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的“现代性”虽然面貌各异，但本质上不外乎经济商品化、政治民主化与思维与文化科学化三个充分必要条件。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现代性改造的国家，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麦克法兰将英国的现代性（Modernity）追溯到800多年前即12世纪的英格兰，称英格兰的现代性因素是现代世界的DNA，此后几百年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化在本质上是对英格兰DNA的模仿和复制。麦克法兰的著作给人留下的基本印象是，他在讲述一个“现代世界起源的英格兰故事”，或者说是在讲述世界历史进程的“英国特殊论”。
麦克法兰认为，现代社会有五大表征：恰到好处的人口结构；政治自由的确立；特定的社会结构，即家族力量被削弱，以血统为基础的严格社会分层被消除，一个开放的、流动的、较为精英主义的体系建立起来，公民的首要忠诚对象必须是国家，而不是任何其他因血缘而来的团体；一种全新的财富生产方式的兴起，即今人所称的“工业革命”；特定的认知方式——科学和世俗的思维模式。这是从社会学视野对现代性所做的考察，从历史学角度看，这样的考察不能令人满意。
从历史角度来看，考察“现代性”不能脱离“前现代”这个参照物，因为现代世界所具有的“现代性”，是在对照“前现代”社会的特性时才呈现出来的：没有“前现代”的存在，现代世界的“现代性”无从谈起；而没有现代世界呈现的“现代性”，则“前现代”难以被充分认识。可以说，研究“现代性”，不能无视“前现代性”以及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因此，与其如麦克法兰一样对“现代性”特征做拼图式勾画，不如将现代性作为一个系统来认识。
与“前现代”世界相比，现代世界具有的独特系统具备三个互为关联的特征。首先，从经济上讲，与前现代社会不同，现代社会的特性之一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在现代社会，商品经济虽不是唯一的经济成分，但其充分性足以改变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而前现代社会基本上是以农本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形态，之所以说是“基本上”，是因为前现代社会并非完全没有商品经济，而是极不发达，不足以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与行为方式。麦克法兰所谓社会结构即家族力量的削弱与消除、民族国家的形成、全新财富生产方式的兴起、工业化的发动与完成，以及个人主义、自由平等观念的形成，只有在商品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或者说，现代社会的这些表征不过是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已。人口结构相应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以我国的人口变化为例，几十年前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一大难题，在现下的经济发达地区，即使在农村，也没有人愿意养一大窝孩子。
其次，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在政治制度上，现代世界的现代性表现为法治化，集中体现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个人财产权的确立，人身自由、平等权得到保障，是商品经济内在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指出：“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7页）麦克法兰所谓“政治自由的确立”乃是民主制度的应有之义。
第三，与商品经济与民主制度相适应，在思想文化层面上，现代性表现为理性化与科学化思维的形成；其最初阶段表现为理性化，即摆脱宗教的世俗化思维，最高层次即科学思维的形成。科学思维的形成，不仅表现为自然科学各领域摆脱前现代长期存在的超自然概念，而且也表现为政治领域摆脱宗教神权观念。这一点就是麦克法兰所说的“特定的认知方式——科学和世俗的思维模式”。
麦克法兰以英格兰为研究对象所勾勒出的“现代性”不无独到与精彩之处，但问题在于，他从社会学家的视角勾勒英格兰“现代性”，将本质元素与本质元素派生的次生元素杂糅在一起了。其结果是，他为人们呈现的“现代性”虽具有令人赞叹的丰富多彩，却将“现代性”这种世界现象背后的本质复杂化了。实际上，世界各国的“现代性”虽然面貌各异，但本质上不外乎经济商品化、政治民主化与思维与文化科学化三个充分必要条件。
英国最早成为现代性国家，从历史这个角度，有几个因素值得考虑。一是气候因素。英国处于温带，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农业、畜牧业（尤其是养羊业）、养殖业具有相当有利的条件，商品经济较早发育。二是岛国地理条件。1066年诺曼征服以后，英国王权相对于欧洲大陆发展程度较高，加之英格兰为岛国，居民相对单一，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有利于民族意识的形成。在这一点上，英国优越于欧洲大陆其它国家。同时，岛国所具备的天然防御条件免去了建设常备军之负担，节省了人力物力，大大加速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资本原始积累。第三是法治环境。欧洲封建制度共有的特点，是贵族势力强大，国王势力弱小；国王只是全国最大的贵族而已。英国王权虽较欧洲其它国家王权强大，但仍难以形成类似中国帝制时代的皇权专制制度。1215年产生大宪章是欧洲中世纪的大事件。大宪章与中世纪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封建章程一样，体现的是封君与封臣之间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对国王权力扩张是约束，对贵族履行义务也是约束。这种封建契约关系贯穿于封建各等级，融入习惯法后形成一种制约力量，使封主不能过度压迫、剥削封臣。（见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12-714页）这种契约精神是近代社会契约伦理的重要来源， 也是民主制度建设的资源；而在另一方面，它使农民的劳动产品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产品剩余增加。产品剩余增多，不仅使农民获得较大的再生产能力，而且使农民拥有较多产品用于出卖，商品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增大。商品经济的较早发展造成的后果，是英国封建贵族向市民阶级的转化更为明显，市民等级力量由此增强；同时，一切有利于提高商品生产的能源与机械技术都得到重视与积极推广。以技术改革为核心的“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较早发生，科学理论较早出现，其推动力正是商品经济。
世界各国完成“现代性”改造的过程，政治民主化居于关键位置。人类生活存在着对产品交换的永恒需求，而人们的逐利欲望更是与生俱来，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是哪个时代、哪个民族特有的现象，而是所有时代、所有民族共有的特性，因此，商品经济产生与发展的土壤天然存在，然而，政治集团维护统治的需求却可以使商品经济永远得不到充分发展，中国皇权专制制度下的“重农抑末”政策，使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两千余年成不了气候，便是凿凿明证。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虽是商品经济发展、市场制度建立的客观要求，但民主制度的建立，却因为损害统治集团的利益而难以建立；同样，科学文化与思维也往往因销蚀前现代政治伦理、从根本上触动统治集团的权力合法性而不能建立。“启蒙运动”难以开展，而政治蒙昧主义却顽固地存在，道理即在于此。
政治民主化在现代性形成中具有枢纽作用，也为我们经历的历史所见证。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老太太将十个以上的鸡蛋拿到集市上出卖，都被视为资本主义，那个时代最出名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政治决策将商品经济视为洪水猛兽，将市场经济完全扼杀。改革开放以后，还有人一直顽固纠缠于市场经济的“姓资姓社”问题，致使商品经济发展对现代社会的必要性认识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才确定市场经济的合法性。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市场经济体制才获得承认。但人们看到，由于政治民主化尚未完成，权力干预经济所形成的权贵经济怪胎，以及必然伴生的权力腐败，作为洋务运动以来一直打不开的死结，成为中国社会现代性改造迟迟走不出的困局；作为必然结果，政治思维的科学化也难以完成。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一直强调中华民族的出路唯有民主和科学——实际上涉及现代性系统中的后两个层面，即民主制度建设和科学文化与思维的培育——然而，人们看到的是，在制度建设上，民主与科学至今仍是未达之目标。
经济上的商品市场运行模式、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思维与文化上的科学化，构成现代性系统的要件；从这三个要素中派生出“现代性”的其他元素。从理论上讲，这三个要素在每一个民族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或在某一个时期发展出其中的一个要素，从这个意义上，“现代性”具有普适性，是一种普世性的现象，并非英国所独有；当今世界各国能够先后走上现代化道路，完成现代性改造，有其内在原因，不可简单地归结为复制英国的榜样。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充分实现，需要这三个要素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一特点决定了现代性的产生，在各民族中并非自然而然地生成，偶然性与人的意志所发挥的作用，超乎人们的想象，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并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英国作为首先产生现代性的国家，其创造性自然应得到承认。麦克法兰断言人类“从‘进步’的钢丝绳上摔下来永远都很容易，没有什么东西笃定延续千秋万代”，是有道理的。它让人们明白，有的国家何以即使面临沛然不可抵御的现代化潮流，仍然可以闭关锁国，拒“现代性”于国门之外。
麦克法兰的研究，包括他对“现代性”概念的认识，仍存在许多问题，不过，他已经以自己的方式将“现代性”这个重大问题提了出来，并做出了独立的解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就此而论，其苦心孤诣的经营与探索是值得尊重的。
（本文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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