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郛撰著的《纬文琐语》是一部诞生于南宋中期的文话著作，其所论专为古文，且是单独成书而刊刻流播的，这在目前可以考知的宋代文话著作中，并不多见。《历代文话》收录宋文话20种，除去专论骈文的四六话5种，以及附着于他书而单独成卷者10种，此类专论古文的单行文话仅5种而已。从《纬文琐语》的书名中，我们可以揣摩作者的撰述态度，是颇具文章学自觉意识的。惜此书于明代亡佚，今可从他书勾稽若干条目，庶几可窥此书一斑，对认识南宋文章学风貌，不无裨益。本文就《纬文琐语》的作者生平、内容辑佚与文章学价值，略作考论，就教方家。
一
《纬文琐语》作者李郛考
《纬文琐语》的作者李郛，字子经，江西抚州宜黄县人，是一位未曾入仕的文士。关于其人，对比现存各种资料，尤以道光《宜黄县志》所述最为详细，其他诸书包括光绪《江西通志》、光绪《抚州府志》、同治《宜黄县志》乃至早于该书的康熙《宜黄县志》等记载均未出其范围。道光《宜黄县志》卷二十二“人物”云：
李郛字子经，一字元功，仙桂渣浦人。幼敏慧，年六七岁日诵数千言，诸子百家一览辄记。尝赴科举，为文援引浩博，不能就有司程度。少有大志，著《北事罪言》三十篇，大概欲迁都建康，先取山东、关中，为恢复之计。遍游江淮，谒诸阃，见知于张于湖，欲上之，适值和议，再讲当路无主之者，又试贤良，不遇，遂退而著书。不事家人产，时人号为“书厨”。其所交游，若周平园、杨诚斋、谢艮斋、何月湖、陆放翁，皆当世名公，并引为上客。所著书有《洛诵堂文集》数十万言，藏于家。参政眉山李公壁尝跋其文云：“李子经博学强记，文甚高，余来临川，恨识之晚。”眉山注王文公诗，先生修辑之功为多，今其诗刊于抚郡学。有《纬文琐语》，诚斋为跋，周益公刊行于巴陵郡学。其子梦白，以《春秋》领三举，取高第，仕至广东提干。（王志《儒林传》）
这段小传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兹结合相关材料，作进一步补充阐述。
首先是李郛的活动年代与《纬文琐语》的刊刻年代。小传言李郛遍游江淮，鼓吹“恢复”，见知于张孝祥（号于湖，1132-1170），时“适值和议”。宋金曾多次和议，据张孝祥生卒年，可知这里的“和议”只能是“隆兴和议”（即隆兴二年，1164）。小传又言李壁注王安石诗，李郛“修辑之功为多”，李壁乃是在1207-1209年谪居临川间注王诗的。倘若我们以“隆兴和议”时李郛二十岁记，李壁注王诗时，李郛六十出头，这应是符合常理的。也就是说，保守估计李郛不会晚于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出生，至宋宁宗嘉定（1208-1224）年间仍然在世。又据康熙《宜黄县志》可知李郛子李梦白（字孝伯），登绍熙四年（1193）进士第，以此推测李梦白与李郛的年龄差亦大体相当。小传又言《纬文琐语》“周益公刊行于巴陵郡学”，考周必大（益国公致仕）行迹，并未曾任职岳州巴陵郡，倘若材料可靠，最可能应是周必大通判潭州（1191-1193）期间事。如此，则《纬文琐语》当刊行于1191-1193年间，时李郛在五十岁左右。
其次是李郛的交游圈。小传依次言及张孝祥、周必大、杨万里、谢谔、何异、陆游、李壁等人，与李郛均有交往。特别是杨万里、周必大、李壁三人，或撰写跋文，或刊刻著作，或切磋学问，与李郛交情都不一般。今检索三人著作文献，其中仍尚存相关信息：
杨万里诗集有《题临川李子经文稿》一首，诗云：“圣经贤传紧关津，骚客诗家妙斧斤。总被先生漏消息，不令后辈隔知闻。都城一日纸增价，天下几人贫似君。不要绨袍却归去，平生笑杀《送穷文》。”该诗作于淳熙十四年（1187），所题“文稿”可能就是《洛诵堂文集》，小传言“藏于家”，则未曾刊行。诗中既言“圣经贤传”，又云“骚客诗家”，意谓李郛所著当囊括诗词文章各类。杨万里在诗中对李郛的学品人品给予了高度评价，虽是私交之言，不可全信，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李郛一心向学、君子固穷的品质。
周必大在绍熙四年（1193）所撰《跋南丰黄世成铭文》中提到了李郛，该文称赞黄文晟（字世成）云：“不轻许可如陆子静，而序之以铭；老于文学如谢昌国，而吊之以文；杨廷秀，今之欧阳公也，挽君有诗；李子经，乡之泰伯也，哀君有辞。兼是四者，传之后世，非大幸与。”将李郛视为“乡之泰伯”，亦见其晚年居乡时在抚州地区颇具声望。
李壁《雁湖集》不存于今，但所注王安石诗则有多种版本传世。李郛协助李壁注诗，其名亦存于《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中。如卷六《读墨》题下注：“友人宜黄李郛尝云：‘介甫《读墨》诗，终篇皆如散文，但加押韵尔。’”卷二十二《题雱祠堂》“一日凤鸟去，千秋梁木摧”句下，李壁注云：“临川李子经谓此诗属王逢原，恐非。”另据巩本栋先生指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刻残本李壁注卷二十九卷后补注《详定幕次呈圣从乐道》“何逊能诗有世家”一句有云：“予友李郛言，阴、何虽俱梁时人，然铿生稍后，犹逮事陈，则其诗律宜少变于前矣。”以上李壁所引，都是李郛协助之证，可见小传所言不虚。
除了小传所及诸名流，我们尚可读到永嘉叶适《送李郛》七言古诗一首，云：
盖代才难看独手，众参闻见其来久。流风莫盛元祐时，崛起谁当绍兴后。嗟君探讨穷一生，心通文字难力争。雀啄雪篱阁笔坐，虫吟露草翻书行。已轻富贵须臾尔，万一姓名传野史。只愁垂老绝知音，自送青编满朝市。余之视君尚少年，题玉为珉何所贤。期君更尽未死日，举世不信方知天。
叶适生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与李郛年龄相近，诗中所述如“嗟君探讨穷一生，心通文字难力争”、“已轻富贵须臾尔，万一姓名传野史”等也都符合李郛生平，基本可以确定此李郛即为宜黄李子经。全诗赞叹李郛才学超迈，同时也流露出对李郛未获重用的惋惜，且云“余之视君尚少年，题玉为珉何所贤”，可见二人关系，亦非泛泛之交。
叶适《水心先生文集》书影
从以上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李郛虽然科举失利，未能入仕，但读书敏记，学问颇精，是一位在当时文坛广有交游的地方文人。他所撰《北事罪言》、《洛诵堂文集》、《纬文琐语》等多部著作，均已散佚。我们现在能辑佚到的他的文字，除了下文要详论的《纬文琐语》外，还有两条材料可予留意。一是《项氏家说》卷十“封建府兵”条记云：
宜黄李郛子经言：“周之封建，唐之府兵，皆当以汉法考之乃通。盖王畿之外，不尽为诸侯国，时时有特封者。则未封之前，未必有掌其地者。计王朝命吏之在四方，如汉之太守、县令者，固不少也。但周官不明言之尔。府兵止西北诸郡为多，东方诸郡绝无而仅有，则民兵之在郡国，如汉之车骑材官者，必未尝废也。如江西、宣、润、剑南之兵，尚可考见。”子经此说可谓善言古者，必有以通于今矣。
此段详论封建、府兵，颇具识见，项安世未明言所自，据其内容猜测，或即出自《北事罪言》一书。二是嘉靖《江西通志》卷二十一“列女”记载一位徐氏抗声骂贼，李郛称赞“溅血不灭当时心”之句，此当为李郛所存唯一诗句。这两则材料为我们认识李郛的才学，提供了更丰富的文本。
二
唐之淳《文断》与《纬文琐语》的辑佚
如前所述，《纬文琐语》当成于李郛五六十岁居乡期间，刊刻于岳州巴陵郡学。然此书并未见载于目前传世的宋代官私目录，其佚文可辑者主要在明代唐之淳《文断》，存三十七则。唐之淳（1350—1401），字愚士，浙江山阴人，建文二年（1400）以方孝孺荐授翰林院侍读，共领修书事，卒于官，是元末明初的一位重要文人。《文断》一书至迟在洪武十三年（1380）即已编成，是一部汇编式文话著作。唐之淳在该书凡例中言及乃仿《文话》、《文章精义》、《文则》等书体例，调整编次，广罗文献，杂取诸家，随所得先后按类编排成书。《四库全书总目》评此书：“采掇前人论文之语，抄录而成，所引如《纬文琐语》、《湖阴残语》之类，今皆不传，颇有足资考证者。”今检《文断》，确实保留了不少散佚的珍贵文献，如《观堂志林》、《石林过庭录》、《湖阴残语》、《金石庵挥麈录》、《丽泽文说》、《蒲氏漫斋语录》等散佚典籍都有存录，孔凡礼先生还从中辑录出元好问《诗文自警》十余则佚文，显示出该书重要的文献价值。
唐之淳在《文断》中主张“文以理为主”，并自称“特于宋文人类中首陈周、程、张、朱明理之言，以示作文者有所归宿云”，具有鲜明的理学色彩。但该书又不主一家，书前有“援引书目”罗列典籍106种，特别于韩、柳、欧、曾、王、苏六家最为推崇，将他们比之于唐诗李杜，论此六家之篇幅，占全书一半。全书构架，亦在设总论作文法、杂评诸家文、评诸经、评诸子、评诸史、评唐文人文、评宋文人文七个条目之外，又单列评韩文、评柳文、评韩柳文、评欧文、评曾文、评王文、评三苏文，以及评韩柳欧曾苏王六家文等八个条目。这种框架设置，足见唐之淳在标举理学诸家之时，更重视古文家统绪的宣扬。而《文断》随类编排的编纂框架，也直接影响了我们对《纬文琐语》的辑佚，凸显出韩柳欧苏诸家评论在《纬文琐语》中的分量。我们可依照《文断》的编排顺序，辑录《纬文琐语》佚文如下：
1. 学文须当以叙事为先，议论次之。盖叙事者未有不能议论，议论虽高，叙事或不称。古人文字可见。（总论作文法）
2. 编中不可有冗章，章中不可有冗句，句中不可有冗字。亦不可有龃龉处。（总论作文法。又见《文章一贯》卷上、《荆川稗编》卷七十七、《文章辨体序说》）
3. 一编不离一字，一字不离一编。盖一即含多，多即入一。（总论作文法。又见《文章一贯》卷上）
4. 凡作文，不可令其中有龃龉处，才有龃龉一秋毫，即一秋毫皆坏了。（总论作文法）
5. 杂叙事犹易，若模写山川形势曲折，则已为难，若至于论次郊庙礼仪登降曲折，此又难中之难。学者苟不致意于此，终不能尽文章妙处。（总论作文法。又见《文章一贯》卷下）
6. 为文当要转常为奇，回俗入雅，纵横出没，圆融无滞，乃可与言远到。（总论作文法。又见《荆川稗编》卷七十七、《文章辨体序说》）
7. 作文须要血脉贯穿，造语用事妥帖，前世号能文者，无不知此。今学者往往恃才不复措意。文章先须立体，体既已立，其中铺叙，要知起止，更识先后方可。（总论作文法。“作文”至“无不知此”又见《文章辨体序说》）
8. 文章中各有意思，语言不可窄狭，又如造屋须得间架均平乃善，不可一多一寡，一宽一促。（总论作文法）
9. (《韩非子》)辞气绵密贯通，如无间断，自是一种。（评诸子）
10. 战国文章，孟、庄而下，孙武、韩非所为最善，余人莫及。《孙武》十三篇，战国时书也，以比春秋时文差不类。苏、张游说文章，辩论皆有余。第不见其全书，为可恨。（评诸子。“战国文章”至“余人莫及”，《四友斋丛说》亦引）
11. 庄、列辈多寓言，后世文士例将作实事用，必恐有所不可也。（评诸子）
12. 《战国策》载辩士语言甚有奇处，当为文章渊薮。（评诸史）
13. 《三大礼》、《封西岳》与《明堂》，《大猎》、《大鹏》与《鵰》诸赋，虽体调不同，子美、太白其才力正可相当，不特诗也。（评唐文人文）
14. 战国而下,议论通而正,无如陆敬舆,然惜其未免于有心计利害。（评唐文人文）
15. 韩文纵横奇正，皆不可名状。当时学者，如李习之只得正，皇甫持正只得奇。（评唐文人文）
16. 韩、柳、李、皇甫四人，皆于叙事中用力。（评唐文人文）
17. 退之、子厚才如太史公，习之才如班孟坚，而精至用文章工夫过。（评唐文人文）
18. 习之，韩之徒也，作《复性书》，时年未三十，可谓豪杰特出之士。以如斯之才，终身从事于学问间，用工夫于文章，不为不至。然不能并驱于韩，人才高下，信乎其有定限也。（评唐文人文）
19. 韩公行状，辞气平缓，质而不俚，胜于《新唐书》本传。（评唐文人文）
20. 习之质而缓，持正奇而不工。吾谓质而奇则有之，缓不工盖未见也。此郑毅夫云。（评唐文人文）
21. 杜牧之文豪，或失之粗。若皮公美，则近于狂易矣。（评唐文人文）
22. 退之不学《离骚》，然《复志》、《闵己》二赋，细读乃字字句句合于屈、宋。（评韩文）
23. 《原道》、《原毁》、《行难》、《对禹问》、《读荀子》、《仪礼》、《答张籍》、《李翊》、《孟简书》、《送文畅》、《王□序》，对文语意皆纯粹中和，似子思、孟子，战国而下罕见。永叔《本论》、《答李诩论性书》等盖近之。（评韩文）
24. 子厚《贞符》去汉儒符命，《时令论》解驳《吕氏》旧说，见识高明，议论独出诸儒之表。（评柳文）
25. 读《子虚》、《上林赋》与《晋问》，而后知子厚之才高，其文辞气势，直可以回山倒海也。（评柳文）
26. 学文者，常患韩柳难及。某谓如《进学解》、《答李翊》、《韦中立》、《报袁君陈书》，具道平昔文章，参学曲折，二公初无隐乎尔。（评韩柳文）
27. 尹师鲁文章自然典重严正，似其为人。晁无咎才力宏杰高远，三苏之流亚，不唯辞赋度越秦、张，他文亦出其上。（评宋文人文）
28. 永叔文，其原实出于韩，但得法后，更自加变态。古人之文，有专学一家者，有参取诸家者，有自出己意者。永叔虽学韩、柳，而博采古今，更自拔出机杼，故能曲尽其妙，成就一家之作，令后来人无复措手也。（评欧文）
29. 永叔文穷极古今变态，如卿云从风，卷舒万状，不可以常理待之也。（评欧文）
30. 范蔚宗论班孟坚云：“任情无例，不可甲乙。”欧阳公正然，碑志间属辞无复定体，意到言到。（评欧文）
31. 《孙明复墓志》似放《西汉书》语。（评欧文）
32. 或问欧公学韩似否？某谓论文章，要识语脉，如永叔学韩，何处为似，何处不似？若言似，又何曾一一逼真；若言不似，亦且不相龃龉。试问今世深于文章者，若识别得，是大具眼目。如《范文正公神道碑铭》首云：“范于吴越，世实陪臣。俶纳山川，及其士民。”且文何似处？后云：“夏童跳边，乘吏怠安。帝命公往，问彼骄顽。有不听顺，锄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儿怜兽扰，卒俾来臣。”则语与韩如出一手。学古人须如此。（评欧文）
33. 《五代纪》中，诸辩论极为粗正，多先儒所未及。学者欲议义理，尤当注意于此。（评欧文）
34. 曾文大有淳厚深远、近三代气质处，如《唐论》，直须作孟、荀一等文字看。《秘阁》诸序，皆当优于刘子政，其文章议论甚严。（评曾文）
35. 苏明允文，驰骋七国而下，以议论为本，如杜子美诗，备成一家之作，交态不穷。《六经论》与《洪范》、《太玄》诸论自各别，诸书亦然。《上皇帝十事书》，终篇皆切实无浮辞。《上韩丞相书》语意殊□质直。《权书》甚似孙子，《衡论》策大概如贾谊，而文辞更觉成就。《苏文甫字说》，中间说风水之处，如庄子，又如枚叔诸人。《族谱序》、《亭记》，皆浑厚中和。《自尤诗序》，辞气尤为奇绝。其文有质处，有跌宕处，有深奥处，有明白处，有驰骋处，有安徐处。有文有质，有理有事。自云：“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荀之温厚，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投之所向，无不如意。”盖实语也。四言诗甚善，铭、赞、祭文，盖其文章余事，而工夫不减韩、柳诸公。《族谱后录》二篇，叙事甚工。其文章等第，则太史公也。（评三苏文）
36. 气势豪放而结体曲折，尽其关键，此大苏所长，不可及也。《鲜于子骏哀辞》意态宛转，极迫近楚人。（评三苏文）
37. 《毛颖传》全篇作太史公语，置之《史记》中，略不用辩。《天对》与《天问》，文章如出一手。《代侯公说项羽辞》、《拟孙权答曹操书》，直可参之秦汉、吴魏间语。此数君子于文章材力，本过绝人，学又尽工夫，故能变态如此，至于不测。（评韩柳欧曾王苏六家文）
除了《文断》所存，宋代笔记赵与峕《宾退录》、王应麟《困学纪闻》、史绳祖《学斋佔毕》三书中也有《纬文琐语》各一则：
1. 《唐》、《五代》史书皆公手所修，然义例绝有不同者，一人之作，不应相去如此之远。议者谓《唐书》盖不尽出公意。（《宾退录》卷五）
2. 《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盖用佛书“三圣弟子”之说，谓老子、仲尼、颜子也。（《困学纪闻》卷十七）
3. 马融作《长笛赋》云“近世双笛从羌起”，而《风俗通》以为汉武帝时丘仲所作，则非出于羌人矣。然《西京杂记》：“高帝初入咸阳宫，笛长二尺三寸，六孔。”又宋玉在汉前，而有《笛赋》，不始于武帝时丘仲所作。（《学斋佔毕》卷一）
如此，我们可以辑得《纬文琐语》佚文合计40则。这些佚文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偏重于对经典作家，特别是韩、柳、欧、苏四家的评论。就其论题的分布来说，或许是唐之淳选择的结果，但更重要的仍是李郛观点的展现，将之置于南宋文章学视野下观察，其意蕴颇堪玩味。
三
南宋文章学视野下的《纬文琐语》
南宋文章学著述有相当一部分是与科举考试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如大家所熟知的《古文关键》、《论学绳尺》等选本都是专为科考而编，即使是四六话如《四六谈麈》、《辞学指南》等也和词科密切相关。而《纬文琐语》则属另一系统，与科举考试关系不大。作者李郛本就是一位科考失败者，所谓“为文援引浩博，不能就有司程度”，因而《纬文琐语》论文旨趣也就不是场屋之文，而更多蕴含个人的文章思想和写作观念，其所表现出的学术品格更关心文章的艺术特质和审美风格，而非指向应用性与现实性。这一点或与陈骙在《文则》自序中所说有些类似，其文云：
余始冠，游泮宫，从老于文者问焉，仅得文之端绪。后三年，入成均，复从老于文者问焉，仅识文之利病。彼老于文者，有进取之累，所有告于我与夫我所得，惟利于进取。后四年，窃第而归，未获从仕，凡一星终，得以恣阅古书，始知古人之作，叹曰：文当如是。
陈骙自述《文则》的成书过程，说自己年轻时为入仕而问“老于文者”为文之法，所得只是“端绪”和“利病”，“老于文者”所告也是为了“利于进取”，作文的功利性很强。直到获得登第，才“恣阅古书”，得窥古人文章奥秘，于是创作《文则》。陈骙乃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第一，后又官至参知政事，李郛自然不可与他比。但《文则》这种淡化科举语境、抛弃“利于进取”的论文趣味，却是和《纬文琐语》一致的，而且这种趣味明显地反映在我们辑录的《纬文琐语》佚文之中。
《纬文琐语》佚文因《文断》的编纂类目，也可分作两大块，一是总论作文法，二是评述具体作家。在总论作文法中，《纬文琐语》有两点值得重视：
首先，是推重叙事，将善于叙事视为文章的最高境界。所辑佚文第一条即云：“学文须当以叙事为先，议论次之。盖叙事者未有不能议论，议论虽高，叙事或不称。古人文字可见。”李郛认为叙事当优先于议论，能叙事必能议论，而能议论不一定能叙事。其后第五条、第七条、第十五条、第三十五条，也都谈到叙事，以此作为衡鉴文章妙处的重要指标。这就与科举场屋之文，推重议论的取向颇不同。因宋代科举文章最重议论性极强的策、论文体，以至有“论学”、“策学”之称，所以为科举服务的文章学著作，都特别强调文章的“立意”。所谓立意，在宋代文章学的具体语境下，主要针对议论文，其实就是强调议论的观点需有新意。比如《止斋论诀》就说“凡论以立意为先”，真德秀《西山读书记》也说“读书须先看古人立意”，类似的表达在宋元文章著述中出现得非常频繁，这都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李郛的主张，却将叙事提到最高，而将议论放于其次，这或许正是南宋中期出现的新的文章学思潮。我们能够看到类似的观点，是成书于乾道六年（1170）的《文则》所言“文之作也，以载事为难”，与李郛大体同时的吕祖谦也曾说“作文字不难于敷文，而难于叙事。”此后，真德秀《文章正宗》分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陈绎曾《文章欧冶·古文谱》“式”下也分叙事、议论、辞令，叙事的地位都得到了一定重视。我们当然很难说是李郛等人的观点影响了后来者，但至少可以说李郛乃是推重叙事的文章学观念，较早的倡导者。宋代以后，对文章叙事的重视愈为突出，如明代归有光就说“学者作文，最难叙事。古今称善叙事者，惟左氏、司马氏而已。”以至于清代而兴起了“文章莫难于叙事”之说。重视叙事的价值，背后关乎文体。推重文章叙事，必然看重记、传诸文，其前代的典范也就指向了《左传》、《史记》等。可见，对待叙事的态度，其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文章学论题，而《纬文琐语》的主张恰好反映出南宋中期文章学的新思潮。
《文章正宗》书影
其次，是强调字与句、句与篇的关系，也就是注重语句修辞与文章构架的互动。古文批评着意于篇章脉络、立意文眼者为多，推敲字句者少，明确标举一字一句对篇章整体的重要性者更少。《纬文琐语》这一点却颇显突出，既深刻认识到“编中不可有冗章，章中不可有冗句，句中不可有冗字”、 “一编不离一字，一字不离一编”的基本道理，又包涵“一即含多，多即入一”的辩证思想。李郛认为字句使用必定影响篇章整体，“才有龃龉一秋毫，即一秋毫皆坏了”，又特别拈出“立体”与“间架”，指出文章铺叙讲究起止，语言圆融，结构均平。他甚至还提出了“为文当要转常为奇，回俗入雅”，不用说，这种转常回俗，也是依赖于一字一句的圆融无滞才能做到。这些论述虽然文字不多，但均是颇具识见的一家之言，集中反映出李郛总体性的文章写作观念。
除了总论作文之法，《纬文琐语》佚文的主体还是对经典作家作品的评论。从经史而诸子，由先秦两汉而唐宋，《纬文琐语》的评论涉及了南宋之前文章和文章家的重要代表，如《离骚》、《孟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孙子兵法》、《战国策》、《汉书》、苏秦、张仪、司马相如、贾谊、司马迁、班固、刘向、马融、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杜牧、陆贽、皮日休、欧阳修、尹洙、曾巩、三苏、晁补之等等。这一长串名字，几乎可以勾勒出南宋以前文章发展脉络，亦足见《纬文琐语》一书所论之广，不愧李郛“书橱”之名号。而其中最突出的论述，仍是集中于以韩柳欧苏为代表的唐宋八大家。如前所示，《文断》所存《纬文琐语》佚文37则中，“总论作文法”8则，“评诸子”3则，“评诸史”1则，“评唐文人文”9则，“评宋文人文”1则，余下15则均是评韩柳欧苏者（曾巩仅一则，无评王安石例），而“评唐文人文”9则其实也有5则涉及韩柳，“评宋文人文”1则也涉及三苏；非《文断》所存3则佚文，也有2则是讨论欧阳修、韩愈之文的。如此算来，《纬文琐语》40则佚文，论八大家者竟占去23则。从这个角度看，说《纬文琐语》是一部以唐宋八大家为评论重心的文话，应不算过分。这些作家评论也有几个要点值得注意：
一是标举韩愈文章的经典意义，揭示韩愈对后人文章的影响。李郛论文，韩柳并重，然从对后人影响的角度来看，韩胜于柳。他说“学文者，常患韩柳难及”，又言韩愈的《毛颖传》“全篇作太史公语，置之《史记》中，略不用辩”，而柳宗元的《天对》“与《天问》文章如出一手”，自然都显示李郛承认韩柳并驾，不分轩轾。他谈论柳文，认为柳宗元议论文“见识高明，议论独出诸儒之表”，《晋问》之作也是“文辞气势，直可以回山倒海”，可见从文章立论和语言艺术层面，李郛对柳宗元是推崇的；论韩文，则不但认为“纵横奇正，不可名状”，“语意皆纯粹中和，似子思、孟子，战国而下罕见”，而且还说李翱得其正，皇甫湜得其奇；又说欧阳修文章受韩愈影响极深，“永叔《本论》、《答李诩论性书》等盖近之”，亦即意味着在同样肯定韩愈文章的创造性之外，《纬文琐语》更重视韩愈文章对后人的影响。特别是说到欧阳修文章时，既说他“虽学韩柳”，又更明确指出“永叔文其原实出于韩”。韩愈之于唐宋文章的经典意义，在此书中得到进一步确认。
二是善于总结作家风格，拈出文章源流，对欧苏诸家的艺术特点见解尤切。李郛说陆贽文章“议论通而正”，李翱“质而缓”，皇甫湜“奇而不工”，杜牧“豪或失之粗”，皮日休“近于狂易”，尹洙“自然典重严正”，晁补之“宏杰高远”，曾巩“淳厚深远”，苏洵“驰骋七国而下”“有文有质，有理有事”，苏轼“气势豪放而结体曲折”等等，这些评论都是用简洁的语言，总结出作家的主体风格，并且时能优缺点兼顾，大体符合作家们的创作实际。在总结风格的同时，《纬文琐语》还注意作家作品风格的历史定位，拈示源流。如欧阳修“学韩柳而博采古今”、《孙明复墓志》“似放《西汉书》语”、苏轼《鲜于子骏哀辞》“意态宛转，极迫近楚人”、晁无咎乃“三苏之流亚”等等，都是从文章的艺术源流角度予以揭示。他论欧阳修学韩，又提出了“似”与“不似”的问题，认为“论文章要识语脉”，“似”不必一一逼真，亦步亦趋；“不似”也并非故意龃龉。欧阳修学韩乃得其神，能拔出机杼，成就一家。这种观点，不停留于表面的类似与否，而能深刻认识到文章语脉的相承相因，可谓卓识。论苏洵一段也很精彩，其云：“《权书》甚似孙子，《衡论》策大概如贾谊，而文辞更觉成就。《苏文甫字说》，中间说风水之处，如庄子，又如枚叔诸人。”苏洵文章有纵横家之风，李郛将苏洵代表作的艺术源头加以勾画，并且继续指出“其文有质处，有跌宕处，有深奥处，有明白处，有驰骋处，有安徐处”，从多个角度全面认识苏洵文章。可以说，偏好论述作家风格与艺术源流是《纬文琐语》论文主张的一大特点。
三是与总论作文法推重叙事相呼应，《纬文琐语》重视韩柳欧苏的叙事之作。李郛说“退之、子厚才如太史公，习之才如班孟坚”均是将古文作家比之于史书作家，论《毛颖传》则说它“作太史公语，置之《史记》中，略不用辩”，显然都是侧重叙事一体。论韩愈、欧阳修也特别留意其行状、碑志等叙事性文体，所谓“韩公行状，辞气平缓，质而不俚，胜于《新唐书》本传”、“（欧阳修）碑志间属辞无复定体，意到言到”等。他赞赏苏洵《族谱后录》两篇，也是因“叙事甚工”。这些关注点，足见其对叙事之作的重视。李郛当然也不轻视议论，他说柳宗元“议论独出诸儒之表”、说欧阳修《五代纪》“诸辩论极为粗正，多先儒所谓及”、说曾巩《秘阁》诸序“议论甚严”、说苏洵文章“以议论为本”等，都注意到议论的意义。但是在宋代文章学的整体视野下，看重韩柳欧苏诸家的议论，并不显得有多么特别，因为这是以科举考试为中心的文章话语主流。而能在注意议论的同时，重视韩柳欧苏的叙事之作，甚至说“韩、柳、李、皇甫四人，皆于叙事中用力”，就显示出《纬文琐语》兴趣点的新趋向，这也是唐宋八大家作品经典化过程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新的思潮。
除了论作文法、论作家风格之文，《纬文琐语》还涉及一些作品典故、语辞的考辨，如《困学纪闻》所存条讨论《原道》“弟子”之源，《学斋佔毕》所存条辨析笛的创作时段等，均是此类。综上可见，《纬文琐语》论文话题并不单一，不局限于一般的文法和文章风格，是一部综论文章写作、作家风格、文辞考辨的重要文话著作，其论文主张淡化了科举意识，而更为强调文章语言、篇章、风格等本体特性，在文话初兴的南宋时期，表现出独特的论文旨趣和学术品格，是我们考察南宋文章学整体风貌不可忽视的散佚文话。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章学著述汇编、整理与研究”（15ZDB066）、全国高校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宋金元散佚文话辑考”（1552）阶段性成果。发表于《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18年01期，总第31辑。
编辑 | 朱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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