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麦是京城一家文化企业,他们不仅追求保持较高的售书记录,而且,也具有自己的学术理念,非常乐于结交学术文化界的朋友,有意识地走精英路线,我们译界的同行,特别是法国文学翻译界的名家才俊,更多地成为他们的合作对象。
不论果麦还是我们,都是一群“搬运工”,一群“摆渡者”。
翻译乃文化之要务,经纬之大业。对此,现今恐怕没人会不同意,这一直是中国历史上严肃的有识之士的共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翻译事业的开始,恰巧是与中国人上下求索,寻找强国之道,富国之道开始的启蒙时代。有识之士、有志之士不约而同投身于翻译,几乎就是在同一个时期,即风起云涌的上个世纪之初,或者说前一个世纪与上世纪交接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严复的《天演论》产生于这个年代,林纾翻译法国名著《茶花女》也正是这个年代,薄薄的一本言情读物看来似乎只是休闲消遣的玩意儿,但它造成了洛阳“纸贵”的轰动,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来自当时世界上社会形态最先进的大国,第一只燕子飞进了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的古国,这个古国苏醒了,开始把眼光投向西方,这不能不说是这个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一件大事。
事业的出现,必然要求道路;道路的出现,必然使得事业出现更大的延伸、开拓与发展,严复与林纾正是在投身翻译事业之后提出了翻译工作的三大原则:信、达、雅,这是翻译工作者从事这项工作所必须达到的标准、所必须遵守的艺术守则,而世人评论译人译品的时候,必须持信、达、雅三大标尺。总之,信、达、雅三大标尺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圈出了第一个宽阔的平台,译人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译作,文化企业家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产品的生产;儒商们在这个平台上推销他们的文化产品;读者在这个平台上鉴赏自己的读物;批评家在这个平台上做出自己的评论。总而言之,在翻译事业的各个领域,信、达、雅是最高的原则、是艺术准则、是评论标准、是理想目的地,在它面前所有的人都是信众、都是教徒、都是粉丝、都是追随者、都是赞颂者,它的权威力量是这么巨大,以至从它产生整整有两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人、中国的译者与中国的读者,几乎没有人提出任何异议。
对这个至高无上的原则,敢于发出些许不同声音的,也许只有鲁迅全集中的那两个字,这两个字之所以能硬邦邦的硬在那里,原因似乎有三:一,鲁迅本人太硬,这两个字太硬,不碰为好。其二,在翻译中突出一个“直”字,似乎有特别强调“信”的意味,似乎把“信”与“直”置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上,而“译”的生命线似乎就是“信”与“直”,似乎这两味药就是译道处方中两味大剂量的重头药,人们很容易以为,绝对的“信”在翻译中是绝对的重头成分,甚至强调为唯一成分,也似无不可。我对鲁迅的硬译说、直译说缺乏研究,我只觉得把“译”与“直”捆绑在一起,就像把它们不可分割性赋予双胞胎式的神圣一体性,而且就像两根捆绑铸合在一起的钢柱,坚硬无比,谁也分不开,跟信、达、雅这个天生浑然一体的三结合颇有分庭抗礼之势,这是我曾经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因为自己较少搞翻译,更没有去研究翻译理论,所以,没有深思下去,不知自己的疑惑到了何种程度,今天毛着胆子提出来就教于同门同道的师长学长。
鲁迅是我们在精神领域、文化思想领域里伟大的先贤先导,他在精神文化各个领域留下了很多的至理名言,一直对我们的工作具有不同程度的指导作用,精神思想领域以及人文社会学科中都是如此,唯独在翻译领域中,很少看到鲁迅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名言与论述。
我对鲁迅缺少研究,只有在大二期间浅读过一遍《鲁迅全集》的经验,至今能记起鲁迅关于翻译的高论、创见与名言实在甚少,留存记忆的译文篇章也屈指可数,而精彩经典之作,我也记不得有什么了,被人经常引述,倒是他的“硬译”两个字给了译人们深刻的影响,对译者、对读者的潜移默化则是不在话下。“硬译”,把“硬”与“译”两个字绑在一起,对“译”本身就是一种硬性的规定,一种硬性的法规,指定译的道路,本应就是一种“硬”和“直”,而“译”偏偏又是鲁迅先生的地盘,这不正好像教会在教堂里上帝圣像前设置了一跪垫,其指引性是一清二楚的。因此,鲁迅笔下的“硬译”二字,也就成为了一两代译人心里的译道法典,别看它没有带多少译理译法,但它的影响可着实不小呢。硬译的原意、“本意”:不外是要绝对地符合原文,不论是原文的哪一个语句,都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权,对每一句原文的全意与局部都不能有任何的偏离,与原文中的语气、语调不能有任何出入,在叙述中,当然不能变动、调整主格与宾格,也不能修改、变动、调整人物的基本态势。
鲁迅对“直译”的精神与态度,影响着一两代人约有一个世纪之久,几乎没有翻译家、外国文学学者,对鲁迅的权威地位提出异议,别说是挑战了。我孤陋寡闻,据我所知,只有两个人有这份胆子,他们直言鲁迅的直译说甚不合理,甚至说鲁迅“不懂翻译”,一位是梁实秋,一位是钱锺书,我们这些在鲁迅面前只是毛头小子的学林后辈,之所以敢来碰碰鲁迅的翻译软肋,其原因一则在于翻译是给本国人看的,其二所译的又是文学作品。因为是译给国人看的,就必须符合国人所习惯的词汇、语句、文法规则、语言规律、修辞学美感,要叫国人读得下去,要叫国人悦读,请注意是“悦读”,是读起来有美感,就必须仍然保持着文学作品本胎固有的艺术美,至少在作品的语言上要像行云流水一样的流畅,像云逸飘荡一样的灵动。总之,要符合讲究的、纯正的修辞美学的追求。
译界是一个才智创作领域,译界非战场。译界是一个互相补充、互相切磋的“工地”,宜慎操硬邦邦的木棍或外软内硬的橡皮棍,以免妨碍宁静的创意与卓有成果的丰收。
我有一个感觉,在翻译理念上,对“信”的绝对盲从,对原文的绝对符合,必然造成对“雅”、对“达”的忽略与损害,必然造成对“雅”的某种游离与折扣,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语法上的欧化与语调上的翻译腔。看来,要把“信”“达”“雅”三个标准单独化,独立化,必然会带来翻译工作中、翻译作品中的某种局限性与病态。
不难看出,在中国的译道上,一直存在着两个概念,两个论述体系,泾渭分明,一个是“信”,一个是“达”,两个概念都有后台。一个是“实”,是原文,一个是“达”,是译文,在古今以来的译道上,不少的学者、才人都各为其主,贡献了可贵的才情与斐然的文笔,这构成译道上森然对立的面壁。几千年过去了,中国译道仍然被夹在两面对立高墙的中间,笔直往前,笔直倒是笔直,但狭窄了一点,拥挤了一点,前景还需要开拓。
其实,如果还原到实践本身,事实似乎要简单一些:那就是面对着一篇原文的文本,先把它攻读下来,对每一个意思、每一个文句、每一个话语都彻底弄懂,对它浅表的意思与深藏的本意都了解得非常透彻,然后,再以准确,贴切,通顺的词汇、以纯正而讲究的修辞学打造出来的文句表达为本国的语言文字。简而言之,翻译就这么回事,但这里有一个严格的关卡,那就是要看译文的这些修辞意图与审美追求是否符合原文的形态、内涵与意念的表述。过了“信”这一关的“达”,这才是真正有资格的“达”,而这种翻译实践,往往不仅被认为译得“信”,而且被简称为“译得活”。但是“活”,仍然不过是“译得活”或为“不活”,仍然是两件事情,仍然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仍然是两篇完全相异的不同文本,还不能说是一回事,不能说是水乳交融的“化”。
不过,把奥妙的译道直通通的这么说来,似乎有点欠雅,毕竟是两个相异的事物,一个是客观存在的本体,有自己的形态,自己的内涵,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独立性,一个是翻译家理性的理解力、艺术表述的手段与艺术修辞学的调整、修饰,等等所构成的外力作用,这就有点像当今流行的异容术、美容术、整容术那样容易引起庸俗的联想,幸亏我们中国有自己的钱锺书先生,他早就提出了一个绝妙的意思、绝妙的词,它可以派上今天的学术用场,那就是一个“化”字,钱氏出言,从来都是有本有据,不是来自亚里斯多德就是来自康德,这次是来自中国“子”字号的先贤。《荀子·正名》篇有言:“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即状虽变,而实不变为异物,则谓之化。
中国译道中“化境说”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具有广泛的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做铺垫,“化境说”是中国广泛的传统美学思想的延伸与发展。长期明智理念的结晶,中国译道中的“化境说”是一个完整的文学翻译理论思想体系。是明确有效的翻译守则,是中国文学翻译事业更进一步达到丰富多彩新景观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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