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筑梦 | 沪上童芷珍：爱生活，爱运动，更爱古籍修复
“我是地道的上海人。”打扮精致、气质优雅的童芷珍开口清亮悦耳，让人见之听之便心生亲近之感。她自述本人爱好很多，热衷文体，喜欢去世界各地旅游，年轻时候还曾是上海市网球运动员。也许是特别的缘分，1972年底，知青返乡的童芷珍被分配到上海图书馆，从此性子活泼爽利的她开始了自己的古籍修复之路，这一做就是40年，从当时的一无所知，到今天的技艺精湛，古籍修复成为了童芷珍一生热爱的事业。
上海图书馆1958年建立“古籍修复组”，并有计划地开始了珍贵典籍的修补工作。1972年，为培养新一代古籍修复人才，上海图书馆到农场招回五名青年，让他们跟着老师傅们学习裱画、修书、刻字等技艺，童芷珍就是其中之一，专门学习修书。
“进来就是白纸一张。”那时才20出头的童芷珍对文献修复毫无概念：“开始的时候，就是每天跟着师傅学习修书，一般是领导分配修什么，我们就跟着一起修，和老师一起边做边学。”随着时间的推移，童芷珍等新手渐渐对古籍修复有了一定的认识，也慢慢接触到了更多的珍贵古籍，如修复馆藏宋刻本《资治通鉴》《左传》等，还参与了元刻孤本《农桑辑要》、明写本《永乐大典》的影印编订工作， “接触的古籍种类越来越多，自己的技艺也不断得到提升，就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其实所谓的进步都是在于不断学习，不断总结，不断提高。”直到现在，有机会接触以前不了解的西文修复，童芷珍还会非常感兴趣的跟着听课，以便互相借鉴与应用。在古籍修复事业中，童芷珍也曾干过管理，对于馆藏古籍修复，她有自己独特的关注点。“我认为馆藏单位古籍修复的注意力应加强对建档工作的重视。”现在建档工作就是把书登记一下，记录下书名、版本、破损情况、影像、治疗方案等。“我觉得后续在过若干年以后，还需要对它进行一个补充建档。”这时候就可以发现原来用的修复方法是不是有哪里出了问题。童芷珍介绍说，徐家汇藏书楼曾有一幅地图，是近代文献，非常大，大概在20年前修复，现在再次出现了问题。“如果当时有档案记录的话，就能根据它当时的状态，了解当时的修复手段、修复用材是否有问题，哪里需要再改进，从而使这次再修复能更加完善。但是现在没有，就没有办法追溯。”这让童芷珍感觉非常遗憾。从农村到图书馆，对于自己40年来的修复生涯，童芷珍总结说感觉一直都非常开心，尤其是很喜欢古籍修复这个工作，现在退休了也还在继续做，但更多着力于对人才的培养。除在全国参与大量培训工作外，她还被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聘任为修复导师。童芷珍这样的老一辈古籍修复师都是从“师带徒”模式下成长起来的，经过不断在实践中摸索、学习、总结、提高，一点一点磨练着技艺。而今天古籍修复专业的学生，不仅有专门的老师教授技艺，还有着扎实的理论知识做支撑，童芷珍坦言：“现在的学生是幸运的，文化层次比较高，他们的任务就是‘学习’，接触各种各样的古籍修复，平台非常好，学得也非常快，两年学下来对古籍修复这一套就理解得非常深刻了。”言语中充满了羡慕。40年来童芷珍参与修复的东西很多，顺手拈来都是案例，其中，她特别讲到了康有为手稿。手稿因为是随手写的散页，当时是插在信封里保存的，童芷珍接到的任务是要把它变成一册一册的，方便在书库中保存。那对于这样形制不一的东西，如何变成一册书呢？童芷珍介绍说：“真的需要动脑筋。”经过反复思考和尝试，最终，童芷珍做成了一本传统线装形式的书，打开之后内容只有很窄的一条。“还遇到过一件手卷形式的家谱，一般来说家谱都是‘书’的形式，以‘手卷’为形式的极为少见。当时此卷家谱破损得非常厉害，长度也很长，仅内容部分就有六七米，再加上引首拖尾约10米，上面还绘有彩色的人物画像，修复的时候就要考虑很多方面，如场地问题、修复画像中的褪色问题，等等。”比如，考虑到画像的褪色问题，童芷珍摒弃了一般修复古籍时把糨糊直接涂在原件上的做法，以避免糨糊中的水分在原件上的渗透，而是采取了把糨糊涂在修复纸上的做法，保证画像不褪色。藏于徐家汇藏书楼的十六幅《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铜版画，系乾隆年间由国内四人绘制后送法国镌刻铜版的印刷画。当时从画出草稿到印制完成历时十一年，作品为纯西洋画风，镌刻细腻精美，印刷考究，代表了当时欧洲铜版画镌刻印刷的最高水平，是中西文化融会交流的杰作。由于年代久远，其中不少镜框已支离破碎，画面由于光照、灰尘、纸张老化、虫蛀等原因，亦需重新修整。“修复这些铜版画时，每个修复手段、使用材料等各个环节都要格外注意不能有损原件，所以，我们每次洗的时候都用蒸馏水，坚决不用化学制剂；对有蛀虫的画面及断裂的法文说明牌进行修补时，按整旧如旧的原则，修的时候尽量减少伤害；对新制作的镜框材料除了保证不会对原件造成伤害外，对底板也作了防虫防霉处理，即在底板上喷洒防虫药。因脱酸技术当时还没有得到科学验证对原价无损，脱酸时，只是在反面稍微洒一些，同时放一张手工宣纸，减少对原件藏品的损害。”童芷珍介绍说，修复最重要的是修旧如旧，延长原件的保存期限。 还有一次，一位私人藏家送来了一册破损极为严重的明代刻本，书页是已失去韧性的竹纸，而且曾经被不懂修复的人修复过，直接用糨糊将破损的书页粘在一起，有些还用厚的机制纸粘贴，童芷珍看到非常心疼，为了修复这一册书，她尝试了很多方法，花了大量时间想办法揭开，然后再修复，最后做成了金镶玉的形式，对原件进行保护。多年来童芷珍的修复工作主要服务的对象来自三个方面，一个是上海图书馆馆藏，一个是其他馆藏单位的藏品，如邓小平纪念馆、宋庆龄纪念馆等，还有就是私人收藏的藏品。而修复的类型也不仅仅是古籍，还有家谱、手稿、手卷、字画、扇面，甚至是照片，正因为服务对象不同，修复类型多样，也极大地锻炼了技艺，经常需要根据修复需求，开动脑筋，不断创新修复技艺，争取达到最佳效果。“尤其是民间收藏的藏品，常常是情况复杂。”童芷珍介绍说，处理这些不同形制、不同破损情况的古籍，一方面就是大量实践，另一方面就是要积极开动脑筋，而“费脑筋的功夫绝不亚于动手”。这也是古籍修复的挑战性。如今的童芷珍已经从修复岗位退休了十多年，并把工作的重心转向了教学。“教学方面我主要是把握了两个重点，一个是掌握易于让学生接受的教学方法，一个是教材的建设。”教学方法上，童芷珍会把古籍修复需要掌握的知识点和技术分成几大块，对学生进行传授，帮助学生梳理知识，循序渐进全面掌握修复技艺。而在教材的建设方面，童芷珍更是做出了突出贡献。对于动手能力更强的古籍修复者，写文章往往是一个“头疼”的事儿，但童芷珍却有不少文章发表，也有专著出版，有的还成为了古籍修复的教材。“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的陈老师说要我去写一本教材，后来根据他的要求，我花了大概快两年的时间，主要从实践方面写出了一些古籍修复必须掌握的技能和基本知识，包括糨糊怎么制作，材料怎么加工，补洞怎么修补，明矾怎么使用……有数据，有步骤，有过程，有案例，并把涉及到的古籍、拓本、手迹等不同形制进行归类，还提出了一些需要注意的方法，成为现在学生学习的必备工具书。”对童芷珍来说，每件事情都要努力做好是她对自我的要求。近年来，古籍修复行业变化很大，童芷珍深有感触：“特别是国家教育部和文旅部出台了一些相关文件后，全国各地都非常重视，许多高校都纷纷来拜访洽谈，沟通学校开办这个专业的可行性。”作为专家，童芷珍在退休前就被多家单位邀请去上课，从专科，到本科、硕士，再到博士，童芷珍全部都接触过，同时，她认为在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专科的学生毕业了，动手能力很强，其实随便到哪个单位都能马上上手，但因为学历不够，无法实现就业。而对研究生来说，虽然学习了这个专业，但毕业后要每天都坐在冷板凳上修修补补，又不是他们理想的工作。这就是一个矛盾。”“现在还有一个矛盾，许多学校都开办了这个专业，培养的学生分配到哪里？” 尽管对人才培养还有一些担忧，但童芷珍对修复的传承和事业的发展前景却非常看好。首先，现在相互间交流学习的机会很多，曾经所谓修复因地域条件差异产生了南派北派，而现在不管是南北的，还是世界的，都要不断的交流融合，“最重要的是把好的东西继承下来”。其次，对于古籍修复行业中坚持传统与突破创新之间的矛盾，童芷珍也表达了非常包容的态度，她认为，不管是传统还是创新，目的都是一样的。“要保持传统的也可以，因为其实传统在当时也是创新的，都是使用之后觉得好，才传下去变成了传统。那么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喜欢创新的也可以，如果新的方法对古籍修复或者古籍保护特别有作用，然后又传承下去了，将来若干年以后，又变成传统的了。”童芷珍说：“这些并不矛盾。”谈到培训班、传习所、高校的专业教育等多种人才培养模式，童芷珍认为各有优势。高等专业的教育是比较全面的，涉及到整个修复的过程，老师都会把每一道关于古籍修复的技艺面面俱到讲授到，还有一些理论知识，但是因为课时短，一个学期才不到20节课，所以会不精。培训班是可以带着问题去开展学习，有针对性，学习的人也有基础，比如专门针对尺牍的，专门针对拓本的，会把这个专门问题解决掉。如何做到最好？则要求老师一定把课程内容编排得精细，“我认为现在的培训班是非常好的方式，还要充分利用起来，要有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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