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学者与口述历史
众所周知，汪子嵩先生是一位非常低调的学者。对此，赵修义先生在《文汇报》发表的《低调做人、敬畏学术的汪子嵩先生》一文中，有着十分真诚而丰富的描述。其中，有一个细节一直印在我的脑海：汪先生与几位学者30 年精诚合作、精益求精完成的《希腊哲学史》，迄今为止仍是中国学术界研究古希腊哲学史最重要的著作，可是这样的著作出版后却一度少见书评。对于这一现象，赵修义很是不解，便询问《希腊哲学史》的另一位作者陈村富。陈先生的解释是：这也是汪先生定下的规矩，第一卷出书后他就说，“我们还要写后三卷，希望能听到一些读者的真实意见。所以，我们四人都不要邀人捧场写书评。”
对于汪先生的低调和认真，我本人也有一些感受。以前我在《纵横》杂志当编辑，向他约稿时，他会很认真地寄来文章，但不同意随意修改他的文字。而文章的风格也总是平实而客观的。那时候，他也不大愿意接受采访。正因为如此，我感到十分幸运，能在汪先生晚年得到他本人以及汪愉老师的信任与支持，采访他并撰写了他口述的《往事旧友 欲说还休》一书，并在三联书店出版，给世人留下一份独特而具有代表性的口述历史作品。2019年3月30日，作为一位外国哲学研究的外行，我之所以能受邀参加由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与商务印书馆举办的“汪子嵩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也是沾了这本书、尤其是汪先生的光。
《往事旧友 欲说还休》，汪子嵩、张建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8月出版，35.00元
《往事旧友 欲说还休》一书已印刷6000册，过段时间还会再版。再版时我想做一些增订，加一份汪先生的生平年表，再加一些我回忆汪先生的文章。
在学术界特有的位置与价值
这几年，在采写《往事旧友 欲说还休》之后，我陆续写了几篇与汪先生有关的文章。第一篇是《我所了解的汪子嵩》，作为《往事旧友 欲说还休》的后记，记述我与汪先生的交往以及此书的采访撰写过程。第二篇文章《君子的同与不同》，发表在《社会科学报》，将我采访过的周有光、姚奠中、汪子嵩三先生的人生和学术作比较，探讨学术应该多样化以及和而不同等话题。第三篇文章《汪子嵩与老师冯友兰》，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在这篇文章的撰写过程中，我进一步意识到汪先生在学术界承前启后的极其独特又非常能展现中国学术界变化和发展的作用和价值，这是很少有人能够代替的。
汪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是哲学系的高材生，受到汤用彤、贺麟、冯文潜、陈康、金岳霖、冯友兰、任继愈等先生的重视；而且在那个时候，他已是中共地下党党员。1948年北平即将解放，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继续学习的汪子嵩，更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取著名教授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他以地下党员和学生的身份，真诚地劝说汤用彤、贺麟等先生留在北平而没有去台湾或国外。当然，无论是汤用彤还是贺麟等先生，他们当时本来就不愿意离开故土，这是最主要的内因。而汪先生在当时发挥的作用仍是重要的，这在贺麟、汤一介等先生的回忆文字中都有提及。
对于汪子嵩先生，他在中国学术史中能有重要位置的更重要的原因，我想应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中国所有大学的哲学系教授都集中到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时候，汪先生是北大哲学系的党政负责人。要知道，那个时候，不仅是金岳霖、冯友兰、贺麟、郑昕、任继愈等都集中在北大哲学系，而且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迁当中，北大哲学系成为中国思想界的焦点地带。我们不必忌讳，从小就深受岳飞爱国精神熏陶、后来又常年从事中共地下党活动的汪子嵩，是非常坚定的共产党员，对于那时候的运动多是积极拥护的，甚至还组织撰写批判冯友兰的文章。然而，我们翻阅当时的历史，也能客观地观察到汪先生的真实态度：即便在运动中也是对事不对人，这是由他的学养所决定的。他从不整人，始终重视学术研究。正因为如此，直到晚年，贺麟、冯友兰、任继愈等先生都与汪先生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虽然是汪先生的老师，但晚年的任继愈先生却常常到汪先生家，有时两位老人只是那么坐着，并不多说话，彼此的知心却尽在这无言中。也正因为汪先生向来重视业务，所以在他和几位先生的积极策划和推动下，新中国建立后30年间唯一的一次全国性的哲学大会得以于1957年在北京大学举办，大家畅所欲言，互相辩论，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冯友兰先生提出“抽象继承法”，贺麟、陈修斋先生坚持“唯心论作为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阶段，必要的环节，是有可以肯定的东西，是有贡献的”，均体现了这次会议百花齐放的基调。这样的成果，能在那个时代得以实现，汪先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更不用说，在20世纪50年代他主持北大哲学系期间，积极支持专家学者共同编译西方哲学名著，陆续编译成《古希腊罗马哲学》《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等书，这项工程以及汪先生后来推荐出版陈康等先生的著作，直到现在仍持续不断地为中国学界与中国教育界提供丰厚的营养。我们当然知道，汉译学术名著仍是商务印书馆具有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力的主要图书品种。这与汪子嵩等几代学者的重视与努力是分不开的。
承前启后的枢纽作用
由商务印书馆，我也想到自己的一段经历。2014年前后，我曾在商务印书馆的文津公司做过一年的兼职编辑。在那段时间，我同样得到汪先生和汪愉老师的支持，策划出版了汪先生的两本著作《古希腊的民主和科学精神》《西方三大师》。之前，汪先生曾以《希腊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单行本在三联书店出版，当我重新策划此书时，在原来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汪先生写的“谈怎样研究哲学史”和“我与古希腊研究”，又在原书名前加了一个“古”字，将“希腊”改为“古希腊”。这些均得到汪先生的认可。《西方三大师》则是将汪先生研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众多文章集中在一起。之所以有这个策划方案，是受了贺麟先生《西方六大师》一书的启发。我也想以此暗示汪子嵩对贺麟学术的继承与发扬。这两本书，现在应该可以在涵芬楼书店找到。我在出版社工作了十多年，能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经历，是很感幸运的。我也希望不久后能够再编出汪先生的一本书来。
如今，汪先生虽然已经去世了，但他的经历和思想仍足以启发后人，并在学术史拥有一席之地。学术界对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我希望能以自己的绵薄之力推动这个事业。前几年我就意识到，除了汪先生与众多老师的交往足以载入现当代哲学史外，他与王太庆、陈修斋、王浩、周礼全、张世英等众多好友的交往，也可以联结演绎出相当重要的学术成果；他在《人民日报》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士共同推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展现那一阶段的历史风云，为后世提供有益的借鉴；他晚年沉潜下来、不计功利地与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诸先生共同撰写《希腊哲学史》，不仅有重大的贡献，更能启发学人应持有什么样的学术态度。他所提倡和呼吁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精神，不仅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精神相连，更与中国前贤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诸先生的精神一脉相承，可以引导学人不断前进。
有鉴于汪先生在学术界众多关系网络中承前启后的枢纽作用，我现在正着手写《汪子嵩师友录》一书，除已发表的《汪子嵩与老师冯友兰》还需修订外，《汪子嵩与老师贺麟》一文即将写完，以后还将陆续写出汪子嵩与汤用彤、金岳霖等其他师友的交往（包括思想的交锋与不同时期的选择）。我相信这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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