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读《史记》,注意到《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里提及的汜水、氾水的地望及音义问题。
汜水发源于今河南巩义市东南,北流经荥阳市汜水镇西,东入黄河。楚汉战争中项羽、刘邦在成皋相持不下,当此之际,彭越攻下梁地,切断楚军粮道。项羽得知这一消息,急忙东行讨彭越,临行前他再三嘱咐大司马曹咎“谨守成皋,则汉欲挑战,慎勿与战,毋令得东而已”。即要曹咎执行坚定的防御战略。项羽东行后,曹咎开始还能遵守项羽的战略部署,坚守不出,后来却经不住汉军的激将法,愤而率兵出击,招致全军覆灭。《项羽本纪》里叙述道,“(项羽东行后)汉果数挑楚军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货赂。大司马咎、长史翳、塞王欣皆自刭汜水上”。这是楚汉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它实际宣告历时两年多的成皋之战以汉军的胜利告终,从此楚汉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彻底改变,项羽的失败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氾水今已湮灭,故道经今山东曹县西北,流经定陶县南,入古菏泽。刘邦取得楚汉战争的最后胜利后,还至定陶,“甲午,乃即皇帝位氾水之阳”(《史记·高祖本纪》)。
我们首先看汜、氾二字的本义,《尔雅》是这样解释汜字的,“决复入为汜”,未提及“氾”字。《说文解字》对两字均做了解释,云“汜,水别复入也。一曰汜,穷渎水,从水巳声,诗曰江有汜”。又云“氾,滥也,从水声”。由此可见,汜、氾二字在字音字义上是有严格区别的。
其次我们看看《史记》《汉书》现存较早的注解是如何解释汜水、氾水的。
关于汜水,在《史记·项羽本纪》“渡兵汜水”下,《集解》引张晏曰“汜水在济阴界”,引如淳曰“汜音祀。《左传》曰‘鄙在郑地汜’”,引臣瓒曰“高祖攻曹咎成皋,渡汜水而战,今成皋城东汜水是也”。《索隐》曰“按今此水见名汜水,音似。张晏云在济阴,亦未全失。按古济水当此截河而南,又东流,溢为荥泽。然水南曰阴,此亦在济之阴,非彼济阴郡耳。臣瓒之说是”。《正义》引《括地志》云“汜水源出洛州汜水县东南三十二里方山。《山海经》云‘浮戏之山,汜水出焉’”。在《史记·高祖本纪》“度兵汜水”下,《正义》曰“汜音祀,在成皋故城东”。《汉书·高帝纪》“渡兵汜水”下,颜师古注曰“瓒说得之,此水不在济阴也。‘鄙在郑地汜’,释者又云在襄城,则非此也。此水旧读音凡,今彼乡人呼之音祀”。《汉书·陈胜项籍传第一》又作“渡兵氾水”,颜注曰“氾音凡。解在《高纪》”。
关于氾水,在《史记·高祖本纪》“甲午,乃即皇帝位氾水之阳”下,《正义》曰“氾音敷剑反。《括地志》云‘高祖即位坛在曹州济阴县界。张晏曰氾水在济阴界,取其氾爱弘大而润下’”。在《汉书·高帝纪》“汉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阳”下,颜注曰“据《叔孙通传》曰为皇帝于定陶,则此水在济阴是也。音敷剑反”。
从上述关于汜水、氾水的注解中可以看出以下问题。第一,《集解》和《正义》所引“张晏曰”有异,从“张晏曰氾水在济阴界,取其氾爱弘大而润下”能够判断张晏解释的是氾水,他明确指出了氾水得名的原由。由此可见《正义》引“张晏曰”较为完整准确。《集解》所引张晏曰“汜水在济阴界”,将张晏关于氾水的解释置于汜水之下,显然已经误“氾水”为“汜水”,“汜”“氾”不分了。第二,从《集解》所引“如淳曰:汜音祀。《左传》曰‘鄙在郑地汜’”这句话分析,如淳已经“汜”“氾”不分,搞错了汜水的地望。如淳所引的这句话出自《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原文是“冬,王使来告难曰:不谷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宠子带,鄙在郑地氾,敢告叔父”。这一年,王子带叛乱,勾结狄人攻入周王城,周襄王被迫逃亡到郑国的氾地。氾地的地望,《左传》同年前文“王出适于郑,处于氾”句下,杜预注云“郑南氾也,在襄城县南,氾音凡,后皆同”。由杜注可见周襄王逃亡之地在襄城,氾音凡。“如淳曰”误认“渡兵汜水”之“汜水”在襄城,地点搞错,又不知周襄王逃亡之地名氾,并非汜字,读音搞错。第三,从《汉书》颜注可以看出颜师古对于“渡兵汜水”之“汜水”和汉高祖即皇帝位所在之“氾水”的地望还是分得很清楚的,但他对“渡兵汜水”之“汜水”的字形与读音已经夹缠不清。在《汉书·高帝纪》“渡兵汜水”下,他说“此水旧读音凡,今彼乡人呼之音祀”,在《汉书·陈胜项籍传第一》“渡兵氾水”下,他又说“氾音凡。解在《高纪》”。此处究竟作“汜水”还是作“氾水”,看来他也莫衷一是,只好以旧音、今读弥缝之。其实从“今彼乡人呼之音祀”的记载中,我们知道当时当地人是读做“祀”音的,这点很重要,是我们厘清“渡兵汜水”之“汜”应读做si音的坚实基础。
我们另外再看看历史地理名著《水经注》涉及这两地是如何叙述的。
关于汜水,郦道元写道:“(汜)水南出浮戏山,世谓之曰方山也,……汜水又北迳虎牢城东,汉破司马欣、曹咎于是水之上。汜水又北流注于河。《征艰赋》所谓‘步汜口之芳草,吊周襄之鄙馆’者也。余按昔儒之论,周襄所居在颍川襄城县,是乃城名,非为水目,原夫致谬之由,俱以汜郑为名故也,是为爽矣。又按郭缘生《述征记》、刘澄之《永初记》,并言高祖即帝位于是水之阳,今不复知旧坛所在,卢谌、崔云亦言是矣。余按高皇帝受天命于定陶氾水,不在此也。于是求坛,故无仿佛矣”。(《水经注》卷五《河水》)
关于氾水,郦道元写道“氾水西分济渎,东北径济阴郡南。《尔雅》曰‘济别为濋’。吕忱曰‘水决复入为氾’,广异名也。氾水又东合于菏渎,昔汉祖既定天下,即帝位于定陶氾水之阳。张晏曰‘氾水在济阴界,取其氾爱弘大而润下也’。氾水之名,于是乎在矣”。(《水经注》卷七《济水》)
从《水经注》的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出郦道元明确区分了汉破司马欣、曹咎之地和汉高祖即皇帝位之地的不同,也辨析了周襄王逃亡之地在襄城,并非虎牢城东之“汜”。但是郦道元的这两段文字中也有不少错误,首先,他在第二段文字引“吕忱曰‘水决复入为氾’”系误引,“水决复入为汜”实乃《尔雅》里解释“汜”字的条目,按理应置于前一段解释汜水的文字中,郦道元引文将此句话置于解释氾水的文字中,说明他混淆了汜、氾二字的读音和字义。另外,他在第一段的辨析文字中,只强调了“周襄所居在颍川襄城县,是乃城名,非为水目,原夫致谬之由,俱以汜郑为名故也,是为爽矣”,并未提及周襄王逃亡之氾地,“氾音凡”的解释。言下之义,他认为周襄王逃亡之地与汉破司马欣、曹咎之地只是地望不同,读音是一样的。看来郦道元在《水经注》里是不大区分汜、氾二字的,后世流传的种种《水经注》版本也说明了这一点。
以上是宋代以前关于汜水、氾水的大致解释,后来诸说基本不出这一范围。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字形相近,汜水、氾水的地望及音义长期混淆不清,误汜为氾或误氾为汜之处甚多。但仔细梳理分析各种史料,我们基本可以在此重申“渡兵汜水”之“汜”读音为si,汜水是楚汉成皋之战最后阶段决定成败一战的发生地,在今河南省境内。汉高祖即皇帝位所在的“氾水”之“氾”读音为fan,在今山东省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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