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看惯了集中大批专家合编之文学史教材的眼光,来读钱穆先生(1895-1990)的讲课记录本《中国文学史》(天地出版社2015年6月版),一定会觉得有两大问题:一是讲述太简单,从上古讲到清朝,一共只用了不到二十万字,涉及的作家作品不多;二是结构不匀称,全文凡三十一篇,长的甚长,短的很短,而且中间跳跃得很厉害,例如关于中古文学,第十七篇讲建安文学,接下有两篇是《文章的体类》和《昭明文选》,而到第二十篇就开始来讲唐诗,整个魏晋南北朝就那么一笔带过了。宋代只讲词不讲诗。小说戏剧都谈得非常简单,他自己就检讨说“讲诗、赋、散文较详细,讲词、曲、小说则时间较少”(第330页)。如此等等。当今的文学史教师恐怕无法接受这种安排。
但是我们要了解,旧时代的大学里没有严格的大纲,文科教师授课相当自由,所讲的内容无非是举例性质,这里有他自己的见解和心得,其余的内容,学生自会找书来看。一部中国文学史,内容太多太复杂,就是写成二百万字,二百五十万字,仍然不可能完备到毫发无遗。在有新意的地方多讲讲,其余一笔带过,其实倒也未尝不可。我读大学虽已很晚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那时老先生们上课还是天马行空,专讲他的心得,还有各种书上没有的花絮,大家很爱听;至于那些按部就班的课,则开小差的比较多,反正书上都有,自己去看吧。钱先生讲中国文学史是他在所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当院长的时候,一段在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段在1958至1959年间,那时新亚的学生无多,整个教学带有旧时书院的风格,外界总以为它是一间“野鸡大学”(详见本书刘悠扬《附记》引述叶龙的回忆,第355页),这里讲课尤其自由。
所以,如果换一种眼光来看钱先生的这部《中国文学史》,则会觉得很有趣,别有洞天,且能得到不少启发。兹略举几点来简略一谈,与同好者商榷共赏。
首先,钱穆很注意论述中国文学的基本特点,指点津梁,纲举目张。书中颇有深刻的见解,例如他讲《诗经》的赋、比、兴,其中发挥道:
这就讲到根本上来了。中国文学的传统正在于情与物的互动相生,情与物乃是文学特别是诗歌的两个轮子。有人说中国文学的传统就是一个抒情性,这个提法恐怕未免失之于偏。独轮车不容易骑很远。写景叙事同样传统悠久。在散文里,除了情与物的相生互动以外,还有一个议论的传统,但诗里面不宜大发议论。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中国文学有两个半传统(详见顾农《从鲁迅杂文说到中国文学的两个半传统》,《文艺报》2012年10月19日第7版),就是说这样一层意思,那半个传统即指议论。
钱先生讲中国古代最重视《诗经》以及《昭明文选》,甚至说只要读这两部书就够了(详见第136、183页),其深意其在此乎。
中国文学的另外一大特色是它的工具性、实用性。钱先生在讲到《史记》时,指出司马迁“将文学与历史融合在一起,亦将文学与人生加以融合”,接下来又进一步提升到全局加以发挥道:
其实传统的“文以载道”这一句话也就把文的应用性、实用性、工具性说得很清楚了。这是一个事实判断,怎样做价值判断则是另外一回事。
钱先生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大家,他一向注意抓根本,讲大局。一般的文学史不大注意这个方面,这正是我们要好好向他学习请益的地方。
第二,钱先生研究学问包括文学史,主张兼顾宏观与微观,尤重宏观,他说:
这个看手的比方打得亲切。文学史研究现在是越做越细微了,培养学生也往往以“细功夫”为主,这当然也是必要的,而“大功夫”甚少有人着手,未免失之于偏,弄不好很可能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甚至只见叶脉而不见其树——只见到文学史上的某一小片段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只研究一个很小的小问题,而完全不管那周围的大问题。
在讲到汉赋时钱先生就中国文学的全局发挥道:
这样的估价自有其深刻的依据,其背后则是儒家的传统在起作用。
在分析过《古诗十九首》中“玉衡指孟冬”那一首以后,钱先生发挥说:
这里的价值判断儒家色彩甚浓,或可存而不论,而作为一个事实判断,是大有道理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一般不大强调具体的时空,往往多写一种普遍存在的情景和感慨。
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中随宜地发抒诸如此类的宏观高论,是钱先生著作中常常会有的情形,也是他的著作总是能引人入胜之所在。
第三,本书中多有关于文学史若干个案的精辟见解,足以发人深省。这样的碎金片段很多,例如书中说起曹操的文章道——
这里所说的“有人”是指鲁迅,“祖师”的提法见于他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此前在讲起贾谊文章的时候,钱先生曾指名道姓地具体引用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意见(“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详见第85页);此后讲《史记》时又一次征引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详见第148页)。钱先生很少征引当代学者的看法,鲁迅是一个例外。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他们两位的思想、立场、文风都大不相同,而在某些文学史问题上却英雄所见略同如此。
钱先生的精辟见解甚多,再略钞两则以便共赏——
最近《光明日报》等报刊上正在热烈地讨论中国文学何时自觉的问题,钱穆先生六十年前的见解很足以供我们学习和思考。
(作者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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