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梅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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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读书周报》第1590号第一版至第四版“特稿”

（2015年11月16日随《文汇报》发行）

难忘梅朵

罗达成

　　我总以为真诚两字是做人的准绳。就我自己来说，我宁可失掉一切，但决不做伪善之人。——1982年元旦梅朵致本文作者的信

一篇缅怀文字触碰了许多人的心底情弦

　　我在《文汇报》服务了三十多年，“到点”后又应邀到一家都市报“过渡”了七年。2010年，才算真正结束将近四十年的新闻生涯。往事远去，豪情不再，我是真心想含饴弄孙，安享晚年了。曾经沧海难为水，我连那种一两千字的短文都没情绪写，倒是乐颠颠地教孙子写作文。悠闲了一年，如佛家所说，放下就是解脱，一念放下，万般自在。

　　谁知，2011年1月17日，突然接到《笔会》编辑舒明的电话，说梅朵病逝，要我赶出一篇追悼文章。当我和肖关鸿赶往梅朵家中追悼，面对他亲和而又让人敬畏的遗像默哀时，我悲痛难抑，泪水如注，往事如同火山爆发，从胸中喷涌而出。人生有些事，很难真正放下，最多只能暂时搁在心底，看似沉寂，但其深处依然炽热，熔浆恣肆，豪情万丈。

　　眼前心上，都是老梅的音容笑貌。梅朵这位“工作狂”，晚年一直郁郁寡欢，他原本就佝偻的身子更直不起来，眼睛里也失去了光泽。

　　梅朵的晚年是在中山医院的病床上度过的，在那里一住八年。哀莫大于心死，往事皆成追忆，不能再风风火火、频繁地飞往北京组稿；不能再用加急电报半夜三更搞“精神轰炸”，逼迫名家们限期交稿，让作家们一个个惊呼“梅朵梅朵没法躲”；激情丢失了，思想停滞了，语言功能也几近消失，连跟至亲好友都不对话、不交流。当我和报告文学名家祖慰前去看望梅朵时，他勉强认出了我，却尴尬地摇头说，不认识祖慰。当我们提出要他的《相伴六十年——梅朵文艺评论选集》时，照顾他的护工阿姨立马答应给我们每人一本，但他指着我们两个大男人，大声喝阻道：“他们夫妻俩，有一本够了。”　我和祖慰相顾无言，暗自叹息梅朵风烛残年、思维退化：这位九十老人，恐怕永远无法离开这间病房，且余日无多了。

　　在忧郁症之后，梅朵又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几乎完全不认识人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神智失常、呼叫呻吟、拒绝进食，又被罕见的“超级病菌”彻底击垮，每天要靠昂贵的进口针药艰难而又痛苦地苟延生机，医生给他插了胃管，又要切开气管，家属不忍卒睹，终向院方请求放弃医疗。

上世纪五十年代，梅朵、姚芳藻在北京。

　　梅朵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引路人，他指引了我的编辑之路、创作之路、人生之路。作为梅朵传人，我怀着深深敬意和拳拳真情，在《笔会》上写了一篇四五千字的悼念文章《敬畏梅朵》。这带泪的缅怀文字之感慨之激扬，似亦触碰了京城一批已入老境的文学名流的心底情弦，有五六十人相继致电致信慰藉年已八十五岁的梅朵夫人姚芳藻。随后，姚芳藻来电致谢说，很感谢我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我回答道：“不能这样说，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没有梅朵的栽培，就没有我的成长，为了报答梅朵，我愿意做我能做的一切。”

　　一些杂志和一批朋友，读了文章深感言犹未尽，纷纷鼓动我、勉励我放开笔墨来写回忆文章。我在《笔会》时的老上司、老作家徐开垒，在看了《敬畏梅朵》之后，特意给我打电话，叮嘱说：“你千万要抓紧时间写啊！否则到我这个年纪，就力不从心，不能提笔了。”令人遗憾和痛心的是，这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通话。

　　我整整迟疑了一年，担心自己廉颇老矣，会因写回忆文章，而将已经习惯了的平静的退休生活打破，乃至被累垮。但夜来辗转反侧、长吁短叹，种种顾虑终被担心有一天会为愧对梅朵、愧对刊物、愧对历史的悔恨所盖过，梅朵当年对我们这些后辈有知遇之恩，现在依然是“梅朵梅朵没法躲”呵。我鼓励自己，就把写作这段回忆，作为我一生中最后的文字、最后的拼搏，算是孤注一掷吧——能做完这件事，死而无憾。

梅朵梅朵没法躲

　　往事依稀，记忆模糊，而我又从不记日记，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准确还原历史？所幸的是，有意无意间，我保留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笔会》工作起，直至《文汇月刊》停刊期间，我与一百多位作家联系的大半信件，一个作家少的一两封，多的上百封，总计大概有将近两千封吧。其中有老作家和名头很大的袁鹰、魏巍、流沙河、汪静之、魏钢焰、郭风、曾卓、孙静轩、黄宗英、田流、公刘等人的；更多的是当时的中生代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其中多与报告文学相关，如冯骥才、姜德明、鲁光、理由、陈祖芬、张胜友、肖复兴、张正隆、谢望新、祖慰等，还有诗人李瑛、雷抒雁、徐刚等，以及朦胧诗代表人物舒婷等。自然，也有许多上海名家，如辛笛、徐中玉、卢芒、徐开垒、肖岗、王安忆、赵长天、叶辛、赵丽宏、秦文君、俞天白、江迅、黎焕颐等。这是笔十分折磨人的宝贵财富，我花了十三个月，才在电脑上整理出洋洋数百页、近二十万字的“信件摘录”。

　　袁鹰写给本文作者的信，建议建议介绍诗人汪静之，及汪静之遵袁鹰嘱，给本文作者寄来爱情诗并附信。

　　读着这些留有时代印记的信件，读着作家们应约写来回忆当年的“印象记”，以及我一直珍藏的他们从前写梅朵的文章，和我作为亲历者的记忆碎片相连缀、相融合，关于梅朵的许多往事和细节如在眼前。

　　我加盟《文汇月刊》之后，发觉之前听到的“梅朵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的评价很不公道，梅朵是由百分之几的“暴风雨”，与百分之九十几的“春风细雨”构成的，“金刚怒目”是偶发，“笑容可掬”则是常态。惜乎“好事不出门，恶名传万里”。

　　陈祖芬曾在给《花城》写的一篇《暴风雨》中，形象而又深刻地勾勒出梅朵的“暴风骤雨”：

　　“你那稿子怎么样了？”梅朵在北京的旅馆里，清早起来便向各处挂电话，“什么恐怕不行？一定要行！”出现在人们的视角和听觉里的梅朵，往往是一种暴风雨的形象。他一天可以跑五六个作者家里组稿。可是中午怎么办？作家一般要午睡呵。这有什么？上午的最后一家跑东郊，下午的第一家跑西郊。中午正好在路上度过。他中午在电车里，无力地斜靠在坐椅上。他那叱咤风云的气势哪儿去了？他原来是这样的瘦削与虚弱！这是另一个梅朵——工作之余的、走出了人们视角范围之外的梅朵。

　　梅朵对那些答应写稿，到时又推托、拖延的名家，每每发那种“精确制导”的加急电报，算准在半夜三更送到，送报员的叫嚷声和摩托车马达轰鸣声，瞬间将整幢楼的人吵醒。名家们无不屈从于梅朵的“精神轰炸”，答应一定在限期里交稿——没办法，有几十年的交情垫底，不可能翻脸。最“过分”的一次，是1980年10月，我亲眼看到梅朵不近人情地追踪、“威逼”丁玲的全过程。为了1981年1月号上一篇“怀念胡也频烈士牺牲五十周年”的文章，梅朵无论如何要找到丁玲，非她莫属！但丁玲因病因疲惫躲到外地去了，无论梅朵说好话还是发脾气，丁玲家人都不肯说出去向。梅朵打了一整天电话，找遍北京朋友，终于打探到了老太太在鼓浪屿一家宾馆的房号和电话。老太太开始还“负隅顽抗”，但梅朵发出最后通牒：这个稿子我非要不可！你马上写，写完了给我，就不打扰你了。你不写，我马上乘飞机赶过来！丁玲知道这位五十年代就相识的老友的行事风格，不得不答应如期交稿。

　　 本文作者罗达成（右二）与梅朵（中）、张辛欣（左二）、周玉明（左一）、周嘉俊（右一）1985年冬摄于圆明园路149号文汇报社顶层。

　　外面的人没法躲，我们这些自己人就更不用说了。1980年10月中旬，我这个上岗不久的报告文学编辑兼诗歌编辑，代表单位去福州参加“朦胧诗讨论会”，并组织了第一篇报告文学——请人写饱受争议的朦胧诗代表人物舒婷。11月初，回来没几天，就被梅朵逼着，要我赶快到北京“救场”！让我惊愕、不满的是，梅朵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也没跟我商量的情况下，给我订好当天去北京的机票，连五百元出差费用都让人替我到财务科借来了。那天，我一进办公室，梅朵就急切地对我说：理由原先答应给我们写李谷一，因为有特殊原因说不写了。而我们下一期刊有李谷一的封面已经在印，这篇配发文章12月5日前一定要发稿。“现在，再另外找人顶替已经来不及，你去写吧！”梅朵让我放下手头一切，下午就飞往北京，还说：“机票、出差费都替你弄好了，你回去拿点衣服，赶紧去机场。” 真应了北京一批名家所惊呼的“梅朵梅朵没法躲”！

　　见我毫无思想准备，且有怒气，他恳切地给我做工作：“你冷静想想，能让版面开天窗吗？光有封面，里面没有配发文章，能行吗！你自己说，明年第一期 ，报告文学要打响，没有这个文章，就成哑炮了。你说是不是？”继而，梅朵又解释，这“救场”为什么非我莫属：“你是分管报告文学的，又是写报告文学的，你不去‘救火’，谁去？我想来想去，你最合适，因为你应该去，也有这个能力！”

　　虽说我心头怒气渐渐散去，却又很快被沉重的压力所占据。我对梅朵叹息说：“我到你这里才两个月，怎么会这么倒霉呢？”梅朵知道，不彻底除去我的心病，这篇“救场”文章能够完工，但不可能打响。他要激起我胸中的万丈豪情，去拼搏一场：

　　你想想看，你一直期盼有一天能在报告文学上有名气、有成就，但这一天不是等来的，是拼来的。许多名家的成名，就是靠抓住突发事件，把握突发时机，让作品产生影响的。李谷一如今是争议人物，为读者所关注，这是个多好的题材。现在理由不写，你去写，如果能在短时间里抢出来，又有质量，有分量，这既能证明你的潜力，又能造成较大影响，你说这个机会有多好！你应该去，赶快去，放手一搏！

　　1981年1月号，梅朵逼出了这篇《你好！李谷一》；年底12月号，又故伎重演，让从武汉组稿刚到北京的我放下一切，限时限刻地去采写3∶0大胜科威特队的中国足球队。他不光留好版面，还得意地取好标题《中国足球队，我为你写诗！》……对被老梅“逼上梁山”、“倒计时”式地写作，之前我曾很恼火，甚至当面向他发泄过不满。但在仓促中、磨难中，带着深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日夜兼程赶出稿件，且产生反响后，我对梅朵“压迫式”、没有退路的逼稿满怀感激。恰恰是这两篇刻不容缓的“命题作文”，逼着我真正学会了“火线”采访，学会了把握题材和拿捏分寸，让我的报告文学写作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达到新的高度。

　　不过，梅朵能拿到那么多好稿，并非依仗“加急电报”，而是靠跟作家的交情和一片真情。我的老朋友，原先在人民体育出版社当编辑、后来到作家出版社当《作家文摘》主编的刘进元回忆道：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盛夏时节，梅朵到北京组稿，我到前门附近的一家旅馆去看他。天气闷热难耐，老头儿上身只穿一件跨栏背心，斜靠在床头和我聊天。当时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我说起自己的编辑老师殷之慧当年曾经在《文汇报》工作时，老头儿说：“她呀，殷之慧，一个小姑娘，快人快语！”其实，老殷那年已经五十多岁了。天太热，我怕影响老头儿休息，坐了一会儿就告辞走了。大概一两天之后，是个星期天，外面下着大雨，我在家里写东西。传来敲门声，起身开门，梅朵拎着雨伞站在门口，脚下是一摊水渍。我忙把他让进家里，请他坐下，刚要去沏茶，老头儿却说：“你不要忙，我马上就走。”我愣住了。他接着说：“我来只跟你说一件事，有了好的题材，要先跟我们打招呼，写了报告文学，要先给《文汇月刊》！”我点头答应了。老头儿拿起雨伞要走，我忙拦住他。他却说：“得走了，还要跑好几个地方呢。刘进元呀，你也是做编辑的，告诉你一个组稿的诀窍，天气越不好越是要往作者那里跑，最好是刮风下雨，你往作者那里一站，好稿子就来了！人心都是肉长的嘛。”说完，他狡黠地笑了起来。

　　梅朵在北京拜访那些大名家时，没忘了看望这位成长中的后起之秀，这让性格豁达的刘进元感怀终身，后来成为《文汇月刊》最铁的作者和朋友之一。

　　对《文汇月刊》最具“忠诚度”，每年给我们五六篇甚至更多的报告文学的，是陈祖芬和肖复兴。在他们家里装电话前，我给他们打过的传呼电话都有几百个，而打通并找到人的概率是百分之二三十。每一个传呼电话，都是对我信心和耐心的严峻考验。打北京传呼电话，没有半个小时很难拨通，而打通了等传呼到人又要十来分钟。等人来了，电话又给挂掉了，排队打电话的人吵着闹着，怎么能一个人占用掉这么长时间。

　　1985年9月，成都。本文作者（左一）与肖复兴（中）在全国体育报告文学研究会成立会议上。

　　而让我让肖复兴不能忘怀的，是1982年12月初那一次。肖复兴没有想到，他的《海河边的一间小屋》在《文汇月刊》上发表两个多月后，就获得了1981—1982年全国第二届优秀报告文学奖。1980年第一届评奖时，《文汇月刊》创刊未几，评奖沾不上边。而随着1982年《文汇月刊》报告文学的强势崛起，声名渐隆，我们发的作品，也理所当然地进入评委会的视野。1982年12月初，我们在第一时间得知，肖复兴的《海河边的一间小屋》已经入选优秀篇目。

　　梅朵心急火燎地催促说：赶快把消息告诉得奖的作家！我心里比梅朵还着急，急切间找到肖复兴的概率太低了。梅朵一直倡导，对作家特别是骨干作家，一定要感情到位、服务到位，而这早已融化在编辑部同人的血液里，成为我们编辑工作的常态，我们对作家的服务真情、周到、热心，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堪称首屈一指。

　　肖复兴当时还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人，但不常去，他不让我往学校打电话，连号码也不留。打传呼到他家里，他爱人说他到江苏开笔会去了。我打了两个多小时电话，先后找了江苏作协和《雨花》《钟山》等几家杂志社的七八个朋友，才知道他在参加《青春》月刊的笔会，住在南京郊区一个部队招待所里改稿。当我最终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肖复兴时，他惊呼道：“天哪，你怎么能找到这里？” 梅朵一直在办公室来回踱步，焦急地等待结果，见找到人他也乐了，抢过电话，热情地祝贺肖复兴。当时往外地打长途是天价，一分钟四块钱，我这个电话打掉几百块钱，而当时住一天招待所的房钱才六块钱。但我们觉得这点投资值得，情感无价啊！对于这次电话寻人，肖复兴终身难忘：他的报告文学第一次获得全国奖，这个奖项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一老一小像两个神经病

　　从1980年秋天到第二年夏天，我到《文汇月刊》十个月，已经基本习惯了被梅朵逼得透不过气来的工作节奏，和顾不上家里老老小小的生活节奏，连生物钟也调节成梅式的了。我到编辑部时间不长，当时认识的报告文学作家，特别是影响很大的名家还不多。有些稿子是梅朵拿到后再给我处理，或者是联系好了由我跟进的。好在梅朵像拐杖一样，就在身边，天塌下来，有他撑着。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拐杖”竟然折断了。1981年夏天，刚从北京组稿回来的梅朵，疲惫不堪，心脏病突发，被紧急送往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甚至说可能有生命危险。“穷凶极恶”的梅朵，竟然敌不过更加凶恶的病魔，我当时被击懵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梅朵在家里编稿。

　　我为梅朵的身体担心，也为刊物忧心，没有了主心骨的刊物，还能正常运转吗？还能保持每期大牌名家云集，刊物质量始终一流吗？梅朵比我更着急，无论在病榻上、在疗养院，他从来也没有中断过组稿工作。在医院，他病情稍稍稳定后，每天至少写两三封信，甚至草拟好催稿电报，让我或探望的其他同事带回报社寄发。

　　急性子的梅朵在病床上躺了两个月，被憋坏了。9月下旬，医生也终于同意他出院，不过叮嘱他，至少先到疗养院休养一年，不能工作。但梅朵根本没打算遵从医嘱，他背着医生说，不想去疗养，上班才是最好的疗养。梅朵蓄谋已久的是要在《文汇月刊》上打一场报告文学战役。出院前几天，梅朵就靠在床架上，跟我商谈怎么大展宏图。他雄心勃勃地说：我们绝对不能满足于“报告文学专栏”的现状，一期发两篇，这不够刺激！要回应圈内外读者的强烈要求，把它做大做强，强到在全国最具影响力！1981年年内，刊物一定要推出一期“报告文学特辑”，还一定要打响。以后，要让这个“特辑”成为常态，每年至少出两期。

　　梅朵用手指敲击着病桌边沿，细细地跟我量化这个“全国最具影响”：不光是每期发表报告文学的篇目最多，还要成为被报刊转载篇目最多、全国报告文学评奖得奖篇目最多的刊物之一。“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之一’也去掉。这个‘报告文学专栏’，就应该是全国最牛，影响最大，首屈一指的！”说最后这句话时，他的拳头重重地砸在床单上。这哪像是个还没出院、亟待静养的病人？梅朵不仅眉飞色舞、豪气万丈，而且“贪得无厌”，他还设想，要花一年到一年半时间，在《文汇月刊》上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报告文学讨论，约请几十位全国最有名望的报告文学家、评论家，以及编辑家，各抒己见，开展讨论、争鸣，要推动、引领中国的报告文学，达到新的高度、进入新的高潮！梅朵气魄大、心眼“小”，他就是想跟北京的刊物，特别是《人民文学》争夺报告文学的“话语权”。他也料定那些刊物不可能像我们这样，肯投入这么多版面，花这么大力量。

　　当掌柜的梅朵，怕我这个操盘手畏难、退缩，还挤兑说：“你是报告文学编辑，也是报告文学作家，又是《文汇月刊》的党支部书记，为发展中国的报告文学事业作贡献，应该比我更有豪情壮志吧！”哪儿跟哪儿，报告文学怎么跟支部书记扯在一起？但这是典型的梅朵语式——一个马列主义老头！他唯恐不能说服我，想用一个无形紧箍咒套在我脑袋上。梅朵口气大，气魄也大，每句话后面都带有大大的惊叹号。我为他的情绪所掀动、所裹胁。见我们两个如此痴迷、如此执著，又商量、又说笑、又争吵，梅朵夫人姚芳藻大姐笑着点评：“啥名堂？生病的不像生病，探病的不像探病。一老一小，像两个神经病。”

　　梅朵和我，要在短期里抢出一期大容量的“报告文学特辑”，完全是在自找麻烦。说起来可以雄心万丈，但具体做起来，工作量不堪设想。这时候的《文汇月刊》人手奇缺，而报告文学专栏只有我一个人单打独斗。我和梅朵敢于碰这个没有一家综合性杂志敢碰的硬骨头，全凭着我们对报告文学怀有的特殊感情及献身精神！

　　本该去疗养院的梅朵，一上班就往北京打了一长串电话，随后又赶往北京。他简直不要命了，破纪录地在那里一呆二十多天！其间，梅朵来信告诉我：他拿到了陈祖芬有突破性的作品——写朱明瑛的《一个成功者的自述》，以及李玲修写常珊珊的《她也是一只海鸥》。梅朵不光风风火火地组稿，甚至四处讨球票，去看了中国对科威特那场震撼人心的球赛，又十万火急地电召我从武汉赶往北京，去写那篇《中国足球队，我为你写诗！》。

　　我每天为他担心，北京的高层电梯停开是常事，他还能爬十几层高的楼梯吗？还能每天十来个小时地来回奔波，带着面包和药片挤公共汽车吗？有好多次，我晚上十点多打电话到北方旅社，房间里总是没人接，他组稿还没回来。梅朵在玩命，以健康为代价、以生命为代价，这让我感受到巨大激励和强力推动，当编辑就应该像梅朵这样。

　　我从武汉赶到北京时，梅朵已经回上海了。他是捂着心口、吃着药片，疲弱不堪地回来的。二十多天的奔走、折腾，重创了他的心脏，他不得不再度住院，随后去无锡的疗养院养息，情况有异时又回炉住院，前后又花了将近两年！这回梅朵老实多了，最不安分的违规，也只是每过一两个月，逃回编辑部看看，过过瘾而已。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的潜能也是无限的。“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那些日子真是热血沸腾、激情澎湃。我不知道，我怎么能有那么大能量和感召力，一下和北京许多名家交情骤升，能在半个多月里，一下抓到五篇报告文学，而且都是滚烫的拿得出手的急就章。1981年11月号上的“报告文学特辑”，发了六篇报告文学，近七万字，题材基本上是写文体名家，反响超出预期，一片叫好声。梅朵兴奋不已，欣慰不已，这个“特辑”是治疗他病的最好良药。

　　1988年春，本文作者罗达成（右起）与报告文学作家孟晓云、陈冠柏、麦天枢、江迅在南京城墙上。

　　梅朵病着，人在疗养院，但他的办刊思想明确而又坚定，他对报告文学专栏的激情，在新一年的《文汇月刊》上喷薄而出。他让我们放开手脚，打破原先栏目篇幅分配格局，不再拘泥以往报告文学、小说轮流打头，每期各占两万字篇幅的老规矩。从1982年起，大大强化和突出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的地位，每期报告文学发三到四篇，篇幅增加了一倍，扩展到四万字左右，有时甚至更多。

　　变化不止于篇幅。梅朵和我先后收到关心现实生活的作家、评论家的信件，他们对《文汇月刊》爱之弥深，坦率而诚恳地指出，《文汇月刊》写文体明星，有读者、有市场，但这不应该是报告文学的主要任务，更不是它的全部。作为一个有全国影响的刊物，不能仅满足读者的一般需求，还应当引导读者的阅读趣味，开拓题材，直面各条战线各个层面的生活，写改革家、写小人物，并敢于揭示社会矛盾……梅朵反反复复叮嘱我、提醒我，对这些建议“务必记取，尽快改进”！

　　在梅朵催促下，我在刊物上拉开声势很大的“报告文学讨论”。不安分的梅朵，在疗养院往北京写信、打电话向理由等人组稿。他很看重理由的影响力，第一期“讨论”就请他开头 。理由不辱使命，给了我们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报告文学的遐想》。谈报告文学的特征与特色，谈什么是报告文学的一流题材，谈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文学性、典型性和批判性。

　　梅朵是电影评论家，但我并不怎么喜欢他的影评，觉得常有些“官话”和“套话”；倒是他写的报告文学评论，以及他为陈祖芬、肖复兴的报告文学集子写的“序言”，燃烧着火一般的激情，让人振聋发聩。他为“报告文学讨论”的开张，不光写来一个“编者按”，还写了一篇意气风发的《成功者的力量和勇敢者的道路——关于报告文学的随想》。他写道：

　　报告文学的队伍，正在不断扩大。但是要成为一个站得住的报告文学作家，那绝不是文学功底能解决问题的。这里很要紧的一点是：要有足够的胆量和勇气。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道路，是一条勇敢者的道路。当你每迈出一步——不是人云亦云的一步，而是别人没有迈过或是不敢迈出的一步的时候，你都会面临着一个敢不敢的问题。

　　有志于攀登文学高峰的人，是决不能跟在前人们身后走的，唯一的办法是创出自己的风格、自己的道路，让别人来跟着自己走！而自己继续探索，继续开拓道路，让跟着他走的人再一次耳目一新——眼前又是报告文学的新天地。

　　梅朵的心与刊物相系，无论在医院还是疗养院里，依然给作者写信、打电话，组稿、催稿，几乎从未中断过。生病两年，他给作者写过的信，至少有六七百封，而信末“梅朵于病中”这行字令人动容，友情加悲情，使作家们无不从命。当黄宗英、理由等大牌名家的报告文学，由他转寄或直接寄到我手上时，我心中每每充满感动，这是梅朵在帮我“输血”呵！

　　其间，梅朵除每隔一两个月回编辑部看望个半天，还先后给我打过三四十个电话，写过四五十封信件和便条，我是他的重点谈话对象和帮助对象。可惜，我手头保存下来的信件只有六七封了。我对梅朵的认识，从这些信中得到了升华，由敬重而敬畏，他是我编辑生涯中的楷模和精神支柱。至今重读我所保存下来的这几封信，依然感慨不已。梅朵在信中谈稿子、谈构想、谈人事，对我有热情赞赏和鼓励，也有严厉批评和责备。他的信中充溢着对我的信任与厚望，以及让我难以承受的重托。梅朵不光一直指引我的编辑道路和创作道路，还在调教我的为人处世，指引人生道路。

对症下药的“洗脑”信件

　　梅朵的信都是对症下药的。1981年下半年最忙时，我很想写东西，稿约也多，常常为挤不出时间写作而痛苦、烦躁，时不时有点闹情绪。梅朵在电话里已经劝慰过我，1982年元旦那天又来信敲打说：

达成兄，新年好：

　　一定要把编务工作做好！写剧本事，我自会关心的。

　　我觉得你与小肖应该把杂志看成你们的事业，因为我等都已经老了。切切不可把它当作跳板，而要全力以赴地把杂志办好！

　　做编辑的，与搞创作的还有不同，趣味要宽广，要能兼容并蓄，要真正贯彻百花齐放。而搞创作的则总首先欢喜自己这朵花的，不然，他也不会去栽培她。你说是吗。

　　小肖忙时，要互相帮助。你们两个是杂志的未来，要全心全意地放在杂志的工作上。

　　别的不多说。

祝好！

梅朵元旦

梅朵一九八二年元旦致本文作者罗达成的信。

　　《文汇月刊》在报告文学篇目大幅增加后，因“失实”而带来的麻烦也越来越多。洋洋万言的文章，一个细节一句话，都有人给刊物写信来要求“更正”，有的合情合理，确属作者失误；有的则吹毛求疵，无理取闹，不达目的不罢休，到文汇报党委告状，甚或上门吵闹。1982年竟先后有五六篇报告文学的“失实”问题被告到文汇报党委。

　　一个“失实”，少则纠缠个把月，多则半年、一年，让人不堪其扰。我组稿已经来不及，还得反复给告状者耐心答复，并给党委写问题的处理情况汇报。1982年11月28日，我给报社总编马达违心地写了一份“经过与教训”，心里弥漫着消极情绪。三天后，收到梅朵的安慰信：

　　现在你是重担在身，切切不可表示任何消极情绪，因为影响不好。“报告文学”出现一些小问题，应在意料之中，根本不必为此而忧心忡忡，只要以后特别注意，事后对作者再三交代，坚持事实的真实就可以了。

　　如果因为出现小错而就灰心，那么报告文学这一形式又当如何呢？

　　虽然现在我不在岗位上，真有什么责任问题，完全由我承当即可。如有什么情况，请告诉我，我可以写信跟马达等领导同志说明，不能因为一点小错，而对同志责难过分。

　　我总觉得你正在事业发展的时机，因此对人处事，应该谨慎、周到，不可完全凭个人感情用事。对朋友（对同志也是一样）宁可别人负我，不可我负别人。在这方面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人一定要做到忠厚待人，这样自己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切切不能责人太过，原谅自己太宽。什么事都应想前、想后，想想自己。这样什么事就都会有一个好结果了！

　　我总以为真诚两字是做人的准绳。就我自己来说，我宁可失掉一切，但决不做伪善之人。

　　这些我都说远了！主要你一定要振奋精神，而又要能够团结同志，现在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担一份领导工作，但担子既已加在身上，则必须全力以赴。

　　别的不多谈，请保重身体。

　　随后，梅朵在回来探视时，给我打气，但我听不进去。于是，他之后的几封信，不断提醒我记住自己党支部书记的身份，甚至引用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大道理，激昂、高调。这些话，如果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我会很逆反，当作耳边风。但出自梅朵口中，虽然缺少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还是能感受到他的拳拳之心、他的真诚。为了能说服生性执拗的我，激励工作情绪起落不定、任劳而不任怨的我，他才不惜动用马列主义“重武器”。

　　1982年12月26日，梅朵来信：

　　这次到沪，感到你怨气冲天，情绪很大，这怎么行？如果你这样，别人怎么办。杂志是党的事业，你作为党员、支部书记，应该有任劳任怨的态度。陈祖芬同志的话不对，怎么可以采取不管态度，她写报告文学都很昂奋，她爱写的人都是那些具有博大精神的性格，为什么她都说出这样的话来？也许你又要讽刺我什么“你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你不应该做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吗？如果你不是力争做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你的报告文学又怎样向前大踏步地发展呢？写体育健儿终究只是一个方面，你的眼光必须宽广些。我觉得你的理论书读得太少，你似乎瞧不起理论，这是绝对不对的。读理论也主要是使自己观察生活能更深入、更尖锐些。现在你应该开始一个新的起点，更加沉着地跨出自己的步伐，切切不可再有摇摇摆摆的现象，切记！切记！

　　张晓明调来月刊事，我与马达同志谈了两次，他已一口同意。周玉明则慢慢再说，两个一起提，反而一个都不成。等我回来工作后再与领导商量，你应该与小周讲，让她沉住气。

　　别的不多谈，保重身体，因为你的担子很重，更要注意身体。

　　1983年元旦，梅朵来信告诉我，为解决报告文学人手问题，他已使出浑身解数，在找总编马达后，又在找报社常务副总编陆灏。他还提醒我，要正视劲敌北京的《时代的报告》改组，为“报告文学专栏”竭尽心力：

　　我已经给陆灏同志写了信，谈到了你的困难，特别是《时代的报告》改组后，有了一个劲敌，必须有人帮你一同搞“报告文学”，希望他能同意把张晓明调给月刊。我谈到你既要负责报告文学的栏目，又担任党支部书记，让你更要去处理一些复杂问题，确有困难，希望领导能体谅这一情况。同时，我又给马达同志写了一封信，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是尽我之力所能及了。说实在的，我对月刊这种情况，也很想离开。我的年纪也该做些研究工作了，如要继续搞刊物，也不是无处可去。只是自己对月刊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

　　我希望一九八三年成为你创作上的新的起步，一定要写出有些分量的作品！对题材要努力开掘，展现思想上的光芒！

　　现在“报告文学”一栏，必须竭尽一切力量，在《时代的报告》还没有打开局面之前，要巩固我们的阵地！你应该有坚决使月刊立于不败之地的信心，而且把自己的心血扑在上面，使之实现！

　　虽然，我把报告文学当作事业来做，全力以赴，把“心血扑在上面”，但我的状态是累并埋怨着，感到吃亏。我理想中的报告文学事业，应当包含编辑和写作两部分。而现状是写作愿望、写作才能全被编辑工作吞没了，我怎么去有“新的起步”？

　　放不下心的梅朵，1983年1月15日又来信给我“洗脑”了，而且，还在关键语句下划线强调：

　　这一阵，你是辛苦了！但绝不能有任何感到吃亏的情绪。你当然有创作的才能，却不能因此就轻视编辑工作。不是有很多人，一辈子就扑在这工作上吗？当然，你有写作才能，将来不会埋没你的，你放心！但是作为一个工作者，干任何工作，都必须有一个高尚的境界，这绝不是什么教条，而是必须如此。

　　三十多年过去了，读着梅朵的信，依然心潮难平，总觉得他还在身边：身子佝偻却有神，清瘦的面容漾着热忱笑意；不管我听得心服，还是心烦，他照样絮絮叨叨、苦口婆心地给我做思想工作：一定要牺牲“小我”，为《文汇月刊》的“报告文学专栏”全力以赴！因为你是骨干，是党员，是支部书记……

　　说实在，《文汇月刊》的报告文学所以能搞得风生水起，在全国领风气之先，全亏了梅朵的“疯狂”和勇气。《文汇月刊》在后来几届报告文学全国评奖中，每次都有四篇获奖，与占尽主场之利、且任“召集人”的《人民文学》并驾齐驱。难怪梅朵会放出豪言：“没有在《文汇月刊》上发表过报告文学的，算不上报告文学家；没有在《文汇月刊》上发过报告文学头条的，算不上第一流报告文学家！”

　　转眼，三年半过去了，我艰巨地写着回忆文字，觉得这写作人生的最后一搏，实在是“苦海无边”。但在《上海文学》开始连续选载后，我接到许多朋友对文章热情鼓励的电话。朋友们的真挚友情，让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很值得。

　　我由梅朵，想到马达，想到《文汇报》的“老文汇”精神，那是一种吃苦耐劳的献身精神，一种永不止步的开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