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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杂志对一个学人的意义
瞿林东， 1937年12月生，安徽肥东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社会兼职有：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部召集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著有《唐代史学论稿》《杜佑评传》《史学志》《中国史学史纲》《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中国简明史学史》《中国史学通论》《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中国史学史教程》等书。撰有《历史学的理论成就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探索中国史学的理论研究话语体系》等论文、评论三百馀篇。
我在《文史知识》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谈谈记述南北朝史事的“八书”“二史”》，刊登于1982年第7、8期。要在一篇文章中介绍十部“正史”，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考验”。由于这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同事推荐我写的，所以感到有不小的压力。经过几番推敲，我没有按一部书一部书地来写，而是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从中归纳出六个问题来写，即：“八书”“二史”，纵横交叉，长短互见，历史特点，社会风貌，典章制度。《文史知识》分成上下篇发表，每篇包含三个问题。此文发表后，受到各方面的好评。自己也感到经过努力，是可以适应《文史知识》这家声望很高、人气很盛的杂志的要求的。
1984年春节前夕，我收到中华书局总编辑兼《文史知识》主编李侃先生的一封统一规格的春节贺信，在这信的后半部分，李先生向我约稿，以“东林书院和东林党”为题，约我为《文史知识》写稿。我心里想：李先生也擅长幽默，要在文章题目“东林书院和东林党”下面署上作者“瞿林东”！当然，是总编辑兼主编约稿，不能不应命。因为我不研究明史，所以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这篇“命题作文”的稿子。原稿写了一万多字，经编辑部精心删削，发表出来约八千字。有远方的朋友写信鼓励我，说这篇文章的文字很不错。而我则认为终于完成了一次“命题作文”的“考试”。正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发表，几年后，东林书院举办纪念活动，邀请我去参加，可惜当时因故未能前往，至今引为憾事。
1985年，当时主持《文史知识》编辑工作的杨牧之先生，约我为中华书局的“文史知识文库”组织一本“史学家小传”，纳入“中华人物志”系列，每篇“小传”约五六千字，有的可先期在《文史知识》发表。我以为这个想法很好，也符合自己的专业。于是列出了六十位史学家的名单，在牧之先生的支持下，以中华书局的名义约稿，其中也请了几位老先生撰稿。这就是后来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中华人物志——史学家小传》，封面上署了我和牧之先生编的字样。过了一段时间，台湾出版了这书的繁体字版，而封面却署为“何兹全、赵俪生等著”。我和一些同行说到此事，大家也都一笑了之。因为何、赵二先生确是我约请他们为“小传”撰稿的，他们自是“小传”的作者无疑。
记得是柴剑虹兄主持《文史知识》时，曾几次要我为《文史知识》的“治学之道”栏目撰文，我几次都推辞了，我认为写“治学之道”是老一辈学者的事情，我自己是谈不出什么“道”的。直到1993年，旧事重提，我实在不好意思再推辞，就写了一篇题为《历史·史学·理论——我是怎样研究中国史学史的》的文章，勉强“交了卷”，发表于《文史知识》1994年第1期。不过通过写这篇文章，也推动自己作了一次自我反思，进一步懂得了“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的道理。同时，对“治学之道”的“道”也有了一点辩证的认识。
我和《文史知识》的交往，都离不开“文史知识”这个主题，对我来说，更多的是涉及历史知识和史学知识。在这方面，有一件影响到我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术活动的事情，这就是在胡友鸣兄提议下“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连载栏目的设立，以及后来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1994年出版，2000年重印）。关于此事的前前后后和《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的连载在史学界的反映，我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的“后记”中已约略谈到一些，这里就不赘述了。我要补充说的一点是，由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的连载及结集出版，引发了史学界对史学批评的更多关注，从目前来看，其研究态势，可谓方兴未艾。从史学发展来说，这是要感谢《文史知识》，感谢中华书局的。
在同《文史知识》交往的三十多年中，我在《文史知识》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份份“答卷”，也是一次次攀登。其间，我逐渐认识到，《文史知识》一批又一批同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以“小文章”铸就“大事业”，这个“大事业”就是致力于提高全民族的人文素养。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史知识》的“雅俗共赏”的办刊宗旨，得到读者的认同、社会的理解，正是它的“大事业”成功的标志之一。
一本杂志对于一个学人来讲，究竟有怎样的意义？我想说：是良师，是益友，是助力，是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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