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与《少年中国说》都是近世名篇，后者开篇即与前篇有异，曰：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而在前文中，对老大帝国说，却是认可的：
“中国立国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迈突厥，而因沿积敝，不能振变，亦伯仲于二国之间。”
前者作于1896年，后者作于1900年，相隔五年，一受一拒，迥然有别，原委何在？近检梁氏年谱与《饮冰室文集》，觉得这与梁氏环境变化相关。
＊梁启超
其时，梁启超流亡日本已一年多，甲午战争后日本社会充斥了对清朝的轻蔑与岐视，“老大帝国”是常用的蔑称，如日人汉诗有言：“邦土山川徒老大，鸟雀无声四百州。（末松星舍《灵鹰行》）”“老大顽愚兮四百洲，姑息偷生兮伴食辈。（伊藤贞治《心耿耿行》）”一个流亡者，面对异邦人岐视的眼光，其民族自尊可能会更加敏感。之前他已撰文反驳此论，如其1899年《论支那独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言：
“支那二千年来之历史，其人民皆富于统一的思想，虽有纷分割据，恒不及百数十年，辄复合一……又千年以来，被他族之统治者，虽数数见，然决不与统治之他种同化，而恒使彼统治者反而同化于被治之人。”
《论中国人种之将来》又言：
“他日变更政体，压力既去，其固有之力皆当发现，而泰西人历年所发明之机器，与其所讲求之商业商术，一举而输入于中国，中国人受之，以与其善经商之特质相合，则天下之富源，必移而入中国人之手矣。”
一个衰国流民仍能作此自信之论，应是海外刺激的结果。
又，《少年中国说》初刊于《清议报》三十五期，注明的发行日期是光绪二十五年（庚子）正月十一日，其《汗漫记》记他于前一年十一月二十日离开日本，经十天海上航行后到达檀香山，近一个月后才安顿下来。考虑到檀香山与日本的邮程与刊物编印时间，本文最迟应作于前年十二月下旬，即初达檀香山一月之内。这一期是庚子年编发的第一期，《少年中国说》作为“本馆论说”的第一篇，也有新年祝词之意。他需要向读者报告自己在新环境里的新感受，本期还发表了他航行日记《汗漫录》首章，也是此意。
又，他身为清廷通辑的政治犯，入境时冒用了日本人姓名与护照，且不懂英语，人生地不熟，本感寥落，其时，檀香山当局又因防疫之事正施行排华限华之事，其民族自尊心倍受煎熬，开篇的义愤之情或与此相关。因此，海外体验应是产生本文的重要因素，也是理解本文的重要背景。
1
寓日一年博收新知的兴奋感
他拒绝老大帝国说，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已不属于过去，而是未来的中国人。这一信念源于抵达异邦后的思想转变。
梁启超自小具有较强的求知欲与学习能力，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十八岁拜秀才康有为为师，探究新学；二十三岁随康入京，公车上书；二十四岁任《时务报》主编，发表《变法通议》，声名大噪。二十五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二十六岁赴京参与“百日维新”，是维新派的代表性人物，也是其时最有吸引力的思想家与宣传家。流亡日本后，马上又创办《清议报》宣传变法，再次站到舆论的顶峰。在日本十四个月里，他切身感受到变法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巨大变化与进步，广泛汲取了近代启蒙主义自由民主理念，开始从更高的层次与更宏阔的知识视野思考中国问题。《汗漫录》有言：
“又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盖吾之于日本真所谓有密切之关系。有许多之习惯印于脑中，欲忘而不能忘者在也。”
在结束“恶补”阶段后，自感学力精进，急欲与人分享自己的新思想，本文中的激情也如同一个跋涉者在回顾身后深壑巨岭时的欣喜欢叫。
＊《变法通议》
关于这一点，将《变法通议》与本文比较即可见出，《变法通议》言：“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其思想核心在于改变教育制度与官制，而于整个国家制度与社会层面并未涉及。其时梁启超二十四岁，仅能借助各种中文译作了解西方与日本，对现代政治制度尚缺乏具体与整体的感知。到日、美之后才认识到“家天下”的集权制是造成中国脱离于世界现代文明进程的根本原因，据此《少年中国说》对未来中国提出了新定义：
“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
这时他已抛弃了传统的先国后家、先君后臣观念，从国家结构层面认识到民权的意义，形成了比较现代的国家理念。这应是他新近形成的新理念，在两个月前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与中国前途》中才开始展示了这一新思想：
'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古者国之起原，必自家族。一族之长者，若其勇者，统率其族以与他族相角，久之而化家为国，其权无限，奴畜群族，鞭笞叱咤，一家失势，他家代之，以暴易暴，无有已时，是之谓国家。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
认识到这些，他觉得已为老大帝国找到了病根与良药，必欲疾呼告人而后快。有此信念，对未来中国充满期待，自然对异邦的老大之说厌恶不已。如文中所说：
'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渐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
在他看来，所谓的老大帝国是将死之国，理想的中国则在未来，这是一新型之国，是具有现代民主制度的国家，相比其过去古老的历史，她仍是一少年之国。他认为这样的中国“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他为已感受的正在成长的少年中国而欢呼，对前景充满希望，这种自信既基于新形成的现代国家理念，也源于对当时流行的进代论的执念。
2
师生热血情谊生发的青春自信
其次，梁启超的社交群体也发生了变化。他年少老成，多与年长者往来。赴日前主要追随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曾结交李鸿章、张之洞这些老臣，变法失败使之深感老官僚无望。到日本后，他多与同辈或者更年轻的学生一起生活。先与康门十二人在江之岛金龟楼义结金兰，组成保皇党十三太保“少年团”；后来，他在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蔡锷(1882-1916)等由国内跑来跟随他。梁启超回忆说：
戊戌之役，我亡命日本，时时务学堂曾办了三班，第一班四十人吃我的迷药最多，感化最深……其中有十余人，要到日本来找我，因为家庭不许，他们差不多带宗教性质的，与家奋斗，借钱逃出来，有的到上海，便无钱吃饭的，有的衣服破烂好像叫化子的，当他们出门时，他们不知我在日本何处，一直跑到上海，打听了我的住址，通信告我，我就想尽方法筹钱接到日本，日间尚住在一间房子。继续讲时务学堂的功课外，又学学日本文，晚间共同睡在一个大帐子内，过了八个月。
这种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海外生活，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这群学生对自己的信任，对追求真理的执着，完全超越了世俗风气，让他看到了希望，这才有了《少年中国说》所言：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
这里不只是区别老少者生理与心理特征，而是表达了一种喜少厌老的情绪。这种厌老情绪不只是针对旧官僚旧体制，可能还含有他对自己老师的微妙之情。康有为长梁十五岁，是他的学术思想引路人，其在学术上的特立独行对梁启超启发甚大，其以今文经学思维建孔子托古改制之说，倡导变法，也深深影响了梁启超，但是，康的创新到此为止了，基本没能越出儒家经学范围，其自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有进。”顽固地坚持保皇保教的主张，屡屡指责梁氏言涉革命。昔日崇拜的老师竟成了难以跨越的障碍，梁氏颇觉烦恼。所以，文中的老少对比，既是出于对时兴的进化论的理解，又是有心讲给他老师听的。
＊康有为
或许就是因为已宣示了这一差别，他后来才与老师展开了更激烈的论争，如其1900年4月29日致康有为信言：
来示于自由之义，深恶而痛绝之，而弟子始终不欲弃此义。……夫不兴民权，则民智乌可得开哉？其脑质之思想，受数千年古学所束缚，曾不敢有一线之走开，虽尽授以外国学问，一切普通学皆充入其记性之中，终不过如机器砌成之人形，毫无发生气象。……故今日而知民智之为急，则舍自由无他道矣。中国于教学之界则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异想；于政治之界则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异言。此实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此病不去，百药无效，必以万钧之力，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热其已凉之血管，而使增热至沸度；搅其久伏之脑筋，而使大动至发狂。经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几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
两事仅隔一个多月，可见，在与一群热血青年同处共学的过程中，他的思想跳脱了师门羁绊，并在独立中获得了更大的自信。
他就很早就崇拜日本幕末维新志士，曾作《记东侠》介绍僧月性、僧月照、西乡隆盛等人，在日本，他以吉田晋为名，就是取吉田松荫、高杉晋两名的合成，表示要以这一对青年师生为榜样。从高杉等维新志士身上，他认识到社会变革必须要有年轻人的冲击力与热血精神，眼前这一批学生又让他感受到与之相通的精神。《汗漫记》记其临行时，“是夕大同学校干事诸君，饯之于校中。高等学校发起人诸君，饯之于千岁楼。席散，与同学诸君作竟夕谈于清议报馆。”他也写诗告别，曰：《再示诸门人一首》（诸子相从，多逃家艰辛而来，今皆自隐其名。于余之行也，咸有恋恋不舍之色，以此慰之。）：
患难相从我，恩情骨肉亲。变名怜玛志，亡邸想藤寅（吉田松阴又名藤寅，早年因与同志结漫游，逃亡其邸，被削籍。）愧我乏恒德，半途又离群。丈夫各独立，毋为吾苦辛。
他以意大利爱国者玛志尼与吉田松荫并举，以吉田流亡之事自况相勉，可以想像，当时这群年轻的大丈夫们一定是豪气冲天，作为老师，要告别已生死相依八个月的学生，一定百感交集。一个月后，写作新年寄语，心目中的第一读者就是这批志同道合的学生。这样看来，这一群热血学生以及梁氏告别他们时的激情也应是这篇名文形成的一个要素。
3
旅美航行与夏岛独处的遐思
再次，这篇文章中还带有他在旅美航行时与初至檀香山的遐思与激情。《汗漫录》序言：“去年九月以国事东渡，居于亚洲创行立宪政体之第一先进国，是为生平游他国之始。今年十一月乃航太平洋，将适全地球创行共和政体之第一先进国，是为生平游洲之始。于是生二十七年矣，乃于今始学为国人，学为世界人……天地悠矣，前途辽矣。”他以此行为人生的一个新起点，在船上作长诗《太平洋遇雨》言：
世界风潮至此忽大变，天地异色神鬼瞠。轮船铁路电线瞬千里，缩地疑有鸿秘方。四大自由（谓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为自由、出版自由。）塞宙合，奴性销为日月光。……物竞天择势必至，不优则劣兮不兴则亡……海云极目何茫茫，涛声彻耳逾激昂。
梁启超有意采用破格体，以齐散交杂的句式展示了一个年轻人不断求索的思维状态，表达了他在认识新世界后的兴奋与思考。在他看来世界社会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正处不优则亡的竞争危机中，他希望能以年轻的热血唤醒国人。诗文对照，不难见出这篇名文中正含有他在海上航行中激昂的思绪：
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这种雄视天下的自信、昂扬奋发的激情以及文末一段铭文式铺排，与其在海上所作的诗是一致的。
＊从日本到夏威夷
到了檀香山后，梁启超对美国政治又有了更真切的感受，《汗漫录》言：“此都（檀香山）十年以来，经三次革命，卒倒旧朝，兴新政府……观于此，而知法国大革命之风湖，其影响所及，披靡全欧者数十年，决非无故也。观于此，而识改铸国民脑质之法矣。”他由一岛之变感知到世界风潮，认识到推动国民自觉意识的必要。他又由夏威夷王国之亡感慨：“自古之亡国，则国亡而已；今也不然，国亡而种即随之……优胜劣败，天下万世之公理也。”这种优胜劣汰的民族危机意识，也深深渗入到《少年中国说》一文中：
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摺，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诺，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待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畀于其手。……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
戊戌变法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废除以经学为中心以八股为内容的科举，兴办现代学校。檀香山之行后，梁益发认识到封建教育与官制会将中国带入死途。足见，他在海上激起的诗情许久都未平息。紧接其后1990年2月20日以“少年中国之少年”为笔名发表《呵旁观者文》言：
今之拥高位，秩厚禄，与夫号称先达名士有闻于时者，皆一国中过去之人也。……若吾辈青年，正一国将来之主人也，与此国为缘之日正长。前途茫茫，未知所届。国之兴也，我辈实躬享其荣；国之亡也，我辈实亲尝其惨。欲避无可避，欲逃无可逃，其荣也非他人之所得攘，其惨也非他人之所得代。
他将那些麻木自闭的高官名士称之为过去之人，以吾辈青年为将来中国的主人，正是对《少年中国说》的发挥，表明因《少年中国说》一文而激发的热情仍在延续。
诚如郭沫若所言：“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而《少年中国说》又是影响最著者之一。
如，陈三立1903年春作《雨中过安庆有怀姚叔节》言：“中国少年姚叔子，为谁费尽短镫檠。”陈三立曾协助其父在湖南推动变法，邀请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他对梁启超一直很关注，自然熟悉这篇文章，也以“中国少年”一词入诗；
又，徐一士记：“时（杨）度作《湖南少年歌》，甚雄放，如云：‘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启超既自号‘少年中国之少年’，度复歌‘湖南少年’，是二人者，均当时新青年中之卓卓者也。”此事在本文发表后三、四年；
又，在本文发表近二十年后，一批新兴知识分子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于《少年中国》会刊上发表《少年中国与少年运动》，梁文印迹甚明，这些表明本文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名篇。
＊《少年中国》学刊
梁启超自己也很看重本文，曾言：“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如他所说，本文是激民气的新体文章，激情满纸。细绎史料，解得其中的海外之味，可具体把握其中的情感脉络，更深入地领会这篇鸿文的历史魅力。
本文刊于《读书》2019年第7期，引用请据原文。
作者：查屏球，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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