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的赵嘉福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古籍修复人才。他生于1944年，已有近60年的工作经验。从对古籍修复的一无所知，到成长为精通“十八般武艺”的专家，谈及曾悉心指导过自己的学界前辈，他总是敬佩其学识、技艺，感慨他们默默无闻地做了很多工作，而谈到自己的成就，他却淡淡地说：“什么事情，你坚持个几十年，不停琢磨，最后自然就会出成绩。”
赵嘉福是上海人，小时候喜欢音乐，1960年初中毕业，考入上海民族乐团拉二胡。随后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因文艺单位要压缩编制，1961年，他即转岗到上海图书馆工作。
那时，他对图书馆工作的认识仅是服务读者借书、还书，进了上海图书馆，赵嘉福才知道图书馆是一个很大的机构，除收藏图书供读者阅览外，还担负着包括搜集、整理图书资料等多种职能，相对应地设有采编部、编目部、古籍部等。也许是考虑到采编部、编目部的工作对文化层次要求较高，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赵嘉福被分配到古籍部修补组，因为这里主要是进行手工操作。“当时上海图书馆的古籍修补组有十几个工作人员，几乎都是‘身怀绝技’的老先生，实力在全国来讲都是非常强的。”这些老先生大多从新中国成立前就专业从事古籍修复、书画装裱、石刻碑帖等工作，并享有盛名。十几岁的赵嘉福来到修补组，便成为新生力量，老先生们也从此开启了“带徒”模式，将他作为重点对象培养。十余位老先生中，做古籍修复的曹有福，与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的张士达并称南北修书的“国手”，不少海派藏书家，比如黄裳先生的书都是经曹有福之手修复的。黄怀觉是现代“碑刻圣手”，他13岁到苏州碑帖店当学徒，从事刻字、拓碑、裱帖等，习得一手好技艺。后来到上海，在书画家、收藏家吴湖帆家里专职修复拓片，新中国成立前夕被推荐进入上海图书馆。在两位师傅的教导下，赵嘉福的古籍修复技艺掌握得很全面，尤其擅长碑刻传拓。“碑刻传拓方面，我跟黄先生学习。师傅刻碑的时候话不多，这一方面要求徒弟善于学习，自己观察、自己琢磨、自己练习；另一方面也要求徒弟勤快一点儿。”赵嘉福说，“刚开始学习时，师傅先让磨刀，这一磨就是几个月，哪天师傅看你磨刀磨得不错了，才允许你帮他磨刀，这代表师傅对你的认可。磨完刀之后也不是直接就能上手的，要先在旁边看，打下手，递工具，反复揣摩师傅的手法、刻碑的节奏，有了感觉再慢慢上手练习。”1964年，国家文物局面向古籍修复人才举办了一期为时两年的培训班，赵嘉福有幸参与，跟随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张士达学习了两年。跟随南北两位“国手”学习，又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赵嘉福成为了当今国内掌握古籍修复、碑刻传拓、碑帖书画装裱等技艺最为全面的专家之一。他主持参与过重大文献修复和拓片制作项目，如参与国家图书馆所藏善本《赵城金藏》、明代《西厢记》的修复，抢救修复嘉定、太仓等地古墓出土的霉烂结饼古籍，及清华大学在抗战中遭日军破坏受损的古籍等，使珍贵文献得以抢救和保存。除了修复技艺，文化修养方面，赵嘉福还得到了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等多位先生的教导，受益颇多。时任上海图书馆馆长的顾廷龙是著名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书法家，特别注重培育年轻人的文化修养，专门请馆里的老先生给赵嘉福等年轻人授课。古代汉语由潘景郑、瞿凤起两位老先生轮流上课，教材有两个：一是《古文观止》，一是《中华活页文选》。“从事古籍修复，看不懂文言文不行，最基本的要求是能句读，两位先生从这两本教材中挑选篇目教我们。至于古籍版本方面的知识，瞿先生、潘先生会拿一些好书，给我们讲不同版本的特色。”
除此之外，顾廷龙先生还亲自教他们写毛笔字，“他规定我们上班写一个小时的毛笔字，写了之后拿去给他批，他会用红笔把写得好的、不好的地方圈出来，像教小学生一样，还亲自示范，写给我们看。”顾廷龙先生强调练习书法与图书馆的工作密切相关：首先，目录卡片都是毛笔写的蝇头小楷，写得太不好看总是过不去的。另外，做古籍修复、碑刻传拓，不会写字，刻出来的东西水平不高、境界不够，那顶多只能做个匠人。只有理解了书法，懂得运笔，刻出来的字才有精神。这一番话让赵嘉福终身难忘。直到现在，他业余时间还会写写毛笔字、刻刻印章。他是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曾前往日本、美国以及中国香港等地参加书法、篆刻活动，这些都是他在图书馆工作之余学习、积累起来的，而这也成就了他的“接笔”技能。“接笔”是一项传统技艺，在古籍修复里也叫“补字”。传统书店修书时，遇到里面缺了一页，或者一页里面缺了一部分，如果有相同的版本可以比对，就会用相同的字体把缺失的部分补上。“比如有一套书共10册，每册封面上都贴有签条，如果遇到其中某一册签条缺失，或仅存一半，可依据其他册的签条，仿照再做一个，但要保证颜色差不多，画好栏框，再把签条上的字比照着临出来。”赵嘉福说，这是非常考验功力的，做得好的地方，基本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这种技巧还会运用在书写书根上，但现在基本上已经失传了。一方面，现在不少古籍修复界人士认为，依据整旧如旧原则，缺损的部分没必要去做修补，要尊重典籍文献修复时的本来面貌。“但我不完全同意这样的观点，我认为如果有水平补的话，补得完整一点儿未尝不可。尤其是从技术层面上讲，这个手艺我认为应该要传下去。如果一味地主张不补，这个技巧用不上了，以后也就慢慢失传了。”赵嘉福说，“补字”本身就是很难掌握的，需要多方面的能力：首先要知道缺失的是哪些字，可以通过读句子读出来，也可以找来相同的版本进行比对；文字搞清楚后，关键还要会写，这一点对未来的学习者只会越来越难，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习惯用电脑，习惯写简体字，好多繁体字可能都不认识，更遑论用书法把缺笔补上去了。“虽然很难，现在看来也不是很必须，但我觉得能多学一点也是好的，对自身欣赏力和眼界的提升有很大帮助。”赵嘉福兴趣很广，除了在良师指导下学了修复、石刻、装裱、书法等，还喜欢木刻，甚至喜欢在家里刻紫砂茶壶，然后做全形拓。“这些兴趣一方面陶冶情操，一方面也有助于专业提升。”2004年，赵嘉福从上海图书馆退休，过了几年含饴弄孙的日子。2007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古籍修复也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考虑到人才培养的问题，赵嘉福在大病初愈后，毅然“出山”，先是去国家图书馆讲课，然后又开始到全国各地开展培训授课，可谓桃李遍天下。除培训班外，在国家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支持下，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还开展了古籍保护方向专业硕士的培养工作，2014年，时年70岁的赵嘉福接受复旦大学的聘书，义无反顾地来到教学第一线。不同于传统的“师带徒”形式，赵嘉福在教学中更注重理念的更新。他深感，现在的学生文化层次高，有机会参加多种培训交流，尤其是在修复中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自身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再跟随老师学，就容易产生一些疑问。“我现在很欢迎学生们给我提问题，就是我教你怎么做，你也可以问我为什么这样做。而且大家可以讨论，你认为我的方法不好，你可以提出更好的方法。”赵嘉福认为，社会在发展，我们不能固守原有的观念，他强调自己与学生是平等的，只有尊重对方，对方才会尊重你。在修复理念上，比起抢救性修复，赵嘉福更看重保护性修复，因为他认为古籍还没到需要抢救的程度。“所谓抢救，从医学上来讲，这一秒如果不采取措施，下一秒可能就没命了，这时才需要抢救。可实际上，在现在良好的保存条件下，书库里的破损古籍即使再放上十年、二十年也基本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所以我认为，修复是为了将它保护得更好，如果现在没有成熟的条件或技术力量，宁可还是放一放。”从保护性修复理念出发，赵嘉福非常赞成在修复过程中秉持可逆性原则和整旧如旧原则，尽可能把承载着民族文化的历史遗存保存下去。尽管不少学生对古籍修复有着一份执着和热情，但古籍修复仍是一门枯燥、时常需要坐冷板凳的专业。赵嘉福一边教学，一边思考，怎么让更多人爱上古籍修复。“我想，首先要提高他们的兴趣，其次是要让参与修复者有成就感。”此时，年轻时候练就的“十八般武艺”就派上了用场。“学生们说，老师写个字吧，我就给他们写；他们说，老师刻个章，我就当场刻。”赵嘉福笑称自己就像是在为学生变魔术，时不时出个新花样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赵嘉福每周给学生上课的时间是周五下午1点30分，但他总是在中午12点就提前来到教室。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解答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困惑外，还会给有兴趣学习其他知识的学生单独“开小灶”。“虽然这些兴趣看起来跟古籍修复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很多事是相通的。当年在上海图书馆，我也是在修复之外，会自己琢磨刻小葫芦、刻章等，兴趣比较广泛。顾廷龙馆长看见我在做这些，从来没有批评我，反而很高兴，特意介绍相关方面的专家来指导我。”赵嘉福说，有了兴趣就不会觉得枯燥，只会越做越有意思。
除了兴趣，古籍修复更看重动手能力。“现在我们培养人才，包括图书馆招聘人才，都非常看重高学历。当然，在当前形势下没文化肯定不行，但古籍修复说到底还是一项需要动手的技艺，并不是学历越高就能做得越好。”对此，赵嘉福建议，高校可以招收一些定向培养的学生，以面试甚至动手操作来代替入学考试，或者在考试的时候对手工操作成绩稍微有一些倾斜，这样或许能招到更合适学这项技艺的学生。赵嘉福还提倡图书馆里正在从事修复的人员到高校进修，希望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出优秀的修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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