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研究的对象为明代礼乐与演剧，贯通始终的则是有明一代复古乐思潮的消长。究其实质，却是源于对重构有明一代文学、尤其是复古思潮兴衰异变的强烈兴趣。然而，治有明一代文学，何以将礼乐与演剧，复古乐思潮与文学复古思潮关联起来，关于这一新的研究路径笔者十余年来早有文章加以探讨，这里，尚有若干曲折未明，不妨先自概念的辨析入手，略作集中：
从礼乐到演剧：明代复古乐思潮的消长
作者：李舜华 著
定价：82 元
页数：357页
ISBN：978-7-309-13798-9/J.369
字数：291千字
开本：16 开
装帧：精装
出版日期：2018年9月
引 传统曲学研究新路径的提出
（一） 礼乐与演剧——新路径的源起
笔者旧有《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一书，对此阐述已明。首先是聚焦于演剧，所谓“剧”，实际包括百戏、杂剧、院本与戏文（传奇）等各种表演形态，然而，“曲”唱——其实元明时期的曲唱实际也大可视为戏剧（曲）表演中的一环。也相应囊括其中；而且，笔者所要考察的最终指向是以（新）传奇为代表的晚明戏曲的复兴，及其后来的嬗变轨迹，而一应形式的曲唱与搬演都不过做为与之相关的环节来加以考察。换言之，笔者视“曲唱”为戏剧表演的最高（雅）形式，曲辞的增益是科诨小戏向抒情大戏发展——或者说由（戏）剧向戏（曲）发展——最显著的表征之一。其次是聚焦于“礼乐”。特称作“演剧”，便是主要着眼于联系当时的演出背景来考察戏曲的发展，也即将“剧（曲）”置放于演剧环境中，始能折射出社会结构变动下不同因素的交织，并由此来追溯晚明戏曲复兴的深层原因；而演唱之剧，一旦与环境相联，便绝非单纯歌弹唱演之娱戏，而实为礼乐制度的一环。说演剧实为礼乐制度的一环，至今犹然。因此，有关演剧的发生、发展，以及其形式与内容的变迁，也必定与礼乐制度的变迁相关联。围绕着这一礼乐制度，呈现作种种世相的，往往为礼乐风俗，而裹含其中的则为社会上下的礼乐关怀，包括礼乐思想与礼乐精神。“礼乐”二字，所涉实大，一应演剧皆在其间。因此，研究中以礼乐与演剧并，演剧是目的，礼乐则是路径，是我们深入探讨戏曲史的新路径。简言之，早在十多年前，笔者即明确提出，“近代以来，传统演剧主要是在文学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等西学东渐之后的学科分类体系下作为研究对象而受到关注的。相关研究尽管都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但是在总体把握中国传统以礼乐为核心的文化建制方面，尚未能尽如人意。传统演剧与其说是一个可以孤立地被抽绎出来的，为知性所界定的文学及政治社会现象，毋宁说是中国传统礼乐文化总体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对演剧的理解必须植根于对这一整体的把握”。
（二）从乐学到诗（曲）学：新路径的拓进
一代有一代之政治，一代有一代之思想，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应文学的大变，确切说，雅俗文体的嬗变，关键都在于新兴文人的参与，而新兴文人的崛起，之后必然是社会与政治的大变动，其核心是新思潮的飙起。因此，将演剧重返礼乐制度，由此来发明晚明戏曲复兴的历史轨迹，只是第一步；晚明戏曲何以复兴，根本还在于，如何将戏曲的复兴置入当时整个政治、历史、思想与学术的大变动中——复古（乐）思潮的意义便因此而凸显。也正是因此，继“礼乐与演剧”之后，笔者明确标举“从乐学到诗（曲）学”，假此进一步拓展传统曲学研究的新思考。此一“曲学”殆就学科而言，并非狭义的曲律学；这一“传统”，殆即相对现代学科体系的戏曲（剧）研究而言；这一新路径，即，力图重返中国传统以经学为核心，以经史子集为分类法的学术体系，来发明具有近世意义的曲学（小说学亦然）的发生与发展。简言之，曲学的兴起——肇始于元而发达于晚明清初——正是曲学得以脱离经学（乐学）与诗学而独立的过程；相应，也是元明北曲与南曲递相嬗变、及词曲得以分体发展的过程。曲学的独立，遂成为晚明文学暨以四部分类为基础的传统学术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的显著特征之一。因此，也只有将曲学的嬗变，置于元明以来整个学术格局之中，联系有关政治思想背景，重加探讨，方能真正发明曲学兴起的根本原因及其意义所在，而其间曲论的真义与曲史的真相方能进一步呈现出来。这一径路，所涉实大，不妨稍作发覆。
一 、重辨复古（乐）思潮与师道精神的文学史意义
历来论中唐以下文学史的变革，多标举复古（文学）思潮的消长，唐宋又有古文运动，明代又有三次复古运动之说；然而，尚需进一步提出的是，这一文学领域的复古思潮，从根本上来说，与经学领域的复古乐思潮密切相关，而后者正是以唐玄宗教坊大兴俗乐相应。以下详而论之：
（一）复古（文学）思潮——兼及“晚明”与“近世”的提出
若论有明一代文学，复古思潮的消长，实为第一要义。然而，关于明代复古思潮的意义，百年来的研究还真是一波三折，这还得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尤其是对“近世”的划分、以及“晚明”的界定说起。
一般论文学史，先秦为一大变，中唐以来为一大变，晚明为一大变；进而论明代文学史，一般分为三期，自洪武至成化为前期，自弘治至正德或嘉隆为中期、自嘉靖或隆万至明末为晚期，并特别重视晚明文学的复兴。早在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便将“明初”定义为弘正以前，而以嘉靖初为近世文学复兴的开始，并兴奋地称嘉靖是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划分实际与当时史学界关于明史分期的主流说法相近，大抵也将晚明的开始追溯到嘉靖时期（当然，关于晚明起始的具体年限在史学界也还是有争议的，不赘）。治有明历史，所重在晚明，这一“晚明”，在经济上是新经济形态的起来，当年聚焦于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后来则谨慎地定义为新经济形态的兴变、城市的发达与庶民的起来）；在思想上则是新文人思潮的起来，并聚焦于左派王学、尤其是左派中异端之尤者李贽的出现；在文学上，则是以公安派之诗文、汤显祖之戏曲为代表的性灵思潮的飙起。可以说，长期以来，“晚明”已成为中国历史由古代向近代嬗变的一大变革时期，以至于“晚明文学”一旦提及便有璀灿怒放之感。进而言之，我们对明代文学史的分期，对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分期，种种争议，其实都源自如何界定近世文学的兴起。
关于中国历史“近世”的起来，若真的追溯，倒真有几分复杂。简单来讲，早年论中国的近世，倒是倾向于宋代，自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倡唐宋变革论以来流播益广；因此，史学界论资本主义萌芽，也首先聚焦于宋，一时宋代经济研究大热。细按，内藤湖南在谈及宋代种种经济与制度的新质，包括庶民的起来、精神的大变，固然强调的是唐宋变革，却也明确提出宋代的新变，实际肇始于唐末，譬如，他曾明确道，“唐代是中世的结束，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期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时期”； 而这一唐末，内藤氏其实又追溯到中唐——譬如，在讲及唐末文学之变时，便特别提到韩柳的文学复古运动。那么，也就是说，内藤湖南以宋代为近世说，这一近世实际却肇始于中唐，并以韩柳复古思潮的兴起为标志，使用唐宋变革说，不过是为迁就一般朝代分期法。
当以宋代为近世说起来不久，甚或几乎同时，便有“明”说与“晚明”说；后来，尽管我们仍将安史之乱以来视作中国传统历史的重要分界点，却逐渐将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集中在晚明，以晚明为近世说也逐渐占据主流。也正是因此，郑振铎在撰写中国文学史时，便直接将嘉靖元年作为近世文学的开始。需要提出的是，于早期中国学界而言，虽然同样是受西方影响，无论持“宋说”还是持“明说”，仍然偏重于对中国历史传统——从制度到文学——自身演进的思考；然而，愈到后来，却不可避免地在五四新思潮的推波助澜下，日益将目光投向新社会新市民新思潮新文学，并日益为马克思主义史观所席卷。或许，也正是因此，较之于“宋”说“明”说，“晚明”一说遂日益发达，对文学分期也影响深远，1949年以来更因进入文学史教材而一枝独秀。直到90年代，在日益飙起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中，“晚明”的意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1998年，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仍以嘉靖之后为近古文学，文学变革犹如狂飙突至，迅猛异常，而将元初至明中叶期间，视为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三段；但同时也认为，元初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明初则进入相对沉寂的时期。不过，就在同一年，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已明确提出异议， 而将金元时期视为近世文学的萌生期，将洪武元年（1368）至成化末年作为中国近世文学受挫期；并将弘治元年（1488）至万历三十年（1602）左右，视为近世文学的复兴期，以前七子复古文学思潮的兴起为序幕；而以万历三十年至乾隆初期为近世文学的徘徊期。也即章、骆所编《中国文学史新著》正式突破原有的晚明说，而将近世文学的开始定在金元。同时，将中唐以来的文学视为中世文学的“分化期”，以为中国文学自中唐起开始分化，“明显地出现了两种足以对峙的倾向”，其中，雅文学的分化，其抒情的一支，与同时俗文学如传奇、词的起来遂成为后来近世文学的先声。可以说，这一文学分期，正可以看作是近世说中由“晚明”向“宋”在新情境下一定程度的回归，力图重新思考中国文学传统自身的演进历程。
当研究者将“近世”定义在晚明，这一晚明又界定在嘉靖或更晚时；这一近世文学的兴起及其内涵，如前所说，便直接彰显了性灵思潮的意义，同时，这一性灵思潮更是作为复古思潮的反动而存在的。早在晚明性灵思潮起来时，时人便以指摘前七子复古模拟之蔽为口号，清初钱谦益对李梦阳的批评尤为尖锐，可以说，钱氏对复古与性灵的定义，以及对有明文学史的建构直接影响了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史书写，并流播至今。然而，近百年来持异议者也不绝如缕。譬如，早在30年代，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便说到：李梦阳所谓学古，又是标举第一义之格，则正属情文并茂之作。因此，主格调与主情，非惟不相冲突，反而适相合拍； 1986年，章培恒发表《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一文，特别提到以袁宏道为代表的性灵思潮与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复古思潮之间的关联，可以说，后来研究界对复古运动的重新探讨正是发轫于此。90年代初，廖可斌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便是其中典型。 2006年，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更以师道精神的消长来涵摄复古思潮以来明代文学的演变，尤其是作为近世文体戏曲的兴起。其中，便有专节讨论李梦阳。书中所述虽然侧重的是李梦阳在明中期曲学复兴中的先声作用，然而，其中对李梦阳诗论“真诗乃在民间”说的重新辨析、“七情之中尚哀”等议论的提出，以及从其志向在“风”与“雅颂”之间的两难来理解复古而不能的执着与沮丧，最终发明其慨然以师道自任的文学史意义，都是对李梦阳诗学及其于整个明代文学复兴之精神意义的重加探讨，因“真诗乃在民间”说讨论的出发点便在于当时北音的复兴，也只有重新发明李梦阳的诗学意义，方能真正讲明当时北曲究竟是在何种理论背景下勃兴的。
《乐与明前中期演剧》，李舜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二） 复古（乐）思潮
到今天，有明文学的剧变以文学复古思潮的起来为标志，这一观点已逐渐为学术界所认可；然而，尚需提出的是，这一复古思潮断非仅仅存在于文学领域，从诗艺上鼓吹“诗必盛唐”“文必秦汉”，而是席卷了整个明代学术史体系的大变，而经学领域的复古乐思潮恰为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其实质是一代士林对自我性命思考的重新体认，也即士林精神的大裂变。李梦阳的意义，首先是作为当时一代士林精神的先驱者，而在历史上大放异彩的，明乎此，方可以真正理解李梦阳对晚明文学的深刻影响。
笔者首倡复古乐思潮，就其根本，都在试图重新理解中唐以来文学史暨学术史的变迁，或者说，自复古乐思潮切入，可以更为深入地探讨一部文学史与学术史嬗变的隐微所在。说到中唐以来传统学术的大变革，若与制度变革相呼应，也不妨概略为唐宋变革。唐初孔颖达等奉诏编撰的《五经正义》等，以集大成的方式最终宣告了汉学“一天下”的官学地位，同时，极盛而衰，也肇示了汉学后来的衰微；殆至中唐以来，官学渐微，诸子并起，遂渐开启后来宋学的端倪。说到宋学与汉学，笔者曾指出，二者之间的根本歧异，体现在诗经学上，便是两宋以来强调诗乐相合，并将矛头直指汉学如何将诗乐相分，只知自训诂章句入手来发明义理，等等。需要指出的是从诗乐相分到诗乐相合，绝不仅仅是诗经阐释学在方法上的不同，而是从根本上隐喻了儒者对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新认同——前者以帝王师自居，种种训诂说理，皆意在为帝王作史鉴；后者却逐渐将目光转向了民众，而以天下师自居；也就是说，主张诗乐相合的精神根本在于诗教天下，这一折变正是具有近世意义的启蒙思潮的滥觞。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新学术新思潮的起来一开始同样也是以复古的姿态出现的。可以说，自中唐以来，复古乐思潮便开始萌生，北宋立朝以来，在乐制上的六次大变革实际都是由复古乐思潮推动而来，而这一时期正是我们所熟悉的复古思潮下唐宋文学大变革的时期。
历史的发展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明代成弘以来，以复古思潮为先导，同样出现了打破官方程朱理学一统，而诸子百家蔚兴的局面，而文学，包括诗学、词学、曲学、小说学等，与（音）乐学、音韵学、历学等等，都不过诸子之一。尚需提出的是，这一文学复古思潮的大兴，实际可以上溯至元代以“宗唐得古”为号召的文学思潮，明初宋濂等人是其绪余。 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明代复古思潮，不如说元明复古思潮，一如唐宋复古思潮一般——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近世文学”的开始不妨断自金元。我们可以看到，自元一统以来，复古乐思潮渐兴，士大夫纷纷拟作古今诗体，尤尚古乐府，甚至以为诗三百以下无诗，其立意莫不在师道自任，而积极以仿效孔子等先贤删诗正乐相鼓吹；甚至折而开始关注“今之乐”，并鼓吹“大元乐府”以绍继唐诗宋词，成一代之文学，其实也都源出于此。明代立朝，朱元璋的制礼作乐，正是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元以来士林的礼乐诉求，只是这一锐复三代之制最终成了一种姿态；直到成弘以来，士大夫复古乐思潮重新大炽，并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日新而月异。
近世乐学滥觞于（晚唐）两宋，兴于金元，至晚明心学出，更辟一新局，诸家学说几乎无不以乐学为核，因此，有关乐献也相应繁盛；传统文学，至晚明也辟一新局，无论诗、词、曲，诸体文学蔚兴，最初也无不笼于乐学之下。也正是因此，晚明后七子之首，当时文坛盟主王世贞，但以诗乐离合来勾勒历代诗体嬗变的轨迹，如何自诗三百而骚赋，而汉魏乐府，而唐诗，而宋词，而元北曲，而明南曲，这一文学史的勾勒已成为当时人的共识，由此可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曲学”作为与“古之乐”相对的“今之乐”，它的兴起在当时人眼中已是最值得重视的现象——随着复古（乐）思潮的消隐与性灵思潮的萌生，晚明曲学最终脱离诗（词）学而独立，曲也因此被推誉为元明一代文学的代表。
（三） 师道精神——师道自任与礼乐自任
当晚明之时，曲，作为今之乐，最终被推誉为元明一代文学的代表。然而，为什么中晚明的文学复兴——或者说文学复古思潮的兴起——肇始于诗文，最终却是戏曲（小说）大放异彩？个中原因自然极为复杂。然而，一旦我们将这一场飙起于前七子、以诗文为核心的复古运动，置入当时整个文学格局、甚至整个经史子集的学术变迁中，历史的脉络便渐次分明，而贯穿始终，并最为彰显的便是文人士大夫师道精神的消长；也只有从精神史的角度切入，我们方能更为有利地把握时代的整体脉动，来发明曲学何以大兴。
我们说，汉学与宋学，从诗乐相分到诗乐相合，从根本上隐喻了儒者对自我身份的重新认同；可以说，主张诗乐相合的精神根本在于诗教天下，这一折变正是具有近世意义的启蒙思潮的滥觞。换言之，这一对自我身份的重新认同，便是师道精神在新历史情境下的勃发，以师道自任，其核心便是慨然以礼乐教化天下为已任。
尽管师之道由来已久，关于儒者以师道自任的精神也由来已久，然而，秦汉以来师道不彰，却是事实，如此方有韩愈《师说》振聋发聩，“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可以说，以韩愈、柳宗元为鼓吹，中唐以来复古思潮的飙起，其精神的根本内核便是师道复兴。进而言之，儒以师道与君道相抗衡，首先便体现在帝王与士大夫在礼乐天下上的权力博奕。帝王有道，则礼乐自天子出；帝王无道，不能礼乐天下，则文人士大夫起而以孔子自任，以礼乐天下自任；也就是说，师道复兴，首先是由士大夫礼乐自任的姿态体现的。这样，我们对唐宋制度变革，之所以首先聚焦于礼乐制度便有了新的阐释。自唐玄宗时期立教坊而俗乐大兴以来，朝野上下请革（变）俗乐的呼声始终不绝如缕——以至于仅北宋一代便六更其制——其意义显然不仅仅指向俗乐本身，而恰恰在于帝王与儒臣于礼乐制作上对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也即君道与师道之间的争竞。一切学术之变，均导源于此。因此，我们正可以在梳理一代乐制（学）变迁的基础上，以师道精神的复兴为切入点，来观照中唐以来复古思潮下学术格局的大变动，其中，最为突显的表征便是文学领域从诗学到曲学的一系列变化。
“曲者，乐之支也”（明王骥德语）。元明以来将曲与礼乐联系起来，从乐辞系统的演变来考察南北曲的兴起，绝非空穴来风，而是传统声辞学的延续与变异。从诗三百，经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到元北曲（乐府），再到明南曲，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样一种声辞统系的叙述，它所依据的并不是各文体实际发生的次序，而是各文体进入礼乐文化系统、或者说被尊体与被雅化的先后次序，而直接体现了历代士夫礼乐自任的精神。
一代有一代之政治，一代有一代之精神，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中国近世文学的兴起肇始于唐宋制度变革，而百制之中礼乐为先；一旦自礼乐的角度切入，我们发现，中唐以来，尤其是元明以来文学复古思潮的消长，这一过程实与经学领域复古乐思潮（表现于文学领域中则为诸家对诗乐观念的重新阐释）的嬗变互为表里，贯通其间的始终是师道精神的消长——可以说，一代知识人的师道精神，是传统中国政治与学术交融互动最根本的内驱力。
中唐以来学术的大变，唐宋为一阶段，元明为一阶段，元明时期的复古思潮不过是唐宋复古思潮在新历史情境下的重新勃发。然而，如果说，唐宋时期的制度变革，是士大夫修齐治平理想展开的一部正剧；那么，元明时期的变革，自一开始便成为一部荒诞的悲剧，而透露出几分英雄末世的情怀。这也是同样标举复古文学，唐宋时期偏重于文章，而元明则偏重于诗（曲），具有近代意义的曲学，随着性灵思潮的大张，最终脱离乐学与诗学而独立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 、明代乐制的更变与复古乐思潮的消长
从上面论述来看，我们已经能够基本把握住，曲学的兴起与以经学为核心的整个学术体系的裂变有着如何密切的关联；然而，二十世纪以来的曲学研究却日益远离于诗学与词学，与乐学睽隔得也便更远。个中原因，正在于深受西方影响的现代学科体系的起来，原有传统学科体系的核心——经学备受冲击，甚至有声音鼓吹经学当死，乐学因此日益式微，现代意义的音乐与文学研究相应而起，并各自取径，其中，传统曲学也日益强调表演的意义，而成现代戏曲（剧）学。不过，近年来有关诗（词）学，或演剧史的研究，已开始关注一代乐制的变迁；只是，其间雅乐与俗乐如何混杂，相应，诸家乐论的雅俗古今之辨，又如何与诗（曲）论相互发明，又如何从学术体系的整体大变，来观照子学分支的各自嬗变，仍然起步维艰。
早在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一书中，便明确指出，当成弘以来，明代同样出现了学术下移，也即打破了官方程朱理学一统，而诸子百家蔚兴的局面；并试图用“师道复兴”这一概念，来重构复古运动的兴起以及后来文学领域的一系列变化，而直指中晚明学术格局的大变动。指出：第一，随着成化以来士大夫师道精神的渐次复苏，弘治末正德初，在北方，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以反台阁文学为职志的复古运动首先在诗文领域迅速飙起，一代士林精神从此走向一场空前的裂变。第二，从诗学转向曲学，由北曲折向南曲，正是这一复古思潮嬗变的必然。换言之，戏曲领域继诗文之后，也卷入了这一场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第三，这一戏曲领域的复古运动，率先以北曲为标帜，并通过康海、王九思、李开先的推演进一步通向晚明演剧（以南曲为代表）的繁荣，相应是性灵思潮的勃发。第四，自明中期文学的复古，到晚季性灵思潮的泛滥，这一过程实与经学领域复古乐思潮（表现于文学领域中则为诸家对诗乐观念的重新阐释）之嬗变相表里，并隐括了师道精神自高涨至消解的整个过程。尚需提出的是，该部著作虽以明前中期为考察对象，实际已上溯中唐以来乐制（论）的变迁，而下衍晚明传奇的大兴，其间，元明文学的变革均涵摄其间。
一代文学的变迁实与一代经学（乐学）的变迁互为表里，如此而言，不了解历代乐制/理的变迁，实不足以了解一部中国文学史。然乐为六经之一，实非数年间可以通贯之。旧着《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下部侧重于文本，暂且不论。上篇侧重在史，史又以师道精神下复古思潮的消长为重，来勾勒演剧的变迁，也即以演剧为重，礼乐不过路径，并以理论建构为根本，因此，有关明代乐制的变更不过揭其大势而已；同时，既以明前中期为主要考察对象，则对有明一代乐制于文学的影响，止于嘉靖时期；于复古思潮，则主要发明北方诸子——即以北曲复兴为表征的戏曲领域的复古运动——的曲学意义；于复古乐思潮的发明，尚只是散见于若干章节之中，也即具体人物文学精神的分析中。这样，具体到本书，便有意做更为系统更为深入的考察：第一，直接考述整个明代三百年乐制的变迁，期间对史实的考辨也更趋于具体化；第二，择选典型人物典型事件，由此勾勒复古乐思潮的消长，并以此折射整个明代乐制的变迁，及其影响下演剧的变迁；第三，无论在制度方面还是文学方面，在地域上，都突出了江南的意义，以南京为主，以吴中为辅，来考订诸子的礼乐自为，不仅在乐制变迁上特别突出作为留都的南京的意义，同时，在复古（乐）思潮上，也特别突出成弘以来以南京为核心的文学思潮的嬗变，相应是整个思潮大变动下吴中的自觉。需要提出的是，本书以考为主，不仅是更深一层考辨明代乐制的变革，同时，对诸子乐（曲）学思想的发明，也更侧重于诸子生平、家世、往来论学、后世书写的具体考辨，无他，欲由此详细发明诸子思想与一代政治（尤其是礼乐更制）的关联，也即由此发明复古乐思潮何以兴、何以歇、何以变的深层原因。
朱元璋定都金陵，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重视礼乐制作可谓极矣。就其精神而言，洪武一朝革新礼乐始终未放弃接续三朝乐统的努力；然而，事实上乐与辞始终处于古今雅俗的嬗变中，因此观念上的复古尚雅必然为现实所囿。因此，有明一代礼乐，一方面锐志雅乐，一方面又俗乐杂出，这一矛盾直接可以追溯到洪武立朝对礼乐官署的革新，其根本则在于太常地位的下降与教坊司的升格；而后来南（京）教坊更成为当时南北雅俗消长的聚焦所在。因此，本书第一章首考制度，以官署为本，详辨教坊司的沿革，富乐院的普化，丽春院的有无，南京御勾栏与十六楼的隆衰；并专立一节讨论南教坊——这一南教坊特指正统以来南京的教坊，与北教坊相对——的沿革，以为全书论述的基础。然后方是洪武建制至明末废制，整个乐制变迁的历史，及其间复古乐思潮的消长。
如前所说，朱元璋的制礼作乐正是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元以来文士的礼乐诉求，只是“锐复三代”最终成了一种姿态，洪武朝的乐制，迅速从效法周制折向兼法唐制，也就是说，洪武制度的确立实际上经过了洪武初制与洪武定制两个阶段，这一变更直接体现了朱元璋与以宋濂等浙东士子为代表的廷臣之间的微妙冲突。历来雅乐的制作，第一重石，以石定音；第二重律，以考求元声，成中和之音；因此，本书第二章考洪武乐制法周法唐外，特别择选了灵璧石与冷谦律二事，来发明洪武一朝围绕着制礼作乐，是复古（雅），还是务今（俗），其间帝王与廷臣之间矛盾的隐微所在。其中，围绕着制磬取泗洲灵璧的讨论，直接可以上溯至中唐以来的复古（乐）思潮，白居易歌讽华原石便是一个典型；而洪武朝的冷谦，其人其律，似乎早在定律之后便迅速湮没，却又在晚明清初备受关注，显然是晚明复古乐复兴的显征，它直接折射了晚明士夫有意跻宋濂之上，上溯吴澄，最终绍继朱熹的乐学统绪，其核心思想便是对北宋徽宗改制所定大晟府律的反动。冷谦及其冷谦律在明初的迅速湮没，直接折射了元一统以来迄明建初年复古乐思潮的消解；其实质正是随着朱元璋对君权的隆升，以宋濂为代表的浙东士子渐次退出历史舞台，元末以来士大夫的礼乐自任，实以复古为表征，以师道为内核，这一精神至此备受折挫。
永宣时期教坊演剧的繁荣，同样是以宋濂、继之以方孝孺为代表的浙东士人集团逐渐被打压为前提的；相应，则是以三杨为代表的江西士人集团，开始登上舞台，台阁制度也因此而兴起。究其实质，恰恰反映了帝王与儒臣相互为用，暂时携手共治的政治形势，理学遂以一种新的面目——官方新朱学而一统天下，朝野鸣盛之音从诗文到演剧，遂蔚然而兴。然而，所谓盛极而必衰，宣德四年的禁官妓与正统初即位的大放乐工，最终标志了一个全盛时代的结束。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国家乃多事之秋，文人士大夫临危受命，号令天下，而帝王因私欲误国，也多不敢与外廷公然相抗，君臣相安，朝廷礼乐但效南宋故事，清净无为而已，教坊演剧也因此走向前所未有的冷落。成化以来却是不然，以翰林四谏为序幕，君师矛盾日趋尖锐，一方面士大夫锐复古制，假此隆师道而抑君道，复古乐思潮因此而大炽；另一方面，帝王怠政，实质是开始倚近臣与内侍——体现在礼乐上，便是直接倚太常（道流）与钟鼓司（内宦）——而与外廷相抗，则俗乐也因此而渐兴于内廷。第三章历述永宣时期的礼乐升平与正统以来的礼乐废驰，而归结到成化以来复古乐思潮的渐兴——尤其是弘治时期，一时名臣有丘濬、王恕、马文升、刘大夏等人，都积极引导帝王重订礼乐诸事，以成新政之美；然而，或者事与愿违，或者所议多不能行，至正德初年反刘瑾事件以来，终至礼崩而乐坏。
宋濂
值得提出的是，自成化至正德初年，第一次复古乐思潮大兴，南京是为焦点所在；而当时的乐王陈铎，史称南京文学复苏的代表人物——实际上陈氏早在李梦阳之前，便标举诗尚盛唐，词尚北宋，曲尚金元，而标志了江南复古思潮的滥觞。因此，第四章第一节特以陈铎为典型，详考其生平、家世，及其家世兴衰之根由，其实质在于由此发明南京复古文学思潮，或者说复古乐思潮，何以兴起的深层原因；第二节并以武宗南巡来勾勒南都乐制的衰微与南教坊俗乐的兴起，以及南都诸子的礼乐自为，来彰显南京士林的精神演变——一边是朝廷礼乐不修，一边是在野士夫的礼乐自任，南京也因此成为士夫或议论或躬行的渊薮，隐隐与北京相抗。
南京之外，更有吴中。如果说，李梦阳等人鼓吹复古，正是元末明初以来师道精神又一次强烈迸发，是欲有所为而不能，遂不得已假文章以抒愤；那么，吴中，王鏊与沈周等人虽亦标榜得复古，却已渐趋通脱；而桑悦、祝允明诸子更率先以纵任性情的方式开始了对师道的消解；继祝唐诸子纷纷谢世之后，文征明独以清名长德主吴中词坛数十年。一代士林精神于消解师道之后，渐趋圆融会通，一时大江南北彼此呼应。因此，第四章第三节论吴中曲学时，则于复古与性灵外首次标举“会通”思潮，并发明这一会通精神对复古思潮的消解意义，而重新诠释了性灵一派。可以说，晚明之时，后七子之首王世贞，实以会通之精神重张复古之旗帜；继之遂有公安一派大兴，而曲坛也随之日新月异。文征明及其领袖下之吴中词坛，可谓得风气之先，而南曲之雅化，即昆曲之兴，首先集于吴中，殊非偶然。
自嘉靖元年至万历十年左右，因政治变革日益动荡，帝王与廷臣，或廷臣与廷臣之间，矛盾亦日益剧烈，因此这一时期素来为史学界所关注，其中礼乐更制尤为突显。正德时期，自刘瑾秉权以来，近内侍而远外臣，俗乐因此而大兴。嘉靖即位之初，以杨廷和为首，一时廷臣如李锡、汪珊等于礼乐上多有建白，欲一革蔽政。然而，嘉靖帝锐意制作，一自大礼议之变驱逐众臣之后，自嘉靖九年起便大肆更定祀典，其实质则在于彰显“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即张扬君权而贬抑师道，因此嘉靖更制的形式远远大于内容，所变者多在仪文及乐章，至于乐本身的雅俗与否倒是其次。可以说，嘉靖帝锐意礼乐的结果，一方面是加剧了礼乐机构的分崩，即太常与礼部的隆杀（隆太常以直接听命于天子）与雅俗职能的混淆；另一方面则是加剧了士大夫的离心，以至于朝廷之上日益成为小人争竞的场所。不过人人纵谈礼乐，却是大量乐书的出现，这都不妨视为对嘉靖大肆制礼作乐的一种反动。复古乐思潮至此，无不充斥了一种迂远、甚至悲壮的意味。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制更是这一悲壮与荒诞的聚象。张氏为推行其改革而集权于一身，不惜以毁书院、禁讲学而公然与天下清流相抗，实以法家之手段裁抑儒学之精神；因此，后来反弹益为激烈，以至于张氏一旦身死便立即被追夺官阶，子孙罹难。此后，言官与政府之间日相水火。正德去世，复古乐思潮再次勃兴，然而这一复古镜像却是光怪陆离。因此，第五章专论嘉靖至万历初年的礼乐更制与复古乐思潮的困境。
杨廷和
礼失而求诸野。明代曲学大变中，汤沈之争最为关键，而汤沈之前其实又有刘汤论乐。第六章则以“典乐梦醒”为主旨，择选万历刘汤论乐一事与沈璟其人其事作为典型。指出，约在万历十四年至十五年间，原南院御史刘凤致书新南京太常博士汤显祖，孜孜以重兴南都礼乐为求。作为吴中复古巨子、当时与王世贞齐名的刘凤，在乐学上却对韩邦奇（与前七子之一的康海志趣相投）颇为质疑，体现在文学上，抑北音而尚南音，也正是对李攀龙辈继承李梦阳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说的质疑；其神解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将王阳明与唐顺之学说中的性灵倾向推向极致的一种体现；而一向被推为性灵派的豫章汤显祖，年轻时耽溺六朝文风，所尚却在北音，在认同刘凤岁差说，质疑器数后，更直接上续三代“声依永”说。这样，复古之中有新变，新变之中有复古，论南音者不让北音，论北音者不废南音，隆万以来文学格局的变动远较我们所想象的复杂，这方是刘汤论乐的真实背景，也是我们理解刘汤之争的关键。相应，详考吴江沈璟的家世、生平、思想，及其与祖父三代出处的选择，也同样彰显了嘉靖万历初一代士林对政治的离心，以及当时第二次文学复古思潮的复杂性。万历十七年，沈璟辞官，号词隐生，此后二十年专力于曲学，力倡复古，却由北曲折向南曲，并标举以宋元为格，重撰《南曲九宫十三调谱》——一代典乐梦醒，最终走向了闭门考谱的冷淡生涯，而曲学，作为学术史之一门，遂因此而大兴。
张居正没，朱翊钧亲政，年青的皇帝在一开始其实也颇有励精图治之意；而当时朝廷也自有人，一代典礼——时任礼部尚书的沈鲤，但以讲礼学为急务，慨然以议复古制，抑奢禁浮，力振颓风为已任。而万历对曾经的太子师沈鲤也十分推重，这一君臣遇合原是不易；然而，沈鲤任春官，前后不过四年，其志在典礼，却终不得行。理想之阔大与现实之逼仄，在沈鲤心中盘旋日久，最终形成了极为强烈的焦灼感，汇做了一篇痛陈“世教衰、古礼废”的奇文《典礼疏》，成为万历一朝士人心态的缩影。从锐意复古到不得其时，沈鲤与朱翊钧君臣之间的遇合，也正是万历朝局纷繁复杂的一种折射，个中关键或即在立储事件，而我们的一代典礼沈鲤与一代典乐沈璟恰恰也因这一事件而交集。万历十六年，沈璟返朝，同年，沈鲤辞归，次年，沈璟因卷入顺天府案，也辞官返乡。于沈鲤而言，朝堂典礼，复古自任，最终不过修得一部《大明会典》；于沈璟而言，辞官后却开始以典乐自任，其于南曲锐意复古，以考宋元旧曲为式，最终撰就《南词新谱》一种。
当沈鲤有意求去之时，也是神宗对朝臣纷争日生倦心、并有意疏远的开始；不过数年，万历便开始前所未有的荒礼怠乐，朝局也因此而大变。论其实质，不过是由于帝王的不合作，以礼部统摄太常与教坊而礼乐天下，这一制度的运转遂完全停置；当然，作为对嘉靖一朝锐意制作的反动，自沈鲤执掌礼部以来，虽锐意复古，却以实学相尚，以抑奢勤政为急务，以礼顺人情为根本，更以知乐者难求，遂搁置乐事，也是万历时期制作渐趋无为的原因之一。万历之后，朝局日益动荡。其实，备受挫折的文人士大夫，在天启时期，便已渐渐开始期待新的制作，但为魏忠贤当政所沮。待到崇祯即位，第一便是重举祀典，凡天地、宗庙等，无不亲祀，第二便是明令耕籍田礼不得以谐戏为乐，一时文臣，也往往效前代贤臣，纷纷谏疏，请敕修雅乐、禁淫声；崇祯十五年，帝王更与礼部携手，有意寻访知乐之人，重考朱载堉与黄汝良所著乐书，全面改制，然而当此之时，距离亡国之日，不过二年罢了，末世理想，欲力挽狂澜而不能，终归于泡影罢了。
遂设第七章，以朝政动荡为背景，专书一代典礼沈鲤的精神沉浮，以及万历十年以来三朝礼乐不修的故实，并末世君师之间相生相忌的无奈，随着明代的灭亡，复古乐思潮最终谱就的不过是一出易代的苍凉的尾曲。
一方面是文人士大夫日益以激越的态度来反对宴乐或俗乐，而锐意以复古相号召；另一方面，却是帝王开始与外廷相抗，而日益沉溺于内廷演剧之中。一般说及宫廷演剧的变迁，都会提及如何肇始于成化，大兴于正德，而大变于万历；同样，于正德时会提及钟鼓司与豹房的存在，于万历时期也会特别提到明神宗新设四斋与玉熙宫，以至于外戏大炽。然而，于明代演剧机构何以发生变化，宫廷演剧何以起来，其意义如何，却甚少讲明；因此，于演剧史的勾勒也基本上停留在对宫廷演剧史料的大略梳理。确切说，明代宫廷俗乐发展的过程，论其实质，正是明代礼乐机构内廷化的过程，这一内廷化，首先便从原有以教坊司为核心的礼乐机构——明制，教坊司总其号令，听命于礼部，属外廷机构——的衰变，以及与内廷职能的杂糅开始，大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其标志也有四：第一，成化时期教坊俗乐大兴，相应，是大量地方乐工的征选入京；第二是正德时期，随着刘瑾专政，钟鼓司大兴，从此内廷乐署开始取代教坊司而一天下，并新设豹房（“新宅”）以处地方乐工，而俗乐大炽，论其实质，正是有意远离外廷，而自设“朝堂”，并自构礼乐，以自述功业；第三是嘉靖时期，明世宗锐意制作，而大肆扩建西苑，实质是于内廷之中别立社稷，以至雅乐与俗乐之间界限日益不明，从而隐伏了俗乐大兴于内府的契机；第四是万历时期，明神宗于四斋、玉熙宫内新设演剧，选近侍数百名，以习外戏宫戏，从礼乐变迁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正德朝以钟鼓司与唐玄宗时期设教坊相似，那么，择四斋与玉熙宫以习演剧则大约等同于唐玄宗的亲设梨园。以上种种，其实都是帝王为与外廷相抗，而不断将礼乐私有化的结果。可以说，至万历后期，随着四斋与玉熙宫的大张伎乐，原有以教坊司为核心宣化天下的礼乐系统，在制度上彻底崩溃，而内廷演剧也与宫外演剧渐次趋同，这方是真正的俗乐新声大炽于（宫）庭。遂设第八章论教坊制度的衰变与宫廷演剧的兴起。
影视作品中嘉靖皇帝
综观有明一代乐制的变迁，始终以一代儒林的师道精神为最根本的内在驱动力，以君道与师道的交竞为表征，贯串其间的则是复古乐思潮的消长。明初以宋濂、刘基、冷谦等人为代表的乐学主张，正不妨视为后来中晚明复古乐思潮的先声；成弘以来，士大夫复古乐思潮重新大炽，而以嘉靖万历初更制为终结；同时，早在正德期间，王阳明“元声说”的直指本心，也肇示了复古乐思潮的消解。这一过程也正是我们所熟悉的明代文学复古思潮下文学大变革的时期，至于明末复古乐思潮再次起来影响的便已是清初礼乐制作了。
从乐学到曲学，这一新径路所涉实大，不得不以实证为先，因此，本书始终以考为主体，史为其次。以乐论与曲论相互发明，或者说，以乐论与文论相互发明，重证一部曲学史暨文学史的变迁，尚有待将来学界的共同努力。本书之撰写，不过抛砖引玉而已，尚祈往来师友，不吝赐正。
李舜华，江西广昌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主治元明清文学，现方向为乐学与诗（曲）学。已出版专著《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2006年）、《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2012年）两种，发表论文《魏良辅的曲统说与北宋末以来音声的南北流变——从〈南词引正〉与〈曲律〉之异文说起》（《文学评论》2016年）、《从诗学到曲学：陈铎与明中期文学复古思潮的滥觞》（《文学遗产》2013年）等若干篇。
目录
序······廖可斌
绪论
引 传统曲学研究新路径的提出
一 重辨复古(乐)思潮与师道精神的文学史意义
二 明代乐制的更变与复古乐思潮的消长
第一章 明代教坊制度的兴衰
第一节 明初教坊制度的构建
第二节 南教坊的兴衰
第二章 洪武时期的考音定律与元以来复古乐思潮的衰微
引 从洪武初制到洪武定制
第一节 灵璧石考——从朱元璋击磬考音说起
第二节 冷谦律考——兼论洪武暨有明制作的雅俗之争
第三章 永宣以来的礼乐变化与成弘复古乐思潮的兴起
第一节 永宣时期的礼乐升平与正统以来的礼乐废弛
第二节 君师矛盾与成弘复古乐思潮的兴起
第四章 南京与吴中： 弘正以来第一次复古乐思潮的消长
第一节 陈铎： 一代乐王与南京的礼乐军政之变
第二节 南教坊、武宗南巡与南京士林思潮的变迁
第三节 从复古到性灵到会通： 明中叶吴中曲学的兴起
第五章 嘉靖万历初的礼乐变更与复古乐思潮的困境
第一节 嘉靖朝的锐意更制与诸家乐书的蔚兴
第二节 隆庆、万历初年的礼乐新政
第六章 “典乐”梦醒与嘉万间第二次复古乐思潮的消长
第一节 刘凤与汤显祖的论乐五书——从嘉万政治的复杂变局说起
第二节 一代典乐的归隐： 沈璟生平与嘉靖以来的政治
第七章 万历十年后的礼乐失修与复古乐思潮的苍凉
第一节 一代典礼的焦灼： 沈鲤的锐复古制与不得其时
第二节 从万历荒礼怠乐到崇祯欲重建而不能
第八章 明教坊制度的解体与宫廷俗乐的大兴
第一节 礼乐机构的日益内廷化与皇家梨园的兴起
第二节 从豹房、无逸殿到四斋、玉熙宫： 内廷天下与皇家梨园
小结
主要征引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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