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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当之无愧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德国作家。他的《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比目鱼》《母鼠》《我的世纪》等小说是德国当代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作品不仅在德国脍炙人口，而且被翻译成数十种外文出版，享誉世界。格拉斯还是一位技法娴熟、富于创新精神的画家和雕塑家，早年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接受过雕塑与绘画专业训练，他在写作之余，创作了大量雕塑与绘画作品，迄今已经在德国、美国、英国、法国等十几个国家举办过数百次个人画展。
作为德语译者，我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从1979年就机缘巧合地与格拉斯本人结下了缘分。最初读到格拉斯的作品，还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读大学的时候，当代德语文学选读课本里有格拉斯《铁皮鼓》的章节。我也从文学史和作家词典里了解到格拉斯的生平和创作情况。
本文作者与君特·格拉斯合影
1979年9月，格拉斯带着新作《比目鱼》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还没有任何格拉斯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因此，中国文化界名人在出席德国大使馆举办的《格拉斯画展》时，几乎都不知道这个德国著名的作家。在华期间，格拉斯曾经在北京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学院介绍了德国战后文学并且朗读了他的作品《比目鱼》部分章节。当时我正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德语系读大二，有幸第一次见到这位留着胡子的德国作家，可惜的是，当时我根本就听不明白这部原本就极难读懂的作品，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凑热闹”的听众去为一个前来访问的外国大作家捧场。1986年我进入《世界文学》杂志当德语编辑。1987年，编辑部拟出“格拉斯专辑”，由我负责选编，并指定我和友人石沿之合作翻译他的中篇小说《猫与鼠》，后来我还非常幸运地得到作者为《猫与鼠》中译本亲自写的前言。冥冥之中，命运似乎把我和格拉斯连在了一起。
1990年，我赴德国求学，在1995年4月25日，在法兰克福又见到了格拉斯，那是他首次公开朗读尚未正式出版的新作《辽阔的田野》。朗读结束后，我递上一本1987年第六期《世界文学》，请他在上面签名。格拉斯立刻从封面认出这本当年曾经收到过的样刊，并且回忆了他接到《猫与鼠》中文样书时的愉快心情。此后，我和太太任庆莉一起开始自主创业，把德国的图书引进到中国出版，作为格拉斯作品的中文版代理人，我们把格拉斯的十多本书，包括《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等代理到中国出版。当我把“格拉斯选集”中文版十卷本（精装本）亲手交给格拉斯的时候，他非常激动，当场拥抱了我并主动提出合影。1999年到2013年之间，我则有幸参加过五次格拉斯翻译研讨会：《我的世纪》《蟹行》《剥洋葱》《盒式相机》、“诗歌”。并且翻译出版了《我的世纪》《蟹行》《盒式相机》。
在这期间，我也与格拉斯一起经历了他的辉煌与坎坷。1999年3月底因参加《我的世纪》翻译讨论会，有幸与格拉斯夫妇在哥廷根的一家小旅馆同吃同住同工作整整三天。格拉斯不仅详细解释翻译《我的世纪》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而且结合书中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向我们介绍了许多他本人与这些人和事的鲜为人知的往事。他还多次朗读了部分章节，七十多岁的老人朗读起来声音洪亮，抑扬顿挫，赢得了与会者的阵阵掌声，那些用方言朗读的声调，给译者们增加了许多感性认识。遇到书里出现的一些经典老歌，格拉斯常常会轻声吟唱，尽管格拉斯夫人乌特几次都说他“跑调“。书里多次出现跳舞的章节，这时，擅长跳舞的格拉斯更是眉飞色舞，当有人问起格拉斯的“舞艺”时，他说：“我个头矮小，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位女士愿意和我一起跳舞。她们更喜欢那些个子高的活泼的男人。后来爆发了战争，这些男人最先被送去打仗了。这样我才有机会跳舞。熟能生巧！”早年学过雕刻的格拉斯自称曾经当过“石匠”，用专业术语向大家讲解了书中提到的玄武岩和斑岩的区别。这个采了几十年蘑菇的“蘑菇专家”对蘑菇品种了如指掌，讲起各种各样蘑菇如数家珍，令人大开眼界。格拉斯喜欢烹饪，最早参加这种翻译讨论会的译者都曾有口福吃过他做的比目鱼。提到一种烈性酒时，格拉斯对着我说，就像你们中国的茅台。他对1979年访华期间喝茅台，看主人表演用火点燃茅台记忆犹新，还说他回到德国后，进中国饭店有时也会要一杯茅台自己喝，还曾经为孙子孙女表演过点燃茅台。告别的那天，我提出要给他寄一瓶茅台，他也没有客气，给我留下了他的地址。我当然很愿意让他有机会重温中国之行，为他增添一些与孙辈共享天伦之乐趣。
每天晚上，格拉斯夫妇几乎都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总是到午夜才散。他喜欢喝红葡萄酒和啤酒，娓娓道来那些有趣的往事。作家充满幽默、睿智的谈吐不仅深深地感染了我们这些译者，而且吸引了邻桌的客人。这些天里，这个看上去很严肃的大作家，对所有的译者都很客气和蔼，尤其是对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的新人更是特别体贴，所有参加的人，哪怕是第一次参加的新人，都会很快就融进了这个被格拉斯称作他的“第二个家庭”的圈子。每天晚饭的时候，他给人留下的是一个风趣、幽默、机敏、善解人意的长者的印象，都会讲许多很私人的事和亲身经历，更让我们感到亲切。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格拉斯作品翻译讨论会，第一天，我就不仅深深地被格拉斯的魅力感染了，而且深感自己负有责任，毕竟我是唯一参会的中文译者，要尽可能地把作者的原意传递给中文读者。就在我埋头翻译之际，9月30日，从瑞典传来消息：瑞典科学院宣布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颁奖的理由是，格拉斯“在语言和道德受到破坏的几十年”之后，为德国文学带来了新的开始，他在“清醒的黑暗的虚构故事中展示了历史遗忘的一面”，他的《铁皮鼓》是二战之后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瑞典科学院还称他的新作《我的世纪》是“按时间顺序伴随二十世纪的注释，并且对使人愚昧的狂热显示了一种独特的洞察力”。此时，《我的世纪》中译文也全部完成，于2010年在大陆和台湾同时出版了简体字版和繁体字版。
与此相比，2006年，伴随着《剥洋葱》，笔者也经历了一次“痛苦、难舍“的心路历程。《剥洋葱》正式出版之前，格拉斯接受了《法兰克福汇报》记者采访，《法兰克福汇报》把书中格拉斯曾经参加过武装党卫军（Waffen-SS）这段经历，大肆渲染，一时间，《剥洋葱》成为世界各大媒体的热点新闻，格拉斯受到了文学界、政界、评论界等各方面的猛烈批评。年届八旬的格拉斯在书里首次披露自己年轻时参加武装党卫军这一人生污点，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为了袒露这个埋藏心底60年的秘密，他选择了自己历来表示怀疑其真实性的回忆录这种形式。“这事令我心情沉重。我这么多年来的沉默是我写作本书的原因之一。这事必须讲出来，终于讲出来了。”（格拉斯语）
面对众多的责问，格拉斯建议大家先去看看这本书，并且在一些公开场合做了解释。关于秘而不宣的原因，他说：“这事一直埋藏在我心底。为什么现在才说的原因，我现在也说不清。它始终缠绕着我，让我不得安宁。我以前觉得，自己作为作家和这个国家的公民现在所作的一切，和自己年轻时带有纳粹时代印记的行为针锋相对，这就足够了。所以过去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过。我是被征入党卫队特种作战部队的，没参与过任何犯罪行动，但自己一直觉得必须有朝一日在一个内涵较大的场合里对此予以说明。直到现在我克服了内心的障碍，终于拿起笔来撰写自传并将我的青年时代作为这本回忆录的主题时，这一机会才得以出现。这本传记记述了我12岁到32岁这段年月的生涯，正是在这样一本书里我得以敞开自己的心扉。” 2006年的夏天，格拉斯经历了一场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光。老人敢于面对，敢于担当，也得到了社会和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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