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工具。如果没有工具，也就无法创造文学。然而，文学中的语言却是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并不是说只要有了语言，就一定会有杰出的文学作品，因为文学还得靠语言来组织，这就是“艺术”。就中国来说，有现代汉语，有古代汉语，不要以为今天的文学创作一定要用现代汉语，有的文体如辞赋、旧体诗词，还要故意以文言追求雅致、讲究用典等。按照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理论，“语言”是已经成为了规则的一些现象，而“言语”则是仍然流行在民众生活里的用语，文学显然是来自于“言语”，而不是来自于“语言”。作家在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多半是运用“言语”而不是“语言”。当然，文言文和典故也不全是死的。因此，我们要读懂文学作品，包括现今的文学作品，许多时候还必须从语言入手，特别是从“言语”入手，方才可以真正地懂得文学。而一个地方的方言土语，显然是属于“言语”的范畴，而不是属于“语言”。
著名学者罗念生出生地离本文作者之一的邹建军老家大约15公里，所以读他的作品感到一种格外的亲切。最近读《罗念生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九卷，偶然之间发现一个问题，并且与语言特别是方言有关。这一卷，共收录罗念生先生一部回忆录——《关于朱湘》，三部散文集——《希腊漫话》《芙蓉城》和《拾遗》，一部诗歌集《龙涎》。《龙涎》是曾经出版过的一部诗集，是诗人一生中唯一的诗集，共收录了早期诗作共43首，虽然标题是有44，但排列第1的是“自序”，而“自序”不能算是诗作。那么编号为第40的《鳝》，其实是第39首。此诗在诗集里相当特别，表现了诗人对于鳝鱼的喜爱，讲述了一个爱鳝人因为“抱儿黄鳝”而失去生命的故事。其中有这样的诗行：“我也不爱蝌蚪与金鳍，/单爱一种曼长的鳝鱼：/可是我不爱吃大的白鳝，/任凭你说它怎样可餐；/那钻泥的黑鳝我更不高兴，/任凭你说它怎样补人；/我最爱那金黄的高贵的颜色，/那苗条的身腰，/像柔韧的‘骨肋’，/它生来爱水，水就是它，/从来不带上一点泥沙，/它的性子很是驯良；/驯良得像是一位女郎；/只怪它一身太是光滑。”（《鳝》，《罗念生全集》第九卷，第3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这样一些的诗句，从思想情感到艺术表达，似乎都没有问题。可是到了诗要结束的时候，却发生了问题：“人家说他气运稀罕，/偏偏逢着那‘抱儿’黄鳝！/他从此相信鳝鱼啮人！/见到那东西就该掉魂。/临死时节他断不了气，/一声黄鳝他就昏迷。”（《鳝》，《罗念生全集》第九卷，第3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这里的诗句也没有问题，还因为具有一些传奇性而让人思考。问题在于诗后对“抱儿”的注解：“养子。”（《鳝》，《罗念生全集》第九卷，第357页）根据本人在那个山区生活了15年的经验，发现这个注解是不对的。前几天，我还专门电话请教仍在老家生活的兄长，也证实了我的怀疑。他说“抱儿”是黄鳝的一种，并不是因为它是养子，而是因为它身体的强大以至于凶猛，所以才会咬人让人失去生命。而为何叫这种黄鳝为“抱儿”，也许是看起来它的肚子比较大，身体也比较修长，人们误以为它身怀有子，所以叫“抱儿”。而它之所以厉害，也许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后代，敢于与敌人进行生死之斗。这样的说法，也印证了我小时候的印象。本书的编者，为何以为“抱儿”为抱养的儿子即“养子”，也不得而知，也许纯粹是一种望文生义，而没有到当地进行调查与了解。“抱儿”这种说法，只是当地的方言或土语，外地人如果没有到过那里，是理解不了的。所以，我们要理解罗念生这首诗，就要了解当地的方言“抱儿”的含义，因为诗的整个结构是说一个人因为鳝鱼而失去了生命，所以“抱儿黄鳝”意象对于理解全诗的思想情感与叙事结构，关系重大。
无独有偶，前不久在读郭沫若早期诗作《凤凰涅槃》时，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郭沫若出生地四川乐山沙湾，离邹建军老家大概60公里。长篇抒情诗《凤凰涅磐》，是以关于凤凰的传说而立意与构思的，说凤凰的生命每五百年一个轮回，到了五百岁的时候，就会自动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当他们在跳进火海的时候，凤凰唱道：“请了！请了！”如果不能理解四川方言，就会将“请了！请了！”理解为凤凰在请他人一同自焚，或者是自己在请自己跳入火海。这样的理解，显然是不正确的。其实，“请了！请了！”只是告别的意思。我们当地人走亲戚家，吃饭之后要准备离开的时候，就会向主人道别，说“请了！请了！”是说“谢谢了”“谢谢了”的意思。可见这是成都以南广大地区的四川人，与亲人们道别时说的一句俗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而凤凰在此与过去道别，同时向来与它们送行的其他同类道别，许多人读不懂得这样的方言，所以就读不懂郭沫若的这首名诗。由此可见，不懂得一个地方的方言土语，是一件何其严重的事情！在此想起邹建军老家那一条向西而再向南流了近300公里而入岷江的越溪河，古名为“拥斯茫水”，许多专家对此进行过解读，有的人认为这是古獠人的语言。其实，那个地方是否存在古獠人，也不可知。因为在张献忠杀害四川人的时代并没有什么古獠人，诸葛亮在那里煅造兵器的时候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古獠人。即使在此之前有所谓的古獠人，他们的语言也不会流传到今天。所以，按照我对当地语言的了解，当是本地人说夏天发生大暴雨的时候，河水上涨而滚滚西流，在群山之间，就像一条条大莽蛇，在山谷间左右摇摆而奔走，所以才留下了“拥斯茫水”这样的古称。也就是说，“拥斯茫水”这个名称，与当地人对于大莽蛇的叫法是相关的，极有可能是一个象声词。
相传唐代大诗人李白名作《将进酒》，我们现在流行的是宋版，后来才发现了唐人抄本，是李白那个时代的原始版本，或者是比较接近李白时代的本子。两相对照，竟发现有九处不同。第一处，“君不见床头明镜白发”；第二处“朝如青云暮成雪“；第三处”天生吾徒有俊才”；第四处“岑夫子，丹秋生”。第五处“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第六处“钟鼓玉帛岂足贵”；第七处“但愿长醉不用醒”；第八处“古来圣贤皆死尽，惟有饮者留其名”；第九处：诗题为“惜罇空。”我们现在想问的是，宋人为何要改动诗里的九处？他们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诗题的改动，极有可能是为了美观而大气。我们不敢肯定改动全是因为方言土语不易理解，但“床头”显然是四川土语，比“高堂”更加接近于平民生活。“吾徒”符合当地语言，也更加口语化。“不用醒”在程度上比“不复醒”强烈得多，出于同样的理由，“皆死尽”也更加符合四川人的性格。李白出生于新疆的碎叶城（现属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五岁时才随父在四川绵阳市江油县青莲乡定居。这个地方是典型的盆地气候，一年四季云雾弥漫，到了中午时分许多地方也是云雾满山，伸手不见五指，由此也可以解释“青云”之语的来历。并不是说宋版一定优于唐人抄本，但可以肯定的是，李白原诗中有不少四川方言土语，他采用的多半是一种平民语言。如果我们不了解四川方言土语，对于李白、苏轼、郭沫若这样的诗人及其诗作，也许就会产生曲解，甚至是严重误解。由此可见，了解方言土语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与研究是特别重要的。中国地域辽阔，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也有许多土语，而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不可避免会使用这样的方言与土语，即使在普通话已经比较普及的今天，以及在遥远的未来，也同样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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