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
杨绛先生的书很受欢迎，因为畅销，书以各种形式印得很频繁。据我所见，单是文集就有好几种，如《杨绛作品集（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杨绛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杨绛译文集（三卷）》（译林出版社1994年出版）、《杨绛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杨绛散文戏剧集》（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杨绛小说集》（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杨绛作品精选（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杨绛文集（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初版）、《杨绛文集（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等。值得一提的是，收录较全的《杨绛文集》2004年5月出版，当年9月即重印，此后在2009年6月、2010年5月、2013年6月和9月又先后重印，总印数达1.6万套。最近，我于书店又看到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杨先生作品集（创作部分）。应该说，读者对杨先生的著作已经很熟悉了，如再出版“全集”，应该对已经出版和没有出版过的文字全部予以收录，以让读者有个全面的了解。但，事实并非如此。
2014年8月，《杨绛全集》（九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套书我买得迟，翻得也迟，因为杨先生一些重要著作的单行本和单篇文章我大多见过，只是以收藏心理购之，并不急着看。近日，我偶然翻查杨先生1998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吴宓先生与钱锺书》，随手查阅《杨绛全集》，竟遍寻不到！这就奇怪了，这样一篇众人皆知的文章，《全集》居然没有！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杨绛全集》
疑惑之下，我这才将《杨绛全集》第一卷前的《出版说明》与《作者自序》仔细看了一遍。看完后，忽觉有种受骗之感。这次《杨绛全集》的出版，是基于“多篇新作的问世和两部重要作品（译作）的复现”，“为反映作者文学创作和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的全貌，我们决定隆重推出《杨绛全集》（九卷本）”（《出版说明》）。实际上，新作及新发现的著作，加在一起才二十来万字。即使这样，文章与著作是不是收录齐了呢？也没有。在《作者自序》（这篇《自序》很奇怪，居然还是作者2003年为《杨绛文集》的出版而写的序，只字未动）中，作者清楚地写道：
全部文章，经整理，去掉了一部分，把留下的部分粗粗分门别类。一半是翻译，一半是创作。创作包括戏剧、小说和散文。散文又有抒情、写意、记事、记人、论学、评书等。文章既是“随遇而作”，按时期编排较为方便。
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删弃。文章扬人之恶，也删。因为可恶的行为固然应该“鸣鼓而攻”，但一经揭发，当事者反复掩饰，足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我待人还当谨守忠恕之道。被逼而写的文章，尽管句句都是大实话，也删。有“一得”可取，虽属小文，我也留下了。
这篇序放在《杨绛文集》里，一点问题没有，因为“文集”不是“全集”，文字有取舍，无可争议。但是一旦出版“全集”，可就另当别论了。“全集”，顾名思义，汇集了一个人一生全部之文字，否则算不得“全”。一般情况下，出版全集者，多非在世者，因为人还健在，难保不再动笔，很易失之于“不全”。当然，除了杨先生，也有健在者出版全集的，如《张岱年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李敖大全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2000、2010年出版）等。作者健在，出版《全集》也有好处，那就是自己把关，容易收全自己一生的文字，不至于让后人费劲去搜集考证。但像杨先生这样出版《全集》的标准，实已失去“全集”的意义。“全集关键在乎‘全’，不在乎‘好’。”（郭娟《“全集”不全》）现在一些“全集”，之所以“不全”，是有不得已的客观原因，比如文字佚失或暂未发现（如《胡风全集》《张爱玲全集》），或意识形态不允许（如《胡适全集》《傅斯年全集》）等，也有家人刻意为尊者讳而不收一些特殊时期文字的（如《三松堂全集》）。——而由健在的“全集”作者自定标准、任意取舍的很少。
依杨先生的标准，像《答宗璞〈不得不说的话〉》《从“掺沙子”到流亡》《吴宓先生与钱锺书》等“扬人之恶”或引起过争议的文章都删去了。像《一个婊子》（曾收在《杂忆与杂写》《杨绛作品集》《杨绛散文戏剧集》等集中）这样从标题到内容都显得刺眼，与杨先生惯常温文尔雅形象不符的文章，也没有出现在《全集》中。其实，这些文章已经收录在公开出版的文集中，很易查得，有必要刻意删弃吗？还有些如《我爱清华图书馆》（《光明日报》2001年3月26日，收《杨绛散文戏剧集》等集中）等很平实的文章也未见收录。“三幕闹剧”《游戏人间》，因为找不到底稿，没有收录，情有可原（最好列在目录中作存目）。
我个人觉得，删去几篇文章也不是什么大事（我们很容易找到），真正应该收入《全集》而未收的文字才是顶重要的。杨先生的日记、书信、诗歌、笔记、各时期的检查书、声明等，《全集》多付之阙如。这是最不该的。《全集》第三卷只收录书信三封，诗六首，日记、笔记等一字未收。但就日记言，在杨先生的文字中应该占着很大的比重与分量。杨先生与钱锺书先生一生都有记日记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拙文《钱锺书的日记》可参）。《全集》第九卷后附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记录“最翔实最完整”（《内容提要》），应该是其日记的缩影，可见一斑。杨先生晚年花极大精力，影印出版钱锺书先生的手稿笔记，受到学界一致称赞。她相信，公之于世才是最妥当的保存，她祈愿这个办法能使“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那么，杨先生在有生之年，既然要出版《全集》，为什么不能亲自将未公开的日记、书信、诗歌、笔记、检查等搜集整理交付出版呢？如今，这已成为一个巨大的遗憾。
现在看来，对于一套名不副实的《杨绛全集》，我不知道有什么出版价值。除了杨先生的意愿，恐怕出版社也有利益考量。但这对读者不公平，某种程度上是对读者的欺骗，辜负了大家的信任。对喜爱杨先生的读者来说，不买，心有不甘，买了，有点浪费。《杨绛文集》与《杨绛全集》重复率太高，连杨先生自己都说：“这（《全集》）和《文集》差得不多。”所以她不主张开出版座谈会。——出版社压根就不该出版这套《全集》，新增的二十来万字，出一本《杨绛文集》续集，足矣。
杨先生是个生命奇迹，得享高寿，且晚年思想活跃，思路清晰，百岁以后还笔耕不辍，这是令人羡慕与尊敬的。在《杨绛文集》多次印刷后，杨先生出版自己“钦定”的《杨绛全集》，其完善自我、给自己正名定位的心理我们是能看出来的，也能理解。这个“洁本”《杨绛全集》，她显然希望是定本，以后不要再搞真正的“大全集”了。从她在近百岁之年续写小说《洗澡》（即《洗澡之后》）不难发现，她生怕别人狗尾续貂，毁其形象。《洗澡之后》“前言”里，她解释道：“我特意要写姚宓和许彦成之间那份纯洁的友情，却被人这般糟蹋。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小说“结束语”中，她再次强调：“许彦成与姚宓已经结婚了，故事已经结束得‘敲钉转角’。谁还想写什么续集，没门儿了！”（《杨绛全集》第一卷第515页）杨先生是多虑了。其小说，在当下这个文学消费环境里，不可能像《围城》那般受欢迎而有被续写的危险。老实说，《洗澡之后》并不成功，“大团圆”的结局太显直接，已无法和《洗澡》的高度相比。过于强求“圆满”的结局，往往并不让人“称心如意”。
平心静气地说，对一些争议长短的文字，没有回避的必要，刻意回避，反而会引起莫须有的联想，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一些已发表而无争议的文章更不该失收。编选《全集》仍以尊重历史、忠于历史、全部收录为主要原则为好。杨先生曾言及钱锺书先生对他早年作品的态度，“他早年的作品唤不起他多大的兴趣。‘小时候干的营生’，会使他‘骇且笑’，不过也并不以为见不得人。谁都有个成长的过程，而且，清一色的性格不多见”。（杨绛《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同样的道理，不会因为几篇文章，就降低了杨先生在读者心中的地位，就毁了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这几天，在网上听到另一种声音，说杨先生“生前其实并未达到解脱的境界”，她处处维护钱锺书的声誉，对“钱学”研究划框框，因此认为：“钱杨夫妇本质上是传统的知识分子，能洁身自好是其长，不能奋勇担当是其短。”（萧三匝《在杨绛忌日，说几句不合适宜的话》）话虽言重，但也足以让人深思。对杨绛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杨先生又何尝不是在给自己“划框框”呢？
常言“天要落雨，娘要嫁人”，世间个人左右不了的事太多了。杨先生去世后，她原来的意愿估计不久会变成一厢情愿了。冯友兰《三松堂全集》已出版到第三版，我敢断言，《杨绛全集》定会出版第二版第三版，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早知如此，生前杨先生若以开放的心态，将全部文字交予出版社，那该多好。是非功过，历史会给出结论的。套用扎西拉姆·多多几句流行的诗，以之作结，给那些被杨先生遗弃的文字：
你删，或者不删，文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你选，或者不选，字就在那里，不消不失。
你要，或者不要，我始终在你的名下，难涂难改。
把我彻底焚烧，或者，让我进你的集里。
烟灭 灰飞，尘世 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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