的病魔,我当时被击懵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梅朵在家里编稿。
我为梅朵的身体担心,也为刊物忧心,没有了主心骨的刊物,还能正常运转吗?还能保持每期大牌名家云集,刊物质量始终一流吗?梅朵比我更着急,无论在病榻上、在疗养院,他从来也没有中断过组稿工作。在医院,他病情稍稍稳定后,每天至少写两三封信,甚至草拟好催稿电报,让我或探望的其他同事带回报社寄发。
急性子的梅朵在病床上躺了两个月,被憋坏了。9月下旬,医生也终于同意他出院,不过叮嘱他,至少先到疗养院休养一年,不能工作。但梅朵根本没打算遵从医嘱,他背着医生说,不想去疗养,上班才是最好的疗养。梅朵蓄谋已久的是要在《文汇月刊》上打一场报告文学战役。出院前几天,梅朵就靠在床架上,跟我商谈怎么大展宏图。他雄心勃勃地说:我们绝对不能满足于“报告文学专栏”的现状,一期发两篇,这不够刺激!要回应圈内外读者的强烈要求,把它做大做强,强到在全国最具影响力!1981年年内,刊物一定要推出一期“报告文学特辑”,还一定要打响。以后,要让这个“特辑”成为常态,每年至少出两期。
梅朵用手指敲击着病桌边沿,细细地跟我量化这个“全国最具影响”:不光是每期发表报告文学的篇目最多,还要成为被报刊转载篇目最多、全国报告文学评奖得奖篇目最多的刊物之一。“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之一’也去掉。这个‘报告文学专栏’,就应该是全国最牛,影响最大,首屈一指的!”说最后这句话时,他的拳头重重地砸在床单上。这哪像是个还没出院、亟待静养的病人?梅朵不仅眉飞色舞、豪气万丈,而且“贪得无厌”,他还设想,要花一年到一年半时间,在《文汇月刊》上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报告文学讨论,约请几十位全国最有名望的报告文学家、评论家,以及编辑家,各抒己见,开展讨论、争鸣,要推动、引领中国的报告文学,达到新的高度、进入新的高潮!梅朵气魄大、心眼“小”,他就是想跟北京的刊物,特别是《人民文学》争夺报告文学的“话语权”。他也料定那些刊物不可能像我们这样,肯投入这么多版面,花这么大力量。
当掌柜的梅朵,怕我这个操盘手畏难、退缩,还挤兑说:“你是报告文学编辑,也是报告文学作家,又是《文汇月刊》的党支部书记,为发展中国的报告文学事业作贡献,应该比我更有豪情壮志吧!”哪儿跟哪儿,报告文学怎么跟支部书记扯在一起?但这是典型的梅朵语式——一个马列主义老头!他唯恐不能说服我,想用一个无形紧箍咒套在我脑袋上。梅朵口气大,气魄也大,每句话后面都带有大大的惊叹号。我为他的情绪所掀动、所裹胁。见我们两个如此痴迷、如此执著,又商量、又说笑、又争吵,梅朵夫人姚芳藻大姐笑着点评:“啥名堂?生病的不像生病,探病的不像探病。一老一小,像两个神经病。”
梅朵和我,要在短期里抢出一期大容量的“报告文学特辑”,完全是在自找麻烦。说起来可以雄心万丈,但具体做起来,工作量不堪设想。这时候的《文汇月刊》人手奇缺,而报告文学专栏只有我一个人单打独斗。我和梅朵敢于碰这个没有一家综合性杂志敢碰的硬骨头,全凭着我们对报告文学怀有的特殊感情及献身精神!
本该去疗养院的梅朵,一上班就往北京打了一长串电话,随后又赶往北京。他简直不要命了,破纪录地在那里一呆二十多天!其间,梅朵来信告诉我:他拿到了陈祖芬有突破性的作品——写朱明瑛的《一个成功者的自述》,以及李玲修写常珊珊的《她也是一只海鸥》。梅朵不光风风火火地组稿,甚至四处讨球票,去看了中国对科威特那场震撼人心的球赛,又十万火急地电召我从武汉赶往北京,去写那篇《中国足球队,我为你写诗!》。
我每天为他担心,北京的高层电梯停开是常事,他还能爬十几层高的楼梯吗?还能每天十来个小时地来回奔波,带着面包和药片挤公共汽车吗?有好多次,我晚上十点多打电话到北方旅社,房间里总是没人接,他组稿还没回来。梅朵在玩命,以健康为代价、以生命为代价,这让我感受到巨大激励和强力推动,当编辑就应该像梅朵这样。
我从武汉赶到北京时,梅朵已经回上海了。他是捂着心口、吃着药片,疲弱不堪地回来的。二十多天的奔走、折腾,重创了他的心脏,他不得不再度住院,随后去无锡的疗养院养息,情况有异时又回炉住院,前后又花了将近两年!这回梅朵老实多了,最不安分的违规,也只是每过一两个月,逃回编辑部看看,过过瘾而已。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的潜能也是无限的。“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那些日子真是热血沸腾、激情澎湃。我不知道,我怎么能有那么大能量和感召力,一下和北京许多名家交情骤升,能在半个多月里,一下抓到五篇报告文学,而且都是滚烫的拿得出手的急就章。1981年11月号上的“报告文学特辑”,发了六篇报告文学,近七万字,题材基本上是写文体名家,反响超出预期,一片叫好声。梅朵兴奋不已,欣慰不已,这个“特辑”是治疗他病的最好良药。
1988年春,本文作者罗达成(右起)与报告文学作家孟晓云、陈冠柏、麦天枢、江迅在南京城墙上。
梅朵病着,人在疗养院,但他的办刊思想明确而又坚定,他对报告文学专栏的激情,在新一年的《文汇月刊》上喷薄而出。他让我们放开手脚,打破原先栏目篇幅分配格局,不再拘泥以往报告文学、小说轮流打头,每期各占两万字篇幅的老规矩。从1982年起,大大强化和突出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的地位,每期报告文学发三到四篇,篇幅增加了一倍,扩展到四万字左右,有时甚至更多。
变化不止于篇幅。梅朵和我先后收到关心现实生活的作家、评论家的信件,他们对《文汇月刊》爱之弥深,坦率而诚恳地指出,《文汇月刊》写文体明星,有读者、有市场,但这不应该是报告文学的主要任务,更不是它的全部。作为一个有全国影响的刊物,不能仅满足读者的一般需求,还应当引导读者的阅读趣味,开拓题材,直面各条战线各个层面的生活,写改革家、写小人物,并敢于揭示社会矛盾……梅朵反反复复叮嘱我、提醒我,对这些建议“务必记取,尽快改进”!
在梅朵催促下,我在刊物上拉开声势很大的“报告文学讨论”。不安分的梅朵,在疗养院往北京写信、打电话向理由等人组稿。他很看重理由的影响力,第一期“讨论”就请他开头 。理由不辱使命,给了我们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报告文学的遐想》。谈报告文学的特征与特色,谈什么是报告文学的一流题材,谈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文学性、典型性和批判性。
梅朵是电影评论家,但我并不怎么喜欢他的影评,觉得常有些“官话”和“套话”;倒是他写的报告文学评论,以及他为陈祖芬、肖复兴的报告文学集子写的“序言”,燃烧着火一般的激情,让人振聋发聩。他为“报告文学讨论”的开张,不光写来一个“编者按”,还写了一篇意气风发的《成功者的力量和勇敢者的道路——关于报告文学的随想》。他写道:
报告文学的队伍,正在不断扩大。但是要成为一个站得住的报告文学作家,那绝不是文学功底能解决问题的。这里很要紧的一点是:要有足够的胆量和勇气。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道路,是一条勇敢者的道路。当你每迈出一步——不是人云亦云的一步,而是别人没有迈过或是不敢迈出的一步的时候,你都会面临着一个敢不敢的问题。
有志于攀登文学高峰的人,是决不能跟在前人们身后走的,唯一的办法是创出自己的风格、自己的道路,让别人来跟着自己走!而自己继续探索,继续开拓道路,让跟着他走的人再一次耳目一新——眼前又是报告文学的新天地。
梅朵的心与刊物相系,无论在医院还是疗养院里,依然给作者写信、打电话,组稿、催稿,几乎从未中断过。生病两年,他给作者写过的信,至少有六七百封,而信末“梅朵于病中”这行字令人动容,友情加悲情,使作家们无不从命。当黄宗英、理由等大牌名家的报告文学,由他转寄或直接寄到我手上时,我心中每每充满感动,这是梅朵在帮我“输血”呵!
其间,梅朵除每隔一两个月回编辑部看望个半天,还先后给我打过三四十个电话,写过四五十封信件和便条,我是他的重点谈话对象和帮助对象。可惜,我手头保存下来的信件只有六七封了。我对梅朵的认识,从这些信中得到了升华,由敬重而敬畏,他是我编辑生涯中的楷模和精神支柱。至今重读我所保存下来的这几封信,依然感慨不已。梅朵在信中谈稿子、谈构想、谈人事,对我有热情赞赏和鼓励,也有严厉批评和责备。他的信中充溢着对我的信任与厚望,以及让我难以承受的重托。梅朵不光一直指引我的编辑道路和创作道路,还在调教我的为人处世,指引人生道路。
对症下药的“洗脑”信件
梅朵的信都是对症下药的。1981年下半年最忙时,我很想写东西,稿约也多,常常为挤不出时间写作而痛苦、烦躁,时不时有点闹情绪。梅朵在电话里已经劝慰过我,1982年元旦那天又来信敲打说:
达成兄,新年好:
一定要把编务工作做好!写剧本事,我自会关心的。
我觉得你与小肖应该把杂志看成你们的事业,因为我等都已经老了。切切不可把它当作跳板,而要全力以赴地把杂志办好!
做编辑的,与搞创作的还有不同,趣味要宽广,要能兼容并蓄,要真正贯彻百花齐放。而搞创作的则总首先欢喜自己这朵花的,不然,他也不会去栽培她。你说是吗。
小肖忙时,要互相帮助。你们两个是杂志的未来,要全心全意地放在杂志的工作上。
别的不多说。
祝好!
梅朵元旦
梅朵一九八二年元旦致本文作者罗达成的信。
《文汇月刊》在报告文学篇目大幅增加后,因“失实”而带来的麻烦也越来越多。洋洋万言的文章,一个细节一句话,都有人给刊物写信来要求“更正”,有的合情合理,确属作者失误;有的则吹毛求疵,无理取闹,不达目的不罢休,到文汇报党委告状,甚或上门吵闹。1982年竟先后有五六篇报告文学的“失实”问题被告到文汇报党委。
一个“失实”,少则纠缠个把月,多则半年、一年,让人不堪其扰。我组稿已经来不及,还得反复给告状者耐心答复,并给党委写问题的处理情况汇报。1982年11月28日,我给报社总编马达违心地写了一份“经过与教训”,心里弥漫着消极情绪。三天后,收到梅朵的安慰信:
现在你是重担在身,切切不可表示任何消极情绪,因为影响不好。“报告文学”出现一些小问题,应在意料之中,根本不必为此而忧心忡忡,只要以后特别注意,事后对作者再三交代,坚持事实的真实就可以了。
如果因为出现小错而就灰心,那么报告文学这一形式又当如何呢?
虽然现在我不在岗位上,真有什么责任问题,完全由我承当即可。如有什么情况,请告诉我,我可以写信跟马达等领导同志说明,不能因为一点小错,而对同志责难过分。
我总觉得你正在事业发展的时机,因此对人处事,应该谨慎、周到,不可完全凭个人感情用事。对朋友(对同志也是一样)宁可别人负我,不可我负别人。在这方面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人一定要做到忠厚待人,这样自己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切切不能责人太过,原谅自己太宽。什么事都应想前、想后,想想自己。这样什么事就都会有一个好结果了!
我总以为真诚两字是做人的准绳。就我自己来说,我宁可失掉一切,但决不做伪善之人。
这些我都说远了!主要你一定要振奋精神,而又要能够团结同志,现在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担一份领导工作,但担子既已加在身上,则必须全力以赴。
别的不多谈,请保重身体。
随后,梅朵在回来探视时,给我打气,但我听不进去。于是,他之后的几封信,不断提醒我记住自己党支部书记的身份,甚至引用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大道理,激昂、高调。这些话,如果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我会很逆反,当作耳边风。但出自梅朵口中,虽然缺少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还是能感受到他的拳拳之心、他的真诚。为了能说服生性执拗的我,激励工作情绪起落不定、任劳而不任怨的我,他才不惜动用马列主义“重武器”。
1982年12月26日,梅朵来信:
这次到沪,感到你怨气冲天,情绪很大,这怎么行?如果你这样,别人怎么办。杂志是党的事业,你作为党员、支部书记,应该有任劳任怨的态度。陈祖芬同志的话不对,怎么可以采取不管态度,她写报告文学都很昂奋,她爱写的人都是那些具有博大精神的性格,为什么她都说出这样的话来?也许你又要讽刺我什么“你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你不应该做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吗?如果你不是力争做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你的报告文学又怎样向前大踏步地发展呢?写体育健儿终究只是一个方面,你的眼光必须宽广些。我觉得你的理论书读得太少,你似乎瞧不起理论,这是绝对不对的。读理论也主要是使自己观察生活能更深入、更尖锐些。现在你应该开始一个新的起点,更加沉着地跨出自己的步伐,切切不可再有摇摇摆摆的现象,切记!切记!
张晓明调来月刊事,我与马达同志谈了两次,他已一口同意。周玉明则慢慢再说,两个一起提,反而一个都不成。等我回来工作后再与领导商量,你应该与小周讲,让她沉住气。
别的不多谈,保重身体,因为你的担子很重,更要注意身体。
1983年元旦,梅朵来信告诉我,为解决报告文学人手问题,他已使出浑身解数,在找总编马达后,又在找报社常务副总编陆灏。他还提醒我,要正视劲敌北京的《时代的报告》改组,为“报告文学专栏”竭尽心力:
我已经给陆灏同志写了信,谈到了你的困难,特别是《时代的报告》改组后,有了一个劲敌,必须有人帮你一同搞“报告文学”,希望他能同意把张晓明调给月刊。我谈到你既要负责报告文学的栏目,又担任党支部书记,让你更要去处理一些复杂问题,确有困难,希望领导能体谅这一情况。同时,我又给马达同志写了一封信,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是尽我之力所能及了。说实在的,我对月刊这种情况,也很想离开。我的年纪也该做些研究工作了,如要继续搞刊物,也不是无处可去。只是自己对月刊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
我希望一九八三年成为你创作上的新的起步,一定要写出有些分量的作品!对题材要努力开掘,展现思想上的光芒!
现在“报告文学”一栏,必须竭尽一切力量,在《时代的报告》还没有打开局面之前,要巩固我们的阵地!你应该有坚决使月刊立于不败之地的信心,而且把自己的心血扑在上面,使之实现!
虽然,我把报告文学当作事业来做,全力以赴,把“心血扑在上面”,但我的状态是累并埋怨着,感到吃亏。我理想中的报告文学事业,应当包含编辑和写作两部分。而现状是写作愿望、写作才能全被编辑工作吞没了,我怎么去有“新的起步”?
放不下心的梅朵,1983年1月15日又来信给我“洗脑”了,而且,还在关键语句下划线强调:
这一阵,你是辛苦了!但绝不能有任何感到吃亏的情绪。你当然有创作的才能,却不能因此就轻视编辑工作。不是有很多人,一辈子就扑在这工作上吗?当然,你有写作才能,将来不会埋没你的,你放心!但是作为一个工作者,干任何工作,都必须有一个高尚的境界,这绝不是什么教条,而是必须如此。
三十多年过去了,读着梅朵的信,依然心潮难平,总觉得他还在身边:身子佝偻却有神,清瘦的面容漾着热忱笑意;不管我听得心服,还是心烦,他照样絮絮叨叨、苦口婆心地给我做思想工作:一定要牺牲“小我”,为《文汇月刊》的“报告文学专栏”全力以赴!因为你是骨干,是党员,是支部书记……
说实在,《文汇月刊》的报告文学所以能搞得风生水起,在全国领风气之先,全亏了梅朵的“疯狂”和勇气。《文汇月刊》在后来几届报告文学全国评奖中,每次都有四篇获奖,与占尽主场之利、且任“召集人”的《人民文学》并驾齐驱。难怪梅朵会放出豪言:“没有在《文汇月刊》上发表过报告文学的,算不上报告文学家;没有在《文汇月刊》上发过报告文学头条的,算不上第一流报告文学家!”
转眼,三年半过去了,我艰巨地写着回忆文字,觉得这写作人生的最后一搏,实在是“苦海无边”。但在《上海文学》开始连续选载后,我接到许多朋友对文章热情鼓励的电话。朋友们的真挚友情,让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很值得。
我由梅朵,想到马达,想到《文汇报》的“老文汇”精神,那是一种吃苦耐劳的献身精神,一种永不止步的开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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